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向书林努力来(张元济，1867～1959 )

“民有喉舌，国有聪目；通之则荣，窒之斯辱。”      张元济

1948年9月23日，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开幕式，张元济致词说： 

“五十多年前，元济正在北京，-----。那时在上的是前清德宗皇帝，最难得的是这位生于深宫，长于阿保之手的专制皇帝，居然有新思想新见解。那时元济正在总理衙门供职，有两件事可以来证明，德宗喜欢看新书，差不多天天都有条子到衙门里要书，都是我承办的，-----，这样看来，德宗对于中国是有希望的人，同时还有几位明通的大官和具有朝气的新进，都想起来挽回我们的国运，元济当时也是一个摇旗吶喊的人。”

   “同时，那班新进有开会的，有办报的，有上书的，德宗陆续的擢用，我们正在热心的希望。谁知道出来了西太后和那些顽固昏庸的大臣，联合着把德宗拘囚起来，硬说他有病，不能听政，把那时的所谓新党杀的杀，下狱的下狱，充军的充军，革职的革职。不到几天，将德宗在一百天里举行的新政全部推翻，这就是所谓戊戌的政变。------使我们贫弱到这个田地。这一部伤心史，回想起来因果相生，都是人造的，而不是天定的。”

1952年，张元济作《追述戊戌政变杂咏》：

“微官幸得觐天颜，祖训常怀入告编，温语虚怀前席意，愧无良药进忠言。” 他和康有为同一天被光绪帝召见的谈话印象。

“帝王末世太酸辛，洗面常留涕泪痕。苦口丁宁宣国是，忧勤百日枉维新。”

则说光绪帝处境之困难。

 “    权奸只惯工欺蔽，直以官场作戏场。欲纵故擒聊布局，逋臣稳渡太平洋。” 说荣禄假意捉捕，有心放走梁启超，梁得以出亡日本。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出生于书香世家。1892年，和蔡元培为同年进士。1898年，戊戌政变之后，张元济被罢官。经李鸿章授意盛宣怀，张元济到上海做南洋公学译书院的院长。1899年，日本的内藤湖南，在游历苏杭、武昌之后，和时年三十三岁的张元济见面做了笔谈。内藤湖南说：“观南方民物繁盛，迥然不同于京畿，窃以为将来有望。如此江山，使他人放言为我势力范围，以为贵国士大夫之耻，先生以为如何？”张元济：“国事至此，夫复何言！”

 内藤湖南又说：“洋务人才多轻佻儇薄，敝邦前十年亦复如是，专敏于语言，而不会读书绎义。” 张元济请问对于康有为的看法，内藤湖南答说：“康南海曾于东京见之，其人才力有余，而识量或不足，缺乏沉着态度。又志欲共济一世，而必以学义异同，喜自我标榜，与人辩驳，所以其事易愤。大凡事功之人，必忌以学义立偏见，是自限其势力，使不可大行也，鄙见如此。” 张元济，表示佩服此论。

张元济自言，是近世仅有先后见过光绪、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第一号人物者。做为戊戌政变的劫后余生者，从事出版和教育，是其最大的志业。张元济的先祖立有家训：“吾家张氏，世业耕读；愿我子孙，善守勿替；匪学何立，匪书何习；继之以勤，圣贤可及。” 张元济的嗜书如可说是其来有自。1903年，张元济加入夏瑞芳等人创立的商务印书馆，任该馆编译所长。1926 年任董事长直至逝世。他在商务主持编辑出版的教科书，在晚清和民初，占了一半以上的市场，连南洋的侨校也采用，影响之大，出版业无出其右者。

1928年，张元济访问在东京的“静嘉堂文库”， 参观其丰富的汉文书籍，写了；“安德尔我比户陈诗书，销尽大地干戈不祥气。”1932年，一二八松沪战起，日军轰炸商务印书馆。造成巨大损失。张元济心血经营的东方图书馆珍藏的45万册图书，古籍善本和孤本，也毁于战火。这是时年六十五岁的张元济一生中最大的打击。日后痛言：“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

抗战爆发之前，张元济在《中华民族的人格》的〈 作者自白〉说：“ 孔圣人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孟夫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几句话，都是造成我中华民族的人格的名言。-----    只要谨守着我们先民的榜样，保全着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

世人竟叹锄当户, 独抱孤情自信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