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的《上学记》，在涉及冯友兰的部份，有如是说：
“解放后，冯先生一贯高举紧跟毛泽东思想，不断写检讨，说：现在大家都要做毛泽东的小学生，我还不够格，我现在要争取做毛泽东的小学生。江青有一段时候特别提倡女性要当权，冯友兰做梁效写作班子的顾问，跟着江青到天津时写了一些咏史诗，其中有这么两句赞美汉高祖：“争说高祖功业大，端赖吕后智谋多。”这话说得毫无根据。现在有关汉初的史料主要是《史记》和《汉书》，可是这两部书从来没提到汉高祖打天下全靠（“端赖”）吕后的智谋，捧吕后其实是捧女权，跟着江青的意思走。文革后冯先生又写了好几次检讨，说自己在文革的时候犯了错误，违背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

      夏中义在《九谒先哲书》，也说冯友兰有过“含情凝眸谢君王”的“失落自我” 。夏中义在论冯友兰的晚年时,也大胆的引用冯友兰将毛泽东思想分成三段:「科学期、、空想期、荒谬期」的说法，指其“我确是照我所见到的写的”

《反思与境界︰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110周年暨冯友兰学术国际研讨会文集》
是2005年11月5—7日在北京大学的研讨会文集，最后的部分：《冯学通讯》摘录 ，有：
〈口述历史同样需要严谨和规范——从何兆武先生《上学记》中所引的
    两句诗说起 〉作者：李中华
〈给古人少许公平〉，作者：宗璞
 
李中华的文章说：
最近，有朋友送我一本口述历史著作——何兆武先生《上学记》一书。本来是带着浓厚的兴趣与尊敬和欣赏的态度翻开这本书，但阅读后感到有些失望。因为在这部书中，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有失公允。

    比如，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第二章《几个难忘的人》一节中，专门谈了冯友兰先生。其中谈到：“冯友兰做梁效写作班子的顾问，跟着江青到天津时写了一些咏史诗，其中有这么两句赞美汉高祖：'争说高祖功业大，端赖吕后智谋多。’这话说得毫无根据。现在有关汉初的史料主要是《史记》和《汉书》，可是这两部书，从来没有提到汉高祖打天下全靠(“端赖”)吕后的智谋，捧吕后其实是捧女权，跟着江青的意思走。”
(见《上学记》第157页，三联书店2006年8月)

冯先生确实做过梁效写作班子的顾问，但“文革”后，冯先生对此曾作过深刻反   省。何先生在此重提旧事，也无可厚非。但让人感到费解的是，何先生竟然无端造作出冯友兰先生吹捧吕后的“争说高祖功业大，端赖吕后智谋多”这两句诗。
据我了解的情况和所掌握的史料，冯先生从未说过，也从未写过吹捧吕后的
这两句诗。这两句诗，在“文革”中也确实流传过，但它不是出自冯友兰
先生的口，更没有发表在报刊杂志上，而何兆武先生却硬是把这两句诗强
加在冯友兰先生身上，这对已过世多年的冯先生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用史学家的话说，此之谓“厚还古人”。同时，这也是对社会、对历史、对后生
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在极左思潮盛行的“文革”时期，尚未发生把这两句诗无端
栽赃到冯先生头上的事，然而它却发生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不能不说是
一件很不幸的事。史学工作者，对待历史，应该比一般人更具有史学的眼光
、史家的风范和历史的常识。对待史料、史实不加辨伪、考据，是史家大忌。
这样的错误不应发生在一位有多年学术经验和在大学工作的历史学者身上。
然而它却发生了，这不能不说又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在〈给古人少许公平〉， 则说：
“口述历史不是信口开河，是要负责任的。古人也需要公平，只有公平对待古人，我们才有真实的历史。” 对于 冯友兰的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至今未能在中国出版，宗璞说：“因为说了不能说的话。”

     也许有人会质疑宗璞是为尊者讳，一心维护自己的父亲。宗璞的大学同学资中筠这样说过：“别人对冯友兰的批评，我是不相信的。当年我们同学时，许多同学私下都是东家长、西家短。宗璞是唯一从不说别人家长短的人，这是她的家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