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反腐”政治运动,其实质上与“反腐”这一理念的本身无关,我相信很多人都能认识到这一点,中共这个体制无论从中南海到地方村镇官员,无一不是贪腐的,这也正是所谓的“制度性腐败”。也就是说,在这个体制中所有的人,包括习近平本人及其集团的每一个人都是贪腐分子。那么,一群贪腐分子以反腐的名义打击另一群贪腐分子,其本质旨在权力斗争,与真理、正义、理性并没有丝毫的关系。这种权力斗争,和当年的斯大林肃反与毛泽东发动文革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出于权力斗争需要的一种政治手段,只是方法不同,形式不同,但本质却是一样的。那么,这种权力斗争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权力不断向一个人的手里集中,导致中国的政权结构从原本的集权慢慢的演变为极权。所谓的集权,就是常委集体分占权力模式,在一个利益集团之中实现分权制度,而所谓的极权就是公共权力完全被某一个人所操控,不被其他任何人所分占与制约。邓小平时期所确立的集权分占制度,基本上是经过对文革的反思,在“改革开放”时期重新划分了人大和常委的职权所缔造的中央集权制,而随着绝大部分原来的实权派的常委逐一倒台,那么那些倒台的常委们原本手中的权力就会不断的向习近平的手里集中。当习近平不断剥夺原有集权分占者的权力之后,完全掌握了所有的权力,那么极权也就产生了。原本的集权分占模式在极小范围和短期内的确可以起到某种程度上对权力的制约,而与不受任何制约的极权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所有的集权制度的发展最终都会走向极权,正如所有的极权最终又都会走向崩溃,这是一个必然的逻辑,绝无例外。从集权到极权再到崩溃,这个必然逻辑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体制是背离真理与正义的,是违背人性和社会规律及科学的,不具备自由平等的文明价值,所以,集权专制的产生本身就具备了发展为极权,以及最终必然崩溃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并不是习近平本人所缔造或者说可以左右和决定的,无论任何人处于这种体制和历史阶段,其作为大致相同,个人的好恶、能力与政治倾向只能起到极其有限的作用,也就是专制程度上的区别,但并不能决定这种体制的本质,所以一个专制者也无法完全决定某个历史阶段。简而言之,也就是集权发展到这一步,无论是张三还是李四,都无法回避激烈的权力斗争,同时也不可能阻挡集权向极权的发展趋势,以及改变其最终走向崩溃的结果,因为这是集权专制的必然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正是符合康德对社会体制的定义的,那就是“集体意志”,而中国社会往往把某个历史阶段和历史重大事件简单的归结为某一个人的思想和作为,这是极其野蛮和无知的。
从当前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深化与激烈程度来看,可以充分证明公共权力还没有被某一个人完全操控,然而社会所爆发出来的现象已经证明中国社会正在向极权发展的趋势。为什么说中国目前还没有完全极权化呢?因为从目前的政治斗争形式上,权力、经济、舆论都没又被某一个人完全垄断;为什么说中国已经开始极权化呢?因为随着权力斗争的加深,目前所有被剥夺的权力都在向习近平一个人集中,所以,这也充分证明极权化的趋势非常显明。
在不断极权化的中国政治趋势中,几乎没有人从哲学和政治学的层面,去进行科学和客观的揭示中国社会及政治的现象、趋势和根源。目前,除了那些盲目甚至邪恶的希望中国陷入混乱的人,很多人都在期待或者谈论习近平完成了权力集中,是否会像台湾蒋经国那样,从高度的集权把社会带向现代文明的民主体制。其实,抱着这种观点的人,几乎上都是权力决定论者,也就是我上面所说的,把某个历史阶段和历史事件归咎于某一个人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根源,本身就具有偶像崇拜的精神含义,认为某一个个体的人可以超越其历史必然性,摆脱“集体意志”的制度本质,凭个人的能力去缔造一个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那么,对于那些还在猜测或者期盼习近平权力的不断集中是否会像台湾那样走向民主,这在理论上中国人是难以理解的,就是在学界,这种深刻和系统的哲学思维、认知和理论能力都是极为贫乏的,更不要说普通的民众。但是,如果我们把台湾的民主化分解开来,就不难理解台湾社会的民主转型的必然条件,这并不只是蒋经国的个人主义行为。关于台湾转型民主体制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是日本殖民50年,虽然日本在殖民台湾期间并不是民主制度,但日本是亚洲第一个觉醒的国度,民众的思想一直处于被启蒙的状态;第二,蒋介石虽然和毛泽东一样是专制思想,但他和宋美龄都是基督徒,也就是说他至少还是有道德和人格的人,至少是真诚的,哪怕嫖娼也知道忏悔。而毛泽东杀人如麻,凶残到极致,至始至终你看不到他有丝毫真诚、善良与对自己错误的认识;第三,台湾乃弹丸之地,在国际共产主义的压迫下,面对庞大的中共集团,其要取得生存自然需要美国的军事、经济、政治的支持,最终台湾的意识形态和体制倒向美国也就成了一种必然。这其中还包括了台湾一直还有相对的言论自由环境,民众所做出的抗争,比如在美国刺杀蒋经国等等事实。我们可以看看近代史,整个亚洲所拥有民主体制的国度,无一不是在美国的帮助和督促下才得以实现的,没有任何一个区域可以凭借内部的博弈和觉醒能够自发的过度到民主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讲,台湾的民主化并不是很多所认为的是蒋经国的个人行为所产生的结果,而是种种条件形成的历史必然的结果。从另一个角度说,蒋经国个体的认识和行为是极为有限的,并不足以决定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最终的改变,起到的只是有限的作用,这仅是体现快与慢和好与坏程度上的区别,并不能决定历史必然和体制本质。
从亚洲现有民主实体的日韩台来看,无一不是在美国的帮助和督促下完成和完善的,这一点也是我彻底否定亚洲文化,彻底否定佛教和汉语文化的根本原因。
从以上关于台湾的事例我们完全判断,中国社会权力不断集中,并不具备像日韩台那样的转型民主体制的条件,也就是说随着权力不断向习近平个人手里集中,中国只会走向极权,并且直到崩溃。而对于习近平个人、包括一部分权力拥有者们,他们或许也有将中国社会带向民主和文明的愿望,但是在整个缺乏相应的精神意志、文化传统、思想理论、以及相应的道德和智慧,在没有这种转型的条件下,他们同样受困于现实残酷的权力斗争,受制于中国社会整体的集体意志,所以,中国的政治在不断的权力斗争和权力集中下,只会走向极权,最终崩溃。就说共产党的历史以及当权者个人所造就的罪恶事实,他们更加恐惧于变革,害怕被清算。当然,最终这个极权是否会一定落到习近平手中,这并不重要也不确定,因为中国现历史阶段和政治发展趋势并不是某个个体的人所能够完全决定的。
2017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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