蒋介石所经营之淞沪会战，凸显其抗战思想

来源: 69201 于 10-01-24 11:19:53 [档案] [博客] [旧帖] [转至博客] [给我悄悄话]

“八一三”淞沪会战是当时军政次长陈诚建议主动发起，以将日军主力从华北吸引到华中。

当时军政次长陈诚从上海返回南京，向蒋介石提出扩大沪战的建议：“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驱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一牵制之。”

陈诚的理由是，自古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都是从华北南下黄河、长江，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如依仗机械化优势大举南下华北平原，攻占武汉，中国军队不但难以抵挡，而且国民政府和抗战物资也无法撤退到大后方进行持久抗战。不如主动进攻上海吸引日军，国民党军可依托钢筋水泥建筑大量杀伤日军，并将日军主力逐渐引到华东稻田水网地带，使日军重装备难以运动、发挥威力。

陈诚在日记中记载了他对蒋介石作此建议后的回应：“一定打”。

南京军事委员会管理部代部长姚琮也曾向蒋介石解释建议淞沪作战，“其利有五：指挥便利一也；集中容易二也；补给较便三也；江南多港湾不利于敌四也；易动列强感官，而得多助五也。”

这个看似比较全面的战略决策，代表了当时国民政府对淞沪之战的主流判断，应该讲是出于战略有利的考量。可惜此后实际作战中，几乎都未能出现对国民党军有利的方面。

为什么呢？

在外交方面，国民政府试图以上海为战争舞台，获取国际社会同情。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曾警告英国外相艾登，“上海是英国在华利益的中心，如果中国在这里战败，日本将控制整个中国市场，因此中国作战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英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也主张，以上海之战正世界之视听：“毫无疑问，在上海前线许多精锐军队是要丧失的。问题在于，是运用这些军队坚守上海，从而在国外产生心理上的效果呢？还是后撤到一个偏僻角落进行战斗，这个地方不为任何人所知，也就不会有任何人表示关心，但是损失是相同的？全世界都知道上海在什么地方，战斗是为了什么。在上海集中了西方各国最大利益，西方人士将仔细阅读报纸上的战况报道，马上会得出印象。所以我们主张政府尽可能坚守上海一线。”

当时的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也在回忆中说，蒋介石当时对他坦言：“上海这一仗，是要打给外国人看看。”

蒋介石同意陈诚、姚琮军事方面的判断，加上考虑上海为远东经济中心，还有租界，西方各大国有直接利益，如上海开战西方大国必会干预！于是，指示主动发起上海作战。

国民党这一“围魏救赵”计策，在时机选择上可以说是极大错误。

蒋介石以扩大战事，以期国际调停为主要目标，只想小打一下，无全国全民族性抗战之准备和决心，对当前交战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格局也缺乏充分认识。

当时对中国最关键的是时间，因内战刚结束不久，国民经济正逐渐恢复（193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战前最高峰），陈诚本人也正在负责利用进口武器装备50个国防师的计划（如与德国合作，用江西大余的钨矿石换取德国武器），在上海与日军大战，则势必终止中国的抗战准备而仓促与日军决战。

实际当时日本决策机构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对是否全面侵略中国摇摆不定，以参谋次长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不扩大派”暂时占了上风。石原为当时实力派人物，因当时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为皇族只是挂名，军部实权在参谋次长石原手里。石原甚至主张：“断然将我华北全部驻军一举撤至山海关满华国界，然后由近卫首相亲自飞往南京与蒋介石促膝交谈，解决日华间根本问题。”。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也策划“日中邦交调整和停战方案”与“船津工作”。1937年7月底8月初，石原莞尔向日本陆军、海军首脑疏通，坚持“以外交手段收拾残局”。于是以石射猪太郎为主，会同陆军省当局人员，作出了日中“全面邦交调整方案”和“停战条件”。这个方案获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三省一致同意，首相近卫文麿也立即表示支持。石射猪太郎把这一方案委托于设在上海的日本在华纺织同业会理事长船津辰一郎，让后者将方案秘密地透露给南京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试探中方态度。8月9日，船津与高宗武在上海进行会谈，同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与高宗武也作了一次会谈。

据这个日本方案，中日双方军队停战线划定为河北省永定河及白河右岸以东、以北各地区及察北六县为非武装地带，日军除战前驻屯军原有兵力外，新增部队一律撤退，中方则将中央军撤出河北省，实行停战，同时废除《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土肥原秦德纯协定》以及《淞沪停战协定》。所谓调整邦交，日方承认中国中央政府直接统治河北、察哈尔，撤销冀察政务委员会及伪冀东自治政府，日本对内蒙、绥远不加干涉，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及河北经济协定。中国则对东北的伪满洲国予以承认或者默认，日方则考虑对华经济援助及撤废治外法权等等。

日本这个方案，是通过回复到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换取国民政府对东北伪满洲国的正式承认。国民政府本可利用此次谈判与日本周旋，尽量赢得更多时间。

然而当高宗武返回南京时，“八一三事变”正好爆发。

中国军队进攻上海日军后，石原莞尔被迫辞职，日本统帅机构决定全面侵华。就算当时国民政府对日本动向判断不明，日军占领武汉就能切断国民政府退路？实际上还有江南广大地区可作回旋，抗战中这些地区有六、七年时间还在中国手里，大可作为撤往大后方的通道。再说日军从华北大举南下就能发挥机械化优势？黄河、淮河、大别山区都可极大限制日军行动，以后武汉会战中日军精锐部队在大别山特别是富金山陷于苦战就是例子，并非就是日军通途。至于国民党军70多个师、70多万大军在淞沪狭小战场与日军硬拼，在日军海陆空优势火力密集攻击下死伤枕藉，伤亡达30万，甚至有一天伤亡万余的惨况，正是让日军充分发挥其诸军兵种合成作战的优势。

所谓江南稻田水网限制日军作用也有限，日军正可发挥其海军优势用舰艇溯长江而上武汉，有力配合陆军行动，这一点正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所不具备的。还有就是京沪一体，上海既为前线，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就直接暴露在日军兵锋之下，日军增兵上海后很快就直捣南京，对中国抗战震动极大。

至于国际干涉纯为幻想，当时绥靖主义盛行，西方大国决不会为了中国与日本翻脸，火中取栗。

当代历史学家余子道在《论中国正面战场初期的战略作战方向问题》（《军事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中国统帅部以大量兵力集中淞沪，既削弱了华北抗日战力，又未保住京沪杭地区；而上海、南京失守，长江门户洞开，对武汉和华中腹地威胁极大。这不能被视为是战略上的成功。”《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的作者黄仁宇认为，“从现在公布的蒋日记看来，淞沪地区作战并无全盘计划”。蒋介石虽然早有作战计划并决定出其不意地发动进攻，但是对于日本方面对中国军队进攻可能作出的反应，却“一切未经考虑”，“所以蒋介石在上海地区集结兵力迎战，可能出敌不意，而敌之对策亦出蒋之不意”。

由此可见主动发起上海作战是何等幼稚，但国民党战后数十年照例吹嘘这一战略如何“高明”！

国民党军准备进攻上海的第一批部队是87、88师，原为国民政府的警卫部队，是德国顾问训练的样板师，全德国武器装备，为国军精华。秘密开到上海附近后，张治中又建议抽调正规军化装为保安队进驻上海，蒋介石同意了，派了第2师补充旅换上保安服装进驻虹桥机场。何应钦认为这一做法冒险，拍了张治中的肩膀：“文白，这是要闹出事来的啊！”（见时任第9集团军作战科长史说的回忆：“八一三凇沪抗战记略”，载“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系列之《八一三凇沪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90－91页）

现在我国著作均称是日军主动挑起上海战事，其海军中尉大山勇夫硬闯虹桥机场挑衅并打死我卫兵，我忍无可忍将其击毙，日军遂以此为借口发动侵略。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国民党正规军化装为保安队进驻虹桥机场后，见大山勇夫驾驶摩托车驶来，高度紧张，以为被识破身份，遂先开枪将其击毙。事发后“凇沪警备司令部急了，参谋长童元亮和上海市长俞鸿钧商量，把一个死囚穿上保安队服装，打死在机场门口，说日军强行闯入时打死我卫兵”（同上，91页）。

“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时，国民党军占了绝对优势，除2个精锐师外，还有2个装备德国火炮的重炮团，即炮兵第10团（100毫米加农炮）和炮兵第8团（150毫米榴弹炮），加上坦克、空军助战，按理应全面压倒上海的日军。其时日军在上海的部队仅海军陆战队3000多人，紧急从日本商团中动员退役军人，合计也不过4000人（国民党夸大为1万人以上），重武器也不足，起初也没有海空军支援，但其依靠坚固工事顽强抵抗，致使国民党军无法达成重大突破。此次为国民党军第一次军种（空军、海军、陆军）和诸兵种（步兵、炮兵、坦克）大规模合成作战，协同动作很差：步兵逼坦克冲锋又不予以掩护，结果坦克被日军全部击毁；步兵失去坦克掩护后攻坚伤亡惨重，甚至出现一个营部队挤在一条街内被日军坦克堵住街口全部击毙的悲壮战况。

陈诚回顾上海围攻未竟的教训，认为“以5师之众，对数千敌陆战队实行攻击，竟未能奏功，实在是当时部署种种不当的缘故”。

此后双方大量增兵，日军投入精锐的第3、11师团，国民党军增援也达30万，尤以陈诚嫡系18军等部队血战罗店最为惨烈。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除在华北的汤恩伯、卫立煌、李默庵部外，先后全部投入淞沪战场，可谓倾注全力。而国民党军顽固坚持阵地战死守方式，彻底将作战变为“以血肉之躯与铁弹相拼”的“肉弹主义”。中国军队的伤亡，每天平均高达一个师！

僵持到10月中旬，国民党军终于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桂系军队。北伐时桂系7军战斗力远强于蒋介石嫡系1军，与“铁军”4军并列，号称“钢军”。在著名的“贺胜桥战役”中，7军与4军叶挺独立团并肩血战，大败吴佩孚精锐之师。吴佩孚用尽全力，大刀队共砍下7名团长和2名旅长的头，吴也手刃几名逃兵。但杀红了眼的桂系7军竟齐向吴军枪声最密集处冲锋。吴军终于大溃，几万人竟对督战队发起反冲锋，一哄而过，夺路逃命。吴佩孚的副官也在乱军中被打死，而吴的政治生命也走到了尽头。1927年8月军阀孙传芳以6万军队大举渡江反攻，南京危急，7军赶到后不惜伤亡惨重攻占南京城制高点栖霞山，然后发起反击，把孙传芳军压迫于八卦洲，血战七天七夜，杀得孙传芳6万大军尸横遍野，大败而逃，孙传芳从此退出中国政治舞台，“钢军”之名更是威震天下。北伐后李宗仁、白崇禧全力经营广西，将其建为“模范省”，大办民团，抗战前训练壮丁120万人，自1932年起，每年向德国订购新式步枪1万支，至抗战时达5万支；又订购自动步枪1000支，钢盔5万顶。

此次桂军主力7、48军等7个师投入淞沪战场，白崇禧自认为可一举扭转战局，提出从南翔、真如间出击、“压迫日军入海”的不切实际计划。10月19日进攻发起时，适逢日军也以新到的第9师团（与11师团一样是日俄战争时参加过旅顺攻坚战的精锐主力师团）总攻，双方主力迎头相撞。桂军初上战场，将日军施放的烟雾误为毒气，队形自我混乱；加上当时淞沪战场上只有桂军头戴钢盔、身穿黄色军服，极为显眼，遭日军飞机、火炮、坦克和机枪密集火力突击，数万大军一日即被打散，上万敢死队大部战死。“小诸葛”见桂系溃兵被其他部队收容，多年经营毁于一旦，不禁痛心疾首，连日饮食不进。

以后11月日军第10军杭州湾登陆迂回，淞沪前线数十万国民党军全线撤退，毫无组织，先退部队仓皇炸断桥梁，以致随后汽车拖带的重炮无法过河，这些花费巨额外汇购进的大批德国重炮战场上损失不大，现在却被迫丢弃，令人万分痛心！原拟撤退部队依靠吴福国防线抵抗日军，但地堡钥匙在当地乡长、保长手里，此时早已逃得不知去向，工事因无维修许多废弃，以致毫不起作用，战前国民政府花费巨资构筑的吴福国防线，就落得这样下场！随后日军直插南京，10万多守军除叶肇的粤军66军抱着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的想法杀出血路突围外，其余被日军缴械后全部屠杀，连同平民遭日军屠杀者达30多万，金陵城沦为血与火的地狱！

淞沪会战日军伤亡数一直有争议，《疑义相与析》指出：“比如淞沪战役，据日本军部公布的金山卫登陆前日军淞沪战场的伤亡数字，从8月至11月8日，计战死19594名，负伤80243名，共伤亡99847人（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册83页）。”

淞沪会战日军伤亡9万多，是我国史学界普遍采用的数字，《疑义相与析》还指出其来源，又是日本军部公布，又是来自日本权威战史，看来确凿无疑。但是且慢，这里藏有一个大“猫腻”……

查原文，记载是这样的：

“到9月29日止累计……上海战死2528名，负伤9806名，合计12334名。”，“出兵以来伤亡累计数如下：10月14日，战死3908名，负伤15843名，合计19351名。11月8日，战死9115名，负伤31257名，合计40672名”

原来如此！日文原文给出的是从8月到11月8日几个日期的日军伤亡的数字，而且注明是“累计数”，难道还要重温小学算术？！我每天吃1个苹果，3天就累计吃了3个苹果。分开累计的话第一天吃了1个，第二天累计吃2个，第三天累计吃3个。按《疑义相与析》的算法，将3个日期的3个累计数加起来，就成了6个。这就是“猫腻”所在！淞沪会战日军的伤亡，截至11月8日是战死9115名，负伤31257名，合计40672名。这就是日军淞沪会战伤亡数字，所以日军伤亡是4万而不是9万，军事科学院出版物也采用4万这一数字（见罗焕章、支绍曾：《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80页）。日文原文并无“战死19594名，负伤80243名，共伤亡99847人”这样的字样和数字，纯属《疑义相与析》作者自己有意无意错算出来的，却注明来自日本军部公布和日本书籍，似乎是日文原文即如此。而且该文还多次采用类似的“猫腻”，逃不脱欺骗读者的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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