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经常撒谎，一生到底撒了多少次谎，恐怕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谎言，是他自称“狱中罹患脑瘤，生命垂危”。接着，颇有心计的歪嘴老母王凌云便把儿子的谎言反复抛给境外记者，进行舆论炒作，然后趁机贪婪地榨取外国及港台的人权团体的“人道捐款”，迅速跻身京城“大款族”。鉴于王丹“病危”，美国政府也加紧了营救这个“中国政治犯”的步骤。最后中国政府作了妥协，同意让王丹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到美国“治病”。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九日，王丹实现了出国梦----投奔美国，从此把坐牢的经历当作资本，收获投机的暴利，而且他很快如愿以偿。台北“国安局”出资二十万美元，把这个“交白卷”的劣等生直接送入美国哈佛大学，挂名混文凭，还安排他做了“北京之春”社长、“宪政协进会”主席、“自由亚洲电台”评论员、“天安门一代”召集人、“中国人权”理事，赴台湾接受阿扁总统和“深宫怨妇”吕副总统的接见，领取多项秘密经费，而且旁人不得查账。王丹名利双收，往后不必打工或者上学了。

       王丹够聪明吧。比起王丹来，那个在“六四”时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阻挡坦克的王维林真是太愚蠢了----他不懂得逃，不懂得躲，也不懂得吹，从没见过大把的美钞、港币，估计他的父母也不如王凌云那么会钻营，结果什么都没有捞到，恐怕这辈子也不会见到台北的阿扁总统了。王丹想到这里，睡梦里也会笑出声来：“脑瘤啊，脑瘤！你王维林怎么会有这样的天才奇思！跟共产党斗可别玩真的，你呀，你可知道我王丹以前写过多少份《入党申请书》吗？我还是共青团的‘优秀团干部’呢。脑瘤！一个神奇的谎言改变了我的命运，实现了我的梦想......”

       不过，这个谎言却给别人造成伤害。当底特律医生的诊断书揭穿了脑瘤骗局之后，美国的人权官员以及国际人权组织便开始怀疑所有自称“病危”的中国在狱政治犯缺乏诚实，推断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属的一再呼救都出自中国式的狡猾和政治手段，从此不再认真看待。此后的几年时间里，美国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以及国际人权组织，没有认真理会呼喊“病危”的潘明栋、蒲勇、卢勇祥、黄燕明、燕鹏等中国政治异议人士的求救诉求，没有及时发放入境就医的签证，或者没有及时为他们筹措大笔的“人道援助”款项，甚至没有及时把他们作为“人权个案”向中国政府交涉，以避免再出“王丹脑瘤”那样的洋相。

   
       结果，悲剧发生了----潘明栋的直肠癌渐渐扩散，导致肝癌，于一九九八年八月死于湖南大学医院；蒲勇罹患胃癌无钱医治，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含恨去世，葬于四川省南江县的公墓里；卢勇祥一九九八年七月病情恶化导致肾衰竭；黄燕明左眼失明，终身残疾......

       真乃“假作真时真亦假”，难道王丹就不应该对潘明栋、蒲勇、卢勇祥、黄燕明等道歉吗？倘若王丹仍不改他那撒谎的恶习，只顾踩着当年天安门广场上无数王维林们的身躯往上爬，以讨取名利，那么，他还能算人吗？也许王丹会狡辩说，撒谎“属于私人问题”----正如他在旧金山回答听众询问关于他的男同性恋者身份时以“属于私人问题”来回避，拒绝正面检讨，那么，我们必须向王丹指出，当他的谎言已经给别人造成伤害时，就不再是什么“私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