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里，和很多人谈到中国人的信仰、意志、人格、道德、修养、审美……等精神层面的问题时，他们几乎都是一样的观点，并且一口咬定：因为不够富裕、太穷。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人信仰道德及一切人格精神的一应缺失与堕落，都是因为贫穷造成的，完全就是“万恶穷为首”的意思。按他们的逻辑，越是有钱的人，或是越是富有的人，他的道德就一定更为高尚，人格就一定更为健全，其精神意志就一定超过穷人，就算是审美也是高于经济贫困者的。这是违背常识的，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精神高远的思想者、宗教家、艺术家一部分人的确很富裕，但绝大部分都不是有钱的，富裕的，甚至还是极为贫穷的。这也就是说，精神的丰富与否，与物质的富裕与否并不能成正比。

“万恶穷为首”观点当然是一种无知，这种无知的观点表面上是直接来源于马克思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物质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物质是精神的基础”、“物质决定精神意识”……而中国人的这种无知真的就始于马列主义吗？始于共党专制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其思想根源，主要在于中国传统文化所导致人们专制极端的思维方式。我们把一切精神上的缺失与堕落的根本原因都归咎于贫穷，其实这就是“万恶穷为首”的意思，事实上这与“万恶淫为首”只是概念上的区别，而其本质却是相同的，也就是其结论形成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一样的。充满了感性色彩和专制极端意识，没有逻辑，无法论证，同时也没有事实依据。与这种思想方式相对的，恰恰是理性思想和科学精神，其正在于遵循逻辑，有举证，有事实依据，有论证和论述的过程。

比如我们谈美国普通家庭收养中国残障儿童，这是中国人绝对不会做的；比我们谈美国民众对正义精神的诉求，这是中国人所不如的；我们谈美国民众对文化、思想和艺术的态度和关注，这也是中国人所不具备的……..总之，如果和他们说美国，他们就说那正是因为美国人富裕、有钱，所以他们才拥有高于中国社会的精神和道德追求。而我说两百多年前，美国富裕吗？那里人只不过是一群被流放的罪犯，并且过着被殖民的生活。那时，请问他们有钱吗？富裕吗？那他们为什么具有这样的精神、意志、信仰、道德、思想呢？而最终他们为什么又变得现今这样富裕呢？对于我这样的提问，中国人普遍都不会承认自己的无知，也不敢于承认自己不知道原因，更没有想探求究竟的欲望，而只是极为简单粗暴的说，国情不同，不能拿中国和美国去比较。这暴露出来的已经是一种严重的道德缺陷了，就是缺乏真诚和勇气。也就是说，这不仅仅只是无知的问题，而是无耻的问题。

无论是“万恶穷为首”还是“万恶淫为首”，不但充满了无知野蛮的专制意识，同时也是充满了无耻而狡诈的机会主义思想。他们因为信仰的缺失、道德和文化的虚伪，缺乏求真的意志和智慧，所以他们只需要在“集体认同”的条件下寻找任何一个借口，以似是而非的理由来掩盖自己的无知和无耻——为自己的堕落找借口，为自己的罪恶进行狡辩，自欺欺人，愚人愚己。

无知之所以无知，正在于人不知道自己无知；无耻之所以无耻，也正在于人不知道自己无耻。无知是知识逻辑的缺陷，是属于愚昧的范畴，而无耻是道德的缺陷，是属于愚蠢的范畴。无知和无耻，愚昧和愚蠢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人对于自我和客观世界没有明确的认知，或说缺乏认知的能力，这种能力恰恰是智慧和意志的，是直接来自于精神信仰的。无知是可以靠启蒙来解决的，而无耻则是不可以启蒙的，朋霍费尔说愚蠢只能靠救赎，然而，中国社会拿什么来救赎如此庞大的愚蠢群体呢？！所以，中国社会现在很多人在说谈启蒙的问题，邓晓芒先生还提出第三次启蒙的概念，其实这个说法在我看来也正是无知的。因为想启蒙别人的人并不存在道德问题，恰恰他们具有正义精神，有对公义的追求，然而他们的无知恰恰没有看懂中国人普遍的无耻，以及没有厘清中国人无知和无耻的根源。由此，我们看看欧洲文艺复兴的启蒙，那是在有信仰、有宗教、有道德、有法制、有勇气…….的条件下去谈启蒙的。这一点也正如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指出的“道德主体”，中国首先是“道德主体”的缺乏，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现实社会不可能具备正义的实质的。在这样的环境里谈启蒙，不是无知又是什么？陈丹青先生说中国社会灾难是反复革命的报应，现在邓晓芒先生说的第三次启蒙不也是反复启蒙吗？那是否也会有相应的报应呢？！这里顺便说一下革命的意义，革命并不等同于杀人、暴力或者是推翻某个政权，而是一种精神信仰和思想的转变而带动的社会体制的变革。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英国十五世纪的君主立宪制，有杀人吗？有推翻皇室吗？但人家是人类第一个步入民主的国度。所以，革命并非只是一个求变的意念，或者是一个求变的意图，而是一个整体和系统的改变，从精神信仰、文化思想、人格体制的彻底变化。中国的辛亥革命，严格说只是形式主义的革命概念，是类革命性质的东西，而本质上还是起义和造反。中国社会从来没有过真正的革命，像陈丹青先生说反复革命，那是对革命概念的无知，正如邓晓芒先生说启蒙是对启蒙条件的无知。关于革命概念和意义的问题，我会在其他的文章里去讲。

在网上看到很多的学者，比如秦晖先生说《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还有一些人说民主与文化、信仰、道德无关云云，我同样认为这是一种无知和浅薄。因为这样的结论和观点是经不起逻辑追溯的，比如：民主的核心是什么？权力制约只是一种手段方法，而其思想观念的核心是自由和平等，那自由和平等的意义是什么？来源哪种文化？个人意志与独立思想、科学精神是在什么文化之下发展起来的？为什么我们现有的一切具有文明意义的根源都来自于别人的创造？人家的民主而不是向中国或亚洲人学来的？这些问题都是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和系统性的，这些人都视而不见，或者给不出准确和令人信服的答案，就抬出台日韩来说事。我已经在好多篇文章谈过台日韩的民主，他们都是被动的民主，或被称作“刺刀下的民主”，原因就在于他们或被动、或主动的接纳了那种精神信仰和文化思想，在现实里而且几乎都是被强迫走向民主之路的。具体的说，亚洲的民主，特别是日韩台都是在美国的帮助和督促下才走向民主的。这一点并不是十分深奥，比如日本是亚洲相对较早觉醒的，并且提出《脱亚入欧论》，但最终也没能完全依靠自己走向民主，而是在二战后在美国的强迫下才得以完善民主的。这很难理解吗？但是很多学者依然顽固的认为传统文化是好的，把中国问题归结为只是一个体制问题，并且还要谈启蒙，还抱着改变社会的理想，道德上没有问题，但思想上和逻辑上存在着巨大的问题。同时，他们也仅有的只是一个意图或者是意念，并没有系统的哲学思想，没有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他们形成具体的方案和方法，所以在我看来也是极其盲目的。

就此，我只想说，中国社会不仅仅只是无知的愚昧问题，更为严峻和棘手的是无耻的愚蠢问题。正是由于无耻愚蠢所以不会被启蒙，也正是因为不能被启蒙所以才无知愚昧，也正是因为无知又无耻，愚昧又愚蠢，所以中国社会的灾难才会周而复始，轮回于几千的强权王道的漩涡。

在清朝末年，那个时候的人们至少还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社会是整体落后的，所以还有进步的可能。而目前的中国，主流话语充斥的是崛起、复兴和盛世，世界第二……很多人还以为中国已经步入了发达的现代文明，是人类现代文明的参与者与创造者，并且因此骄傲和自豪。一些人呢，认为中国人虽然在精神上极其贫乏，但他们认为中国正在变得富裕，未来的精神改观是可期的。大部分人甚至认为精神并不重要，信仰与道德毫无意义，艺术只是有钱人的游戏……整个社会并不能深入中国的历史、文化、精神信仰的层面，把中国与之西方整体的比较，陷入目前盲目无知与无耻的一种状态里，才有了这样愚昧和愚蠢的现实。正是因为如此，我才敢大胆预言，并推断中国社会以及华人不远的未来，将迎来史无前例的灾难。

2016年11月3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