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国际难民日前两天，他带着妻子和女儿离开北京附近的河北省某市的一个住宅小区，来到首都国际机场，开始前往美国的旅途。过去的三年多，虽然拥有在家乡找不到的安全感，种种限制还是让他觉得“生活在这里停滞了”。
奔向中国
“2010年，极端分子袭击了我们教派，有80个人死去，其中包括我的两个表兄弟。不过我们不知道这些极端分子究竟是什么人。”回忆起离开巴基斯坦前的遭遇，即使已事隔几年，穆罕默德眼里仍然出现了泪光。
离开巴基斯坦前，他在一家能源出口公司工作，是财务主管和IT经理。他所属的伊斯兰教艾哈迈迪耶教派与当地两大主流逊尼派和什叶派都有分歧，在当地经常受到袭击。
2010年，袭击达到了顶峰。“每个月他们都在杀我们的人，所以有能力的人都打算离开，奔向其他国家来拯救自己的余生。”穆罕默德说，他选择逃到中国，是因为中国签证比较好办。
当年9月，他和妻子一起，与另外一家三口拿着集体旅游签证，来到北京。旅途漫长，不过十分平静。
到北京后，穆罕默德按照之前在网上查到的地址，直奔位于亮马河一座写字楼中的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处。该代表处负责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难民事务。
“任何非中国国籍的人都可以来寻求难民资格，只要带上护照，来我们办公室登记姓名、国籍、出生日期、成为难民的原因等，就可以得到一张《寻求庇护者证明》，并预约甄别面试的时间。”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处地区高级保护专员张有利（FrancisTeoh）介绍，通过甄别面试的话即可得到难民资格，受国际保护。
登记基本个人信息和寻求庇护理由后，穆罕默德和妻子拿到了《寻求庇护者证明》。这是一张A4纸，上面印着姓名、年龄、性别、国籍等基本信息，还有发证日期，并有几行字注明：此人的难民地位申请正在经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处审理，希望不被遣返至对其生命安全有威胁的地区。凭这张证明，在接受甄别面试前，他们可以合法在中国居留。寻求庇护者证明有效期一般为两个月，如果到期还没轮到他们面试，可以带原件去换一份新的。
穆罕默德一家在旅店继续住了一段时间，期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对外国人在华居留的规定，在旅店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办理了临时住宿登记，并把登记表寄给了难民署。
不久，他们就得到了甄别面试的机会。
2012年，由于缅甸政府军和少数民族武装克钦独立军之间的武装冲突升级，导致数以万计的缅甸难民，离家北上，越过中缅边界，涌入中国云南境内寻求避难。
很多人靠编造故事申请
“甄别面试一般由所在国政府负责。不过中国政府并未接管这项工作，所以我们来做。”张有利介绍。
甄别面试的惯例是一对一，由难民署工作人员主持。不过，因为很多申请者只会说母语，经常还需要一个翻译在场。
面试内容主要围绕“你为什么离开你的国家”。问答都十分具体，一般持续两小时以上，有时需要四个小时甚至更久。难民署工作人员会根据各种情景、细节是否与当地情况相符来判断申请者回答的可信度，鉴定其是否真的符合难民标准。很多申请者会在这一环节“露馅”。
“有很多人申请难民资格，只是为在这里做生意、上学或者旅游，比如有的商人商务签证过期了没法延期，为了避免出境时被处罚，就来申请难民资格；有的已经上了几天学，没钱了又不想回国，就想以难民身份留下来。还有的有移民倾向。”张有利说，最近几年，有些人会利用网络搜索某时间某国发生了什么新闻事件，然后就说自己在那个事件中受了袭击，以骗取难民身份，“这些我们都要辨别出来”。
如果第一次甄别面试没通过，申请人有一次申诉机会，可以接受第二次面试，补充回答很多细节问题，证明自己身份。第二次还是没通过的话，难民署将把申请人的资料提交给中国公安机关，中国公安机关会将此人按非法居留的外国人处理。
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穆罕默德和妻子顺利通过甄别面试，拿到了《难民证明》。这张印着姓名、国籍等信息的纸，内容与《寻求庇护者证明》基本一致，只是将“正在等待审理”换成了“已经认定”。同时，难民署也会和中国公安部门分享这些人的基本信息。
一般来说，在中国的居住地由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自行选择，但难民署的工作人员也会给他们一些建议。穆罕默德选择了河北省某市，因为那里已有几户巴基斯坦人居住，而且“到北京很方便”。
难民在中国
截至2014年7月2日，像穆罕默德一样居住在中国的难民有138人，此外还有410人已提交寻求庇护申请，其中大部分是非洲人，成为难民的主要原因是战争和冲突。
在中国，这些人的正式称谓是“非印支难民”，相对于中国历史上曾大批接受的印支难民而言。
印支即印度支那。按照联合国难民署网站的介绍，印支难民是指1978至1982年逃到中国的大约26万越南人（大多是华裔）、2500名老挝人和为数不多的柬埔寨人。他们被中国政府集中安置到广西、广东和云南等地，除了已返回来源国的一部分外，如今基本都已拿到中国户口和身份证，融入了中国社会。
而在中国的难民接收史上，印支难民属于特例。那以后，中国接收难民都是在包括联合国难民署在内的国际社会协调下，按照公约履行国际义务。
1951年7月28日正式通过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是难民保护的现代国际法律制度基础。它对难民的定义是：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而遭迫害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回去的人。
1980年2月，为了应对中越冲突爆发后越南难民的大规模流入，联合国难民署在中国建立了办事处。
两年后，中国正式加入了《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按照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如果一国是《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议定书的签字国，则由该国政府负责甄别并给予难民地位。不过，中国法律虽然表明了给予难民庇护的立场和态度，但对难民的定义和范围等基本问题均未述及，也没有明确的难民事务主管部门，登记、甄别、安置目前全都由联合国难民署来完成。
国际难民法权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梁淑英表示，关于这些非印支难民的甄别和管理，中国政府“一般不干预”，只做一些常规的居住登记，并给这些人“不低于一般外国人的待遇”。
每人每月1200元
在北京国贸坐上930路公交，不堵车的话，一个小时就可以到河北某市中心。
2010年年底，穆罕默德走进该市一家房产中介门店，在谷歌翻译帮助下，租到了一套三居室。他和妻子还去该小区附近的派出所，填写了《外国人住宿登记表》，包括个人身份信息、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住址、入住时间、本人联系方式、紧急联系人等。
随后，是漫长的等待。
对于难民的永久解决方案，通常有三种——自愿遣返：一般是来源地局势好转，可申请由难民署帮助返乡；就地融合：即在申请难民身份的地方定居，成为该国公民；第三国安置：可申请去愿意接收难民、给他们国籍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法国、瑞典等。
对穆罕默德来说，能回家乡的时间遥遥无期，而目前中国又没有相关法规，他也无法选择第二项，惟一的出路是被第三国接收。
他想去加拿大。但去哪儿并不由他，选择权在接收国手中。
认定一名难民的身份后，工作人员就会把此人的相关情况提交到难民接收国。这些国家每年都会确定愿意接收的人数，有时还会提出不同的具体要求，如非单身或不能患有某些疾病等。联合国难民署并不能决定难民是否被接收，这完全由难民接收国来自行决定，且难民也不能挑选去哪个国家。
等待期间，难民可以向联合国难民署提出经济帮助的申请，之后难民署会对该难民的经济状况做评估，如果符合条件难民署会向难民提供经济帮助。目前，在中国大陆境内统一标准为每人每月1200元。
此外，难民署还会给难民报销95%的医疗费用，只需递交在医院看病的单据即可。这笔医疗费用来自根据难民人数确定的专项资金，因此报销有严格限制，每次金额如果大于两三千元的话，难民署办公室就会开会讨论。“如果要采用手术等比较复杂的治疗手段，我们会发给那医院一张评估表，请医生评估是否的确需要手术、是否有更经济实惠的治疗方案。”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处新闻助理李倍倍说。此外，像治疗近视眼这种不是为解除生命危险的手术，不在报销范围内。
2012年初，穆罕默德的妻子在居住地一家医院生下了女儿。“一切都很顺利。”他说。
“难民并不意味经济条件很差”
河北的生活成本比北京低很多，穆罕默德住了几年的那套三居室月租只要900多元。不过也有远不及北京方便的地方：很难找到会说英语的人。难民署联系的志愿者每周会来教他们汉语，在这里居住三年多以后，他学会了一些常用的汉语词句，买东西基本没问题了。不过很多时候，他仍然像刚来时一样，需要用谷歌翻译来帮助交流。
其他几家巴基斯坦难民，穆罕默德都经常往来，还定期教其中的几个青少年学英语。
正是在穆罕默德来到中国的那一年，李铜耀知道了身边难民群体的存在，33岁的李在河北某市市区经营着几家店铺——一个朋友告诉他，这里住着一些巴基斯坦难民，“生活好像挺困难的”。
听到“难民”这个词，李铜耀脑中立刻浮现平时在国际新闻里看到的那些形象：面黄肌瘦、缺衣少食。他决定给难民们提供一些物质帮助。
他很快搜集了一些家里人的衣服，“新一些的，穿得不多的”，还带了些吃的，跟家人、朋友一起去拜访了其中一家难民。
那是在河北某市一个比较高档的小区。他们把衣服递到女主人手里，却发现对方只是礼貌道谢，并没有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当时她把新衣服拿出来给孩子穿上，旧的就搁在门后面了”。后来这家人播放了展现自己昔日生活的MV，李铜耀才知道，这个家庭在巴基斯坦时是非常富裕的大商人。接触中他还发现，这些难民“都很有教养”，看起来都受过不错的教育。
“他们有的是整个家庭一起出来寻求庇护，也有单身一个人来的。”联合国难民署有工作人员经常去各家探望这些人，帮他们适应中国生活，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难民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经济状况很差，当然也有一些生活很拮据的。”联合国难民署工作人员介绍说。
张有利表示，目前在中国的非印支难民中，大约75%是妇女和儿童。这些人进入中国境内时都持合法签证。“中国的边境管理很严，申请难民资格的人基本都是通过正当途径进来的，大部分拿学生签证，还有的拿旅游签证。”
小城生活
几年来，穆罕默德和一些会说英语的当地居民成了朋友，经常一起聊天，李铜耀还带着两家难民游览过香山和秦皇岛。不过，“我们请他们吃饭，他们不来，一般只在我家里坐一会儿就走了。”李铜耀说，他后来才知道对方饮食方面的禁忌。
穆罕默德“Made in China”的女儿有时和小区里的中国小孩一起玩，学会了“哥哥”、“姐姐”之类的汉语词。
“很感谢中国政府允许我们在这么好的地方住。”穆罕默德说，他觉得中国很安全，邻居们都很友善，警察也很乐于提供帮助。
这些难民的日常管理由河北某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负责。该部门会定期在难民署协调下，召集辖区所有难民座谈，宣讲中国法律法规和难民管理相关政策。春节、国庆等节日期间，出入境管理大队的警察会来例行探访。
目前中国对难民的日常管理主要依照《出境入境管理法》。这部法律在2012年6月30日通过的版本中第一次明确提到了难民：“申请难民地位的外国人，在难民地位甄别期间，可以凭公安机关签发的临时身份证明在中国境内停留；被认定为难民的外国人，可以凭公安机关签发的难民身份证件在中国境内停留居留。”除此之外，并无相关详细规定。
其他关于外国人的法规都没有提到难民，不过他们需要遵循的规则都出自其中。
难民们都没有在中国工作的权利，因为这种身份不在《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所列范围内。
按照《公安派出所外国人住宿登记管理办法》，他们如果要搬家，需要向派出所申请变更住宿登记，民警会检查他们的相关材料，在《外国人住宿登记表》“备注”栏中注明，并上报出入境管理部门。
几年来，难民们在中国享有的权利有所增加。2012年底，难民署中国办事处得到消息，中国外交部与公安部、教育部、民政部共同签订了协议，难民儿童从此可在中国上公立学校。
“我们立即与各地教育部门联系。”李倍倍说，“以河北为例，我们先后联系了省教育厅、市教育局等各级部门。中国官方的文件我们一直没有看到，不过每次打电话到教育部门，对方都表示知道这个文件，积极配合。”
难民署向相关各地教育部门提供了学龄难民儿童详细名单，近两年时间里，包括已安置到第三国的孩子，河北省先后安排7名难民儿童上学。
终于结束的等待
得到难民资格后，需要多久才能有国家接收，没有人知道。穆罕默德曾听说一个家庭等了八年才被安置到法国。
他一度很希望能在中国定居下来，拿到正式身份，找一份工作。虽然遇到的人都很友善，但是由于不能工作，“生活在这里停滞了”。
几个月前，难民署终于接到通知，美国愿意接收穆罕默德一家。难民署首先通知了他本人，然后联系河北某市公安局出入境部门安排他们出境。
国际移民组织给他们定了机票、安排行程，并负责费用。这是一个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由1951年成立的“欧洲移民问题政府间委员会”发展而来，在北京设有联络处，其宗旨是通过与各国合作处理移民问题，确保移民有秩序地移居接收国，帮助难民迁移是其工作职责之一。
经过漫长的旅途到达美国后，穆罕默德一家还会接受由美国政府安排的体检、背景调查之类，然后可以申请绿卡，开始正常生活。
穆罕默德有了新生活，难民署中国代表处工作人员近期也格外繁忙。
“以前只要直接来登记，就可以拿到寻求庇护者证明，然后确定甄别面试时间。”李倍倍说，今年年初，因为来申请的人太多，流程增加了一项：必须通过电子邮件或上门提前预约，由工作人员安排登记日期。
同样由于申请者太多，预约后一般要等待半年以上才能去登记，所以寻求庇护者证明经常需要换新的。“只要提供之前发的过期证明原件和在公安部门的住宿登记表就可以了，再次发放的证明一般有效期是4个月。”李倍倍说。
国际局势的变化在这里表现出来：这两年来中国申请难民身份的人中，索马里人比例下降了，叙利亚人在增多。而最近半年的申请者大部分来自尼日利亚，这个国家在最近几个月发生了多次武装冲突，许多人流离失所。
目前，除了《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国还没有涉及难民的法规。李倍倍透露，难民署每年都与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安部和学术界人士定期开会，根据他们的表述，中国的《难民法》“正在酝酿中”。2012年清理“三非”外国人期间，有媒体报道称，包括难民甄别管理在内的六套涉外法规已由国务院相关部门开始起草。
不过在研究难民法多年的梁淑英看来，相关法律的出台还遥遥无期。“《难民法》十年前就在酝酿了。”她说，比难民法重要、需求更大的法律还缺很多，所以最多可能制定《难民管理条例》，或者在相关法律中增加涉及难民的条文。- See more at: http://news.*****/china/2014/07/26/1411340.html#sthash.zrBT3gj8.dpu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