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篇好文章“知青回忆 - 地主与贫下中农”，不禁想起来我老家的四类分子。

我村在浙江宁波郊区四明山麓，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是乡里的最大村庄，文革时有13个生产队，现在像个小镇，什么都有，商场，菜市场，银行，邮局，甚至还有警务室等。

记忆中村里没有”右派分子“，只有四类分子。和其他地方一样，每当村里开社员大会，村里的四类分子，有时候挂着牌，站在街边示众，有时候扫大街，是村里的贱民，没有尊严。他们的子女成家都很困难，男人有的娶些不好嫁的又矮又丑的女子，有的打光棍。村里治保主任是村支书的连襟，对他们非常凶，经常当众训斥他们，他们从来不敢作声。

村里有一位比我大几岁的朋友，他妈是反革命分子。我爸曾经告诉我他妈的悲惨故事，他妈和她丈夫解放初，都是村里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不知怎么得罪了乡村主要干部，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马上枪毙；我爸当时是村里民兵头，负责押送他们；我爸也知道他们是冤枉的，在当时的高压政治和草菅人命的时代，谁也不敢为他们说句公道话；他妈因为有身孕，最后保住了一条命。我每次去他家，他妈总是很客气，看起来也精明能干，不像坏人。受了那么多的罪，也还是心平气和地生活着。

还有一位坏分子，单身和他老妈一起生活，相依为命。据说是因为偷生产队东西，成了村里的坏分子。文革快结束时，有一天很早，我去井里打水，不久就听到从前面大晒场边的平房里传来大声尖叫：快来人啊，有人上吊自杀啦。我跑去一看，那个坏分子，已经上吊自杀了，因为时间长，绳子已经被拉长，脚落在地上，因为早上天还不太亮，房子刚造好，还没装门装灯，嘿嘿的，有点恐怖。事后听说这个坏分子平时懒，没吃时，就偷生产队，这次偷生产队的稻谷，被人撞见，还没等人家报案，他自知免不了牢狱之灾，恐惧第二次坐牢，就“畏罪自杀”了。可怜他老妈孤苦伶仃，过的更悲惨了。

文革结束后我考上大学离开村子，就不太清楚他们的具体情况，只是听说不久政府陆续给村里的四类分子摘了帽子，他们才结束贱民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