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时，我差不多是全班年纪最小的。大学毕业那年，班里一半以上的同学选择了考研究生（在那个年代，这个比例算是非常高了。），我却有一种赶紧上班的冲动，后来被分配到了广州。在办理出国（身份）时，LG看到我的大学毕业成绩单，不禁对俺肃然起敬，用今天的话来说，称为学霸绝不过分，那是后话。

后来就糊里糊涂地恋爱，很快傻呼呼地嫁给了我的第一个男朋友，一直到现在。那时候，所在的研究所有不少同事和身边自己的朋友都在积极地想方设法出国，不过如同不考研究生一样，出国也从来就不是我们家的选项，垂而不死的美帝国主义或者是腐朽的西方花花世界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接着我们的女儿出生，经过几年的等待，终于分到了一套两房一厅的新房。因为之前没有地方住（我们住在一间放下一张大床后就仅剩走道的小房间） 而和外婆一起生活的女儿也回到了我们身边。

当时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LG和他一起动手把厨房的结构进行了调整，把厅里通向厨房的门封起来， 再把阳台和厨房之间的墙打掉，这样一来不仅厨房开阔了，厅里也完整，容易摆放家俱了。这样的DIY就算是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也是可以在家坛发一帖吹一下的，那时的工作量可是比北美的沉重多了，打下来的可都是砖头和钢筋水泥。为了改装水龙头，还要讨好单位的修理工，为的是借到那两把老掉牙的老虎钳。后来在美国，买了我们的第一幢房子后，LG一下子买了四把大小不一的老虎钳，可能就是当时受的刺激。

一家三口平平静静地过着简单的日子，为了使生活过得好一点，LG那时开始“炒股”，有幸成为最早的股民，用自己微薄的工资收入为中国的股份制改革贡献了力量。咱也没闲着，整天都在琢磨如何找机会“炒更”。

更在香港还没有施行“一国两制”之前，先在我们自己的小家施行了“一家两制”，LG留守国营单位，为的是保住住房。我则凭借着毕业于名校的有利条件混进了外资企业。

在外资企业工作不久，老板就要调我到美国那边去。这完全不在我们家的规划中，我当然一口回绝了。可是既然老板都做了决定，胳膊拧不过大腿，咱也不能就这样顶着。后来在他的不断催促下，我勉强答应两年的期限，我只干一年。不过经过另一回合的讨价还价后，最后所定的期限是18个月。

拿到护照后，公司的同事用摩托车载着我到了位于沙面的美国领事馆办签证，记得当时就带着老板寄过来的一张破纸，那是一个下午，人没有很多，签证官问了几句就让过了。就这样，那一年的夏天我用H1签证来到了美利坚合众国。

来到美国后，我倒是很快就适应了。和别的同事一起住在公司特意为我们租的房子，主要的工作是为客户开发应用软件，以及协调大陆公司的工作。那时我坐同事的车到客户那里上班，可晕车特别厉害，上了车就像死人一样躺在那一动不动。

在单调的工作和孤单的生活之余，我特别思念远在太平洋彼岸的LG和女儿。我基本保持每一个星期一封信的速度，事无巨细地给国内的亲人汇报自己在美国生活的点点滴滴。LG在广州也差不多保持着这个速度给我回信，检查信件是我们每天必做的事情之一。我们彼此都在算计着分别的日子，憧憬着我们相会团聚的那一刻。当时美国到中国的电话费是每分钟2刀多，广州到LA则是每分钟20多元人民币。当时微薄的薪水打不了多少分钟电话的，不过有时压抑不住思念之情时，我也会拨通家里的电话，亲耳听一听LG和女儿的声音。

LG和女儿用他们的方法为我的生日送上了他们的祝愿。

谢谢大家！

更多的帖子请访问我的博客。http://blog.wenxuecity.com/myindex/6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