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飞翔
没事儿都来坐坐
正文
李嘉誠
文/陳建中
長實主席李嘉誠昨日于記者會中，再次呼籲立法會應通過政改方案，并指出如果否決普選方案，"大家将會是大輸家"。這是李嘉誠兩個月内兩度發出同樣的呼籲，對于這位有"超人"之稱的香港實業家、具世界眼光的投資者來說，如此頻繁地發出信息，代表了他對香港社會的承擔，更意味着他洞察到一旦"否決政改"會對香港造成怎樣的巨大傷害。眼下傳出特區政府正安排中央主管港澳的官員與立法會議員會面，市民期待，反對派能利用這次好機會，暫且放下一黨一己之私，以全社會利益爲重，作出投票支持政改的正确決定。
政改能否通過，已不僅僅在于2017年普選能否實現，更關乎整個香港未來的發展動力、關乎社會穩定與人心散亂。對于反對派來說，不僅不會從"否決"中獲得任何實質的政治利益，更會爲他們留下"摧毀普選"的歷史惡名，而他們口中的所謂"民主運動"更會繼續在無序内亂分裂中自我消亡下去。這些政治現實，社會上許多有識之士早已指出。事實上，"袋住先"并非"袋?不完美方案"，而是"袋住實現普選的機會先"，世間并無完美之物，但2017普選一旦失去，所得隻有"零"。
通過政改，已成社會普遍的聲音。不隻是民間意見，一些具有遠見的人士也已看到關鍵之處。昨日，長和系主席李嘉誠在業績記者會上，三次提到香港的政改問題，他認爲香港最大危機在于政制發展，如果政改方案不能通過，大家将會是大輸家，任何對香港有責任心和愛心的人，都應該讓政改方案通過。此外，在談到經濟前景時，李嘉誠指出，香港最大"着數"是有内地作爲大靠山，因此看好香港經濟，又指如果今日叫停自由行，股市會跌一千點以上。
這是李嘉誠兩個月内的第二度呼籲。今年一月初，他在另一個記者會上也指出，政制一定要進步，如果不行前一步，香港人全部都是大輸家，"你同我都是一樣"。他又指出，最低限度香港人第一次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而這個選舉有三個候選人給市民選擇，故他認爲在任何情況下，都希望政改可以通過，"如果不通過，有何好處？我看不到。對我個人來說，這方面看得很重，政改是第一步，你沒有第一步，何來第二步？所以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希望香港的政改可以通過。"
"不通過對香港有何好處？"、"否決政改你我都是輸家"，這是李嘉誠最直接的兩個問答。事實上，作爲一名成功的商人，李嘉誠大可不必作出這類有關政治的呼籲，更不必兩個月内兩度在記者會上鄭重呼籲，他這麽做，一方面可以反映出他對香港社會的承擔，但更多的是，他洞察到一旦否決政改會對香港造成怎樣的巨大傷害。
許多反對派的學者文人政客，不斷鼓吹"拒絕袋住先"，聲稱接受方案就等同"接受伊朗式普選"、"隻會便宜了建制派"；有的甚至稱，否決政改"泛民"才更有前途、香港社會才更有争取真民主的動力。這些觀點如果不是意氣用事，便是睜眼說瞎話，是無視普遍客觀的民情民意。一如許多有識之士指出的，否決方案，建制派、反對派、全社會都是輸家；反對派不要以爲可以從中漁利，市民是不會輕易原諒這種自私自利的政客。而未來五年裏，香港又要重蹈過去激烈的内鬥、内讧，甚至于又一次"佔中"可能上演，如此香港，還能如何向前發展、社會還能如何齊心協力？
中央政府對支持香港落實普選的立場與态度已非常明确。不久前，在新春酒會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指出："我願在此重申，中央對2017年在香港實行行政長官普選的誠意是堅定不移的，要求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必須符合基本法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确保行政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的原則是堅定不移的。"這"三個堅定不移"，可以打消不必要的猜疑，也是對促成立法會通過政改方案的一個重要支持。
如果說去年"佔中"是一次民意的考驗的話，反對派顯然是敗了。縱使他們不願意承認，但種種民調顯示，隻有極少數人支持這種以極端政治對抗行爲的市民，更多的市民認爲應當盡力促成二零一七年特首普選。但反對派有種"騎虎難下"的狀态，一早就宣稱"杯葛"第二輪政改咨詢，面對強大的民意，又無法及時轉變立場，最終隻會陷得更深，也會離民意愈走愈遠。
如果按反對派目前的取态，政改能否通過難以令人樂觀。一旦2017普選成空，受害的将是全香港市民。李嘉誠兩次三番作出呼籲，應該值得反對派好好思考。實際上，據稱特區政府正積極安排中央主管港澳事務的官員與立法會議員會面，雖然仍不知何時會面，但各界樂見其成，亦寄予了高度的期望。希望反對派能放下一黨一己之私，從整體香港利益爲重，考慮投票支持政改方案。
三天前，财政司司長曾俊華在預算案中指出，"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今日的香港，是過去幾代香港人努力的成果，由這一代人繼承、提升。"香港民主進程中取得長足進步，同樣靠的是幾代的努力，又豈能輕易毀在某些反對派政客手中？
梁振英2015年的施政报告是罕见的强硬，申明“高度自治”不是“绝对自治”，强调香港必须服从中央权威，而且点名批评了一些激进刊物的言论，现场抗议的议员则直接就给架出去了。这种风格是“占中”之前从未出现过的。
我们把这个事情跟最近的一些新闻串起来看，就很容易发现中央政府对香港“占中”后政策方向的变化。简单来说，就是在保持“一国两制”的承诺不变的情况下，对香港现行政制进行调整，建立“强权特首”制度。
——应该说，“占中”是一场测试，把各方面的底线态度基本上测清楚了。在占中之前，梁振英的态度是比较暧昧的——或者说至少是比较软弱的，也就是对香港反对派的诉求，表现出一种比较左右摇摆的态度。这种态度我们也不好说梁本人内心到底怎么想，但起码在直观上给人一种印象：就是香港政府在敷衍塞责，甚至是有意识在放纵反对派的极端言行来向中央施加压力，试图索取更大的利益。在诸如奶粉事件、国民教育事件这些问题上，港府基本无所作为，放任事情闹大，然后让中央妥协退让。
新华社在占中后发了这么一则新闻——《梁振英：曾每天都向中央汇报香港“占中”情况》。这则新闻是很耐人寻味的。他汇报了些什么，中央指示了什么，这是机密，谁也不知道。但最终的结果很明显：梁利用这种形式向中央表示“效忠”，也取得了中央的信任。也就是说在中央政府强硬的表态下，梁最终放弃了表面上的摇摆，选择了完全站到中央这一边。港府的处理方式，从最开始的放任自流，到武力清场，到现在的秋后算账，拘捕占中领袖。这一系列动作都显然都是“每天汇报”之后，得到中央支持，梁振英才逐渐开始硬气起来了。
与此同时，我们再对照另外两则新闻。第一则，就是占中爆发的前夜，以李嘉诚为代表的一大批香港富豪到北京来访问，打的旗号是希望维护香港稳定。
第二则就是占中结束之后没多久，李嘉诚就宣布把公司注册地迁出香港。
显然，李嘉诚等人去北京其实是要去试探中央的态度，希望居中调停，说服中央在2017年的普选问题上让步，避免“占中”运动的爆发。
这个要求当然是被拒绝了。会面的结果，只是习总重申中央对香港的政策不会变。
调解失败之后，“占中”随即爆发，中央和香港极端民主派的关系终于彻底决裂。
而这种彻底的决裂，受打击最大的，不是别人，就是这一批控制着香港经济命脉的大富豪们。
我在占中期间发过一条微博，就是说从“学民思潮”领袖黄之锋所做的演讲内容来看，他的诉求是错误的，但他反应的问题是真实的。香港回归中国以后，经济发展缓慢、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香港底层人民没有从祖国统一中获得什么好处，青年学生对未来失去希望，他们担心毕业就失业，看不到通过自己努力上升的渠道。这个经济基础，才是“占中”运动爆发的最重要的原因。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首先是社会上有了对香港现状的怨气的积累，才可能有西方敌对势力来挑拨离间产生效果。
那么这种经济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原因是什么呢？在大陆这边看来，中央已经给了很多优惠政策给香港，而且还大量廉价的淡水、蔬菜、肉制品供应给香港，保障香港的民生和经济繁荣，其它的方面一概不管，给了你最大限度的自由。然后你自己还搞不好怪谁？只能怪你们香港人自己嘛。
但在香港人看来，就不是这样。1996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基尼系数是0.517，2012年，基尼系数上升到了0.538，贫富差距是扩大的。虽然看上去增加的点数不多，但一般认为超过0.5就是很严重的贫富分化了，在这个基础上，每增加一点点都会让底层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而这个贫富分化的加剧，是跟回归以后中央政府不作为密切相关的。
自由资本主义一定会带来滚雪球一样的贫富分化，这个应该是一个共识。香港回归以前，就是一个自由港，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当中也算是非常自由的了。但是英国的殖民统治毕竟还派了总督，他代表英国统治香港，其职权是高于行政、立法、司法这个三权分立体系的。有这么一个强权人物镇着，大资本要想为所欲为还是很困难。
但是在中国收复香港的过程中，在过渡时期，我们一方面不能直接派遣官员管理，一方面又不可能信任英国的官员，所以选择了依靠所谓的“爱国人士”来协助中央政府实现香港平稳过渡。而当时爱国人士的代表，当然就是李嘉诚、霍英东这些大资本家了。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以前尚不能干预政治的资本大佬们开始获得大量的政治资源，李嘉诚和霍英东都成了香港回归筹备委员会委员，成为中国在香港政治力量的代表。
香港回归以后，总督制度自然消失了，中国政府因为“一国两制”的承诺，也没有过多干预香港政务——因为西方国家老是拿自由民主这些东西来攻击中国，而中国也有很多人也对此缺乏自信。所以虽然英国统治的时候一点民主不给香港，中国收复香港以后反而开始搞民主了。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立法会的权力上升，特首的权力下降，跟总督比起来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从“统治者”变成了行政机构首脑的这么一个角色。香港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就从总督独裁制向三权分立的民主政制发展了。
在资本大佬介入政权交接、新任政府权力分散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政治力量对资本力量的节制就完全失效了。对李嘉诚这样的大资本家来说，以前还有总督管着，回归以后在香港就可以彻底称王称霸。所以实际上我们看李嘉诚的财富增长，速度最快的就是香港回归之后的这么几年。他的公司市值在回归前的1995年才只有420亿港元，盈利才只有30亿港元。到2009年，就增加到了一万亿港元，相当于同期香港经济总量的50%，盈利更是高达两千多亿港元，增加了七十倍。大头都是回归后挣的。而这期间，香港GDP增加了不到一倍。
所以，回归以后，香港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好处都是大富豪们拿走了。底层人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实惠，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泡沫化严重，财富分配的差距比收入的基尼系数更加严重。李嘉诚在回归两年后就成为华人首富，但香港人均居住面积却不足十五平米，此外还有十多万人住在不足两个平方米的笼屋里面，所谓“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就是现今香港现状的真实写照。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收回香港以后，对香港的治理是有所失职的。“香港明天更美好”这个承诺并没有完全实现，起码对于香港的底层人民和年轻一代来说，他们所看到的现实就是回归以后，他们的处境和未来变得更加黯淡了。
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就在于过度的自治造成的“政府缺位”。香港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供700万人发展，已使用地区只占了所有面积约24%，扣除不可开发的山地，还有40%的可供开发面积，但是就是空着不让开发。主要原因就是政府过于弱势，难以下定决心，因为一旦开发就会造成香港楼价下跌，让拥有住房的阶层利益受损。董建华多次打算学习内地新建保障房，都迫于既得利益阶层的政治压力而被迫放弃了。香港想要修一条高铁接上广深高铁，死活修不动，因为政府太弱势，根本无法完成高铁所需的拆迁工作。这些问题，在中国都不是问题，唯独在香港克服不了，你说是中央政府失职，还是香港政府失职？我觉得应该是都有责任。
底层人民在生活得不到改善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来要求改革？就是一个舆论宣传战的问题了。西方的敌对势力也好，本地的像这样的资本势力也好，就开始在青年学生中间煽动，把这样的问题归结为大陆不给香港民主，以及大陆人到香港来买奶粉、生小孩占用香港的资源的问题上来了。这个逻辑其实很荒谬，因为大陆的政制和英美民主差距更大，但是对岸的深圳发展的比香港好的多；至于大陆人民到香港来，那是有利于香港经济的，没听说过买东西还把人家给买穷的。香港的问题，核心不是自由民主太少，而是自由民主太多，导致政府缺乏权威和执行力，无法大规模的配置公共资源，推动有利于底层人民的改革，放任大资本肆意扩张。
但是呢，目前来看，在香港这个宣传阵地上，我们是失分的。青年学生被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理论给洗脑了，觉得问题就是中央不给香港民主造成的，所以才有了“占中”运动。
所以我才说：“占中”运动中，青年学生的诉求是错误的，但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是中央政府、香港政府必须要解决的。只要这样的问题不解决，仅仅是鼓吹什么反对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宣传，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要解决这个问题该怎么办？首先就要跟香港大资本家分道扬镳，不能再像回归前后一样，把他们当做政治上的依靠力量了。因为社会公平的改革，必定会触碰到这些人的利益。
其次，就是要建立“强权特首”制度，要让特首扮演一个像回归之前的港督的角色，或者说是像现在中国地方政府的党委书记的角色，一个超越行政、司法和立法之上的职位。大幅度的削弱立法会的职权，因为这个陷入党派斗争、不用对实际决策负政治责任的机构，是很容易因为各方面势力的渗透而变得四分五裂、无所作为。变成一个极端势力表演的大舞台。
目前，中国政府一方面要坚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保障香港的高度自治，所以不能真的搞社会主义改造，直接委派香港市委书记、市长；另一方面，又不宜完全的坐视不管，让港内港外的敌对势力把香港搞得一塌糊涂，这样在舆论上同样对我们不利，因为香港毕竟是属于中国的。
两方面均衡的结果，一个效忠于中央政府的强权特首，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的政治安排。梁振英在关键时刻以“每天向中央汇报”的方式效忠，最终促成了这一政治决策。
所以，占中结束以后，李嘉诚收拾家当准备走人，梁振英态度强硬发表施政声明，批评大学反对派刊物，对“占中”领袖秋后算账。这些东西都是连在一起的。李嘉诚不是不看好香港的未来，而是不看好他自己的家业在香港的未来。在一个强权特首的政治安排下，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恐怕将势在必行。二十三条立法那是肯定要做的，国情教育也一定会重新启动，土地与住房制度的改革恐怕也是在所必行。在此过程中，以李嘉诚为代表的，依赖于土地形成的大资本财团的利益必然受到巨大的触动。这个时候把资本注册地迁移到香港之外的避税天堂，其实是在给自己准备退路了。
香港明天会更好，但李氏家族的明天恐怕是不会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