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26日，号称“全球首座”的“六四永久纪念馆”在香港开馆，这一天被“香港市民支持爱国运动联合会”（又称“港支联”或“支联会”）视为“大日子”，但接下来的情况却令“支联会”始料未及，先是费大力气形成的网络炒作迅速冷却，之后又因同建筑的其他业主的反对被港某业主法团控诉违反“大厦公契”和“入伙纸”，还被曝大厦保安为阻止拍摄与记者发生冲突。

    斥巨资打造的“纪念馆”可谓是出师不利，所期望的“全球造势”的效果更是未能出现。由此可以看出“海外民运”的圈子在不断萎缩。而且，由于近几年与被大陆定为邪教组织的“法轮功”频繁占道宣传，引发港内不满和排斥，令“支联会”地位尴尬。

    事实上，“支联会”在89年以前，并没有任何前身，也没有发展历史。“支联会”是因为香港市民向当时绝食的学生提供财物时成立的临时财物管理机构，而这一举动被当时的港英政府看在眼里，遂私下资助支持建立了“支联会”，因为“支联会”本身并不被香港社会所认可，为方便资金操作，最终只能以公司的形式出现。由于出资方的背景深厚，使得当时的“支联会”运作能力非同一般，这也就是为何64主要成员当时能顺利入港的重要原因。当然，港英政府出资的目的无需多讲，更何况里面有美国的影子。但是，当年入港的64成员并未对“港支联”感恩，相反却以冷脸相对？原因只有一个：利益划分。

    吾尔开希等人入港后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支联会”要求收缴剩余向绝食学生支持的财物；二是美国临时提供的活动经费（现为民主基金）的管理问题。因为在“支联会”看来，吾尔开希等人入港是“投奔”到“支联会”的屋檐下，这些问题属于“支联会”的权限范畴。然而，作为“六四领导者”的吾尔开希等人并不愿接受别人的指挥，尤其是资金的管理问题。从未理顺的财物账目成为两方矛盾的导火索。还未进入“蜜月期”的两方，关系便日渐紧张。为争夺民主基金的管理权，吾尔开尔等人陆续离港入法。至此，“支联会”更显“势单力薄”，两方关系也正式宣告破裂，但碍于曾经的资助，两方还在维持“面和心不和”的现状。

    之后，部分“六四成员”经由法国入美，在美国建立组织争夺“民主基金”，而吾尔开希无力参与海外民运内斗而离开美国与妻子回台湾成婚。一度想参与台湾政治而被排斥，后被指处于政治“边缘化”。而另一个人在台湾要比吾尔开希活跃的多，这个人就是王丹。

    1998年王丹与魏京生在美国同获“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民主奖。由于魏京生并不是“六四”的直接参与人，所以在王丹眼里，魏京生只不过是靠帖“广告”而出名的“小人物”而己。所以，而在外界看来，这个奖项最终成为了王丹和魏京生的“决裂奖”。为寻后路，王丹私自接受当时的台湾陈水扁政府的20万美元而被迫辞去“中国人权理事”，之后在美国逐渐失去“号召力”。由于王丹的“失势”，魏京生兴奋难掩，自信的以为民主基金会更多的落入自己的口袋。不过，美国政府和其他组织因魏京生知识水准低下、不思上进、做人粗魯等原因对他并无太多好感，并且停止了对他的资助，这也是台湾放弃魏京生，转而资助王丹的重要因素。也让王丹再一次嘲笑了魏京生。

    2008年王丹在获取哈佛大学学位后，与台湾的关系不再遮掩，公开入台受聘助教。在“扁政府”倒台后，又与国民党来往密切。但由于公开支持台湾学生运动，而再次“回归”台湾民进党。由此，台湾民进党再次成为王丹主要资助人。虽然吾尔开希以“六四领导人”的身份想借“太阳花学运”分一杯羹，但由于之前曾公开参与“泛蓝阵营”，而终未获得民进党认可。不过，王丹也在此次的“双反”运动中被质疑“出工不出力”而遭民进党批评。

    另外，王丹曾因背叛美国民运组织和台湾民进党，而被民进党内私下称为“叛徒”和“葛朗台”，所以让王丹资助“支联会”是不可能的。4月26日，王丹仅在“脸书”仅发布一张图片以示关注，未作任何评论。新闻稿件报导说，王丹只是将“六四永久纪念馆”看作地标建筑而引人猜想。至此，“支联会”呈现出“独木难支”的情况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自97年以后，港英政府给“支联会”的投资逐渐减少，此次“支联会”本想借“六四永久纪念馆”达到“名利双收”、“东山再起”的目的，但现在看来靠外部的支持很难。

    那么“支联会”能否通过此举动获得从美国民主基金分一杯羹？恐怕太难！因为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乱象不断，借“民运”敛财的组织层出不穷，这也令美国头痛不已，更无暇顾及香港。

    面对巨额的投资和不断产生的运维费用，“支联会”恐怕只能寄希望于门票收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