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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连看两部好莱坞电影《聚焦（spotlight）》、《黑水（dark waters）》。两部电影都是“绿巨人”马克鲁法洛（Mark Alan Ruffalo）主演，好看。
两部都取材于真实事件。前者拍摄于2015年，是讲《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们为了揭露天主教神父的娈童丑闻展开的调查。
天主教神父的娈童事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有零星的报道，但是天主教会极力掩盖这些真相和丑闻，只是将涉罪的神父调离其他地方了事。一直到九十年代这种发生在教会里的性虐待才被主流社会和媒体关注。《波士顿环球报》越挖越深，一系列报道揪出庞大得令人震惊的数字，真相终于被揭露。
《黑水（dark waters）》是写一个西弗吉尼亚的农民在自家上百头奶牛离奇患病接二连三死亡后，找到了同乡律师告状。这个本来还是杜邦公司做法律服务的律师惊讶地发现，问题居然是特氟龙的化学原料PFOA上，杜邦公司在明知其毒性后，还隐瞒真相20几年！于是，面对庞大的杜邦公司，面对跟杜邦公司捆绑在一起的地方政府，他拼上了自己的事业家庭甚至性命，孤身奋斗十几年，直至真相大白于天下！
天主教会、杜邦集团都是西方社会的“大家伙”。为物质利益的得失，为自身形象都是极力掩盖、掩藏，因为真相的被揭露，将使他们付出巨大代价。
联想到了李文亮，他也是为了真相付出生命。那么，掩盖真相的武汉市或者湖北省是为了什么呢？
新型病毒在武汉出现，无疑会对武汉的经济发展，整体形象受到影响，作为一级政府，不能不考虑不能不忧心忡忡，这是管理者的责任所在。但是，与人的性命相比，孰轻孰重？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
关键时刻，武汉政府讲究什么为贵？不知道。反正事实说明：民次之。所以，真相能掩盖则掩盖。没掩住的信息就是谣言，没掩住的人就是造谣者。
试着再分析。
据官方报道，第一个上报的是金银潭医院院长张丁宇还有张继先。请注意：是“上报”。这就是说，发现天塌了也得先上报!
张报告给武汉卫健委，市上报省，这个系统一级一级上报，武汉政府上报省政府，这个系统也要一级一级报。在最高批示下达前，不能自行公布，只能压住，只能掩盖。没掩住的信息就是谣言，没掩住的人就是造谣者。
之前很多评论说武汉政府“甩锅”，说明群众眼睛雪亮。因为他们可能真的不敢做这个主，他们的乌纱帽是从上一级组织部门给的，他们当然得对上负责。这是程序，是惯性。君不见，上面号令一下，立刻见行动，所有的领导力组织力掌控力全部爆发！其迅速有效，绝对盖过西方！殊不知，病毒不受这个制约，你们一级一级循序渐进上报时，它成精了！
既然有“甩锅”的念头和可能，也一定有 “背锅”的义务和必要。因为所有都来自上面。“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说话间，新的一任领导空降了。
这种一切唯上不唯实的体制造就了循规蹈矩、惟命是从的官员。他们不敢破格，生怕破坏“安定团结大好局面”；他们不敢担责任，生怕头上红顶子不保。
戏文里唱“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现在好像很难见到官员有这种为了老百姓挂冠而去卖红薯的潇洒了！
更何谈为民赴死！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新冠病毒的危险性了，去年12月有几个人知道？
现在很多人都是诸葛亮，都说“非常时期，还搞什么逐级上报”？去年12月有几个人认为当时是非常时期？
湖北省、武汉市请了国家级“砖家”“院士”去调查，说明他们对不明原因肺炎的重视，对专家意见的重视。可是最后这些“砖家”“院士”有辱使命，有的根本是混饭吃的，有的是去给自己老资源的，最后他们把湖北省、武汉市给害了。事后有的“首席砖家”又在网上甩锅，说他当初被武汉的医生们误导，才说“不会人传人”。这些“砖家”都该滚蛋。
但这也是这类体制的问题，一个可以对比的例子就是日本福岛核事故。在日本时被介绍东京大学的作用，就是给日本培养了一个官僚阶层，这个阶层是日本社会得以高效运作的基础。但福岛事故上也看出这个阶层的缺陷，就是没人愿意负责任，使得福岛事故不仅扩大，而且在救灾时无法获得资源，甚至军队都拒绝出动。
人们如今夸赞非典时王岐山在北京的作用，但不难发现是因为当时的王岐山拥有极大的权力，而如今的武汉政府没有。
那么你是依赖一个官僚阶层，还是依赖一个人的能力和权力的问题，这不是有轻易解释的，可以上升到民主与独裁的效率问题，进而上升到两种制度问题。
官僚阶层的构成往往是有先天缺陷的，因为往往是凤凰男构成，而不是有背景有魄力的人，哪个国家的有背景的人不是进入有实际权力的阶层，而是进入辅助作用的官僚阶层？
而凤凰男的问题就在于必须谨小慎微才能成功，因为没有捅娄子的本钱，这也就导致听话成为金科玉律，而不是承担责任，尤其是冒风险的责任。
显然中国的官本位与日本的官僚阶层是同一个概念，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也许可以这样描述，在危机面前一个集权体制比官僚阶层的走程序更加有效，而平静时官僚阶层最节省社会资源，但也是导致危机的基础。
换句话讲，世界上是没有一种最好的体制的，否则早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美国在猪流感时让几乎20%的美国人感染，在中国体制下，不太可能有这样大的感染面。但是否就能说中国的体制更好？
试想你是一个公司的CEO，突然让全公司人不上班，而且不知道什么时间是个头，这种决定你会依赖什么做？
你只能依赖专业人员，而不是随便做决定。
因此这种事情上一个程序就是不可少的，一个人说真话并不一定被接受，因为你觉得是真话，那是你的角度。如今这件事上的评论是事后诸葛的概念，射完箭后再画靶，可以轻易指责，但既然是个错误，究竟是谁的责任，这才是避免再次发生的关键。
否则下次怎么做？突然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说要出事了，市政府就采取极端措施？
这就成为任何独裁的借口，因为有了集中资源的需求。
恐惧是社会接受独裁的基础，而没有恐惧就有可能制造恐惧，历史反复证明这点。这次是个讲真话的李医生，因为你事后知道了，下次呢，你敢在事前就知道肯定是讲真话的人，而不是基于一个需求而制造谎言？哪怕是你自己认为的真话？
具体这件事上，因为中国cdc发出不会人传人的解释，因此武汉市政府就没有要求进入紧急状态 ，人们如今感到气愤的是反而处理了李医生。
假如没有处理李医生，人们是否会如此愤怒呢？那种情况下你甚至并不可能知道李医生的存在和他的警告。因此如今实际上是借用李医生的事件来表达对武汉政府的不满，但这能导致下次发生失误或者出现谣言的错误吗？不可能。
因为这不是一个理性思维。
这种事换位思考一下就是了，如果你作为武汉市政府，你对一个专业上的观点，你说听从一个医生的，还是一个程序规定的专业机构，比如cdc？一个程序未必就是一定正确的，但人们定义程序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此这次事件后，有两种处理方式，或者是处理掉失职的人，或者改变程序。一般两者都会有，毕竟程序是人执行的。
但只有后者才是人类学习的方式，前者并不是。
据官方报道，第一个上报的是金银潭医院院长张丁宇还有张继先。请注意：是“上报”。这就是说，发现天塌了也得先上报!
张报告给武汉卫健委，市上报省，这个系统一级一级上报，武汉政府上报省政府，这个系统也要一级一级报。在最高批示下达前，不能自行公布，只能压住，只能掩盖。没掩住的信息就是谣言，没掩住的人就是造谣者。
不如要个选票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