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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20日
星期六上文学城，照例是先看最上面的最新新闻，其中新闻第三条的标题触目惊心，"因新冠疫情华科再陨落大师，段正澄院士去世"。
段教授是我80年代初在华中读研时的教研室主任，身高体壮，学生时代还是校男篮的队长。身体一向健康的他，咋也想不到会染上这个病。
点开新闻，头一段就是让人痛心的文字，2月15日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段正澄教授因新冠肺炎救治无效而逝世。不敢相信，但又不能不相信。
38年前的1982年，同样是春节后的早春二月，考入前华中工学院机一系研究生班的我搭乘绿皮火车到了武昌火车站。出站后最深的印象是，同样是长江边上的城市但武汉远比重庆要冷，广场上东一摊西一块还有没化的积雪。
报到后头一个星期一，和导师们见面。
那年全系研究生班录取了15人，导师们分属四个教研室，机械制造工艺，机械原理和零件，机械自动化及液压传动。机制和机原的资格最老，牵头都是建国初归国的老教授，而自动化及液压的教授都是五十年代华中自己培养的。
我所属的自动化教研室有两正两付4位教授，分成两个摊子。教研室主任段正澄教授和我的导师是一拨，注重开发实际应用。从77年开始，和湖北孝感机床厂合作开发汽车发动机曲轴的专用磨床，83年造出了第一台样机。他是教研室主任，但那一段时间他和我的导师很少呆在学校，大多数时间都去了孝感。他喜欢开门办学，走到工厂去解决具体技术问题。机械工程作为最古老的工程学科，理论创新很不容易，大学里的研究好多都像是螺丝壳里做道场。而具体的应用则是成千上万，不少技术难题需要学术人士的帮助才能尽快克服，所以我个人很认同段老的作法。
教研室以杨叔子教授为头的另一拨人则注重理论方面的研究。1981年，他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呆了一年，主要是从事当时很热门的一个控制理论"时间序列"的深造和研究。杨叔子是江西人，精瘦精瘦的，说话语速很快。他待人平易近人，和研究生们很说得来，但实际上很精明，留美短短的一年里就深得美国教授们的自我推销之道。他和另一个海归付教授熊有伦三天两头组织学术讲座，把系上一帮研究生们都忽悠成了他的粉丝。
段正澄开朗直率，富有执行力，其实更适合在工业界从事技术管理。57年毕业后，如果不留校而是去了工业界，可能会是大型企业的总工或CEO，或者工业部厅里面的技术高管。而杨叔子则适合学校环境，办讲座出文章，十年内靠知名度当上了华中的校长(1993-1997)。
段老和我的导师长期在孝感出差，所以我们见到他的机会其实不多，唯一的一次是83年的广州之行。当时我进校一年，完成了第一阶段为时一年的课程学习后进入第二阶段的项目研究。项目开题前去广州机床研究所调研，而段老和我的导师则要去广州参观广交会，所以我们同车。说是同车，他们教授是卧铺，而我这个小研究生则是硬座。当时已经很满足了，不用自己掏腰包去广州，而且是春暖花开的时候。
到广州后，我们住进了流花湖边上的一家旅馆，不大但很整洁。当时有些意外，我以为跟着大教授，住的应该是星级宾馆了。现在想来，当时高校的经费紧张，教授的待遇也不高，所以这种自行出差的规格都有限制。在广州我只住了一晚，次日一早就搬到东郊机床研究所附近的旅馆，而段老他们则继续广交会的参观。
调研完后回广州找了一家旅馆住了两晚，其间去了越秀公园和北京路老城。当时已经流行牛仔裤，广州是国内牛仔裤的来源地，价格比武汉便宜多了。我看中了一条篮色牛仔裤，比试之后很满意，就买了一条。回到武汉回再一试，根本穿不进去，短了两三寸。至今仍想不通，那个小广州为啥要换一条小号的，是忙中出错，还是有意给外地人下拌子。由此对广州人产生了一种不信任，直到来加拿大后接触受过教育的广州人后，那种感觉才好一点。
前几天和公司一位父母家住武汉华中科大的老兄摆谈起段老时，他打开手机给我看了一张照片，是段老春节前照的。他女儿送了一件羽绒服作为节日礼物，他在家试穿时拍了这张照片。照片中段老满面笑容，很满意女儿的礼物，而且羽绒服上的标签都还沒摘下来。没想到几天后即染病，进ICU一周后病情突然恶化然后就走了，惋惜。
段老走好。
(网络图片)
题外话，一直在想，红几代或高官的子孙们，往往都集中在商业金融贸易行业。需要牺牲的医护行业、或需要丢人现眼的外交部发言人中，似乎都是靠读书专研才得以上位的人，也是一种可惜。这些都成就了一个“结构稳定”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