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律师所？作为律所主任的周世峰又是怎样代理案件的呢？

　　其中几位涉嫌犯罪的律师，大都属于“死磕律师”。怎么看待争议不断的“死磕”行为？怎么看待律师在中国依法治国进程中应有的作用？不妨从区分清楚三个关键问题入手——

律师应做守法楷模，而非违法急先锋

　　首先，要区分“守法的律师”和“不守法的律师”。

　　最近舆论场上有人发出一种声音，认为“中国要讲法治，就要尊重律师、保护律师”。给这句话鼓掌的人，可能忘记了一个最浅显的逻辑：“律师”并非一个行事方式完全一致的整体，律师群体中也有“守法的律师”和“不守法的律师”之分。对“不守法”的人，对违法行为，甭管您是律师还是别的什么社会角色，能“保护”吗？

　　律师是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的重要力量，但律师并非法外之人，更非法上之人，律师的行为，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里说的很清楚，“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律师在执业活动中，不得煽动、教唆当事人采取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等非法手段解决争议”，“律师不得扰乱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扰诉讼、仲裁活动的正常进行”。

　　律师应做守法楷模，而非违法急先锋。然而，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某些人的行为，显然与“守法楷模”相去甚远。他们用自称的“死磕”方式，把一个个普通案件变成政治事件，把事实清楚的案件变成所谓“急需真相”的舆论事件。“把当事人利益放在首位”本是律师界的职业常识，但该所的某些律师却是把自己的私利放在首位。

　　泛泛而谈“尊重律师、保护律师”，对少数律师涉嫌违法的行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这种似是而非的声音，实在是对法治中国建设无益的杂音。

“死磕”应只限于法庭内、专业上

　　其次，要区分“功夫用在正道上的律师”和“功夫用在邪门歪道上的律师”。

　　依法执业的律师，在维护公民正当权益、提高司法审判水平上，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个法治国家，一定要充分尊重和保障律师的权利，充分发挥律师在依法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准确定罪量刑方面不可或缺的作用。

　　“死磕”一词，在中国当代的语言体系里，其实本是个正面词汇，体现“较真、执着”之意。如果律师在法庭上，在法治框架内，用法言法语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为当事人维护合法利益，言行“较真、执着”，那么，这样的“死磕律师”，法治中国很需要。

　　但是，极少数律师如今却在“死磕”的招牌下，把“闹”字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法庭上闹，在法庭外闹，鼓动当事人闹，在不明真相的围观者中闹，在舆论场上闹。请问，世界上有哪个法治国家能容忍这样的“闹”呢？

　　这边有闹，那边就有回响。国外舆论场上最近也鼓噪出了不少奇怪的声音，对类似锋锐律所少数“死磕”律师被警方调查一事，发出所谓“关切、声援”之声。对这些声音，不妨问三句话：第一，你们了解事实吗？第二，你们尊重中国的法律吗？第三，借用鲁迅先生当年的一句话——“摆什么友邦惊诧的臭面孔？”

法治中国需要依法执业的好律师

　　第三，要区分“中国律师的主流”和“中国律师中的极少数”。

　　今天中国有27万律师。今后只会更多。随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走向深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律师的行列，一定会有更多律师在构建良好的审辩关系、控辩关系中，展示自己的专业素养，做体现法治精神的楷模。

　　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明确提出，要“建设高素质的法治专门队伍”，“增强广大律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坚定性”，“提高律师队伍业务素质，规律律师执业行为，监督律师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对照这些要求，对照《律师法》等诸多法律，再回过头来看看锋锐律所某些“死磕”律师的言行，任何有着正常法治思维的人，都不难做出清醒的是非判断。

　　毫无疑问，极少数违法“死磕”的律师，恐怕不仅于法不容，也会被27万律师中的大多数人所唾弃。他们事实上玷污了那些在法庭上、专业内“死磕”的律师们恪守的法治精神。他们注定会被一个法治时代拒绝、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