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中国知识分子法西斯化 作者：钱文军 时间：2010-03-03 00:51:48 分类：默认分类 标签：摩罗 阅读器 去年8月1日，中国新闻网曾介绍说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推出新书《当中国统治世界时》，当即激发一阵反响。那本书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对自己的文化中心地位充满自信；她会为“现代化”国家重新下定义。大意是：中国会靠文化统治世界，如果说，英国曾是海上霸主、美国是经济霸主，那么，中国将成为文化霸主。绝了，就连李鸿章都明白：“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这位洋教授或连李鸿章都不如？ 还不止，据媒体介绍，另有一部好莱坞大片《2012》，说的是世界遭遇灭顶之灾时，全靠中国人救了大家。更有权威的“神算子”预测，中国经济实力到2030年时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中心。至于一些洋教授吹捧中国崛起的文章，亦不少，网上此种议论更多，不赘述。近日有网友推荐了另一篇据说很有来头的讲话记录，传说是当今某要人所言。题为《某座谈会部分谈话：今天有不等于永远有，完成民族复兴历史使命才能永远有一切》读罢不禁莞尔，倘若某要人只有这等水平，恐怕毛复述过的那句古狂言“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又兑现一次了。 这篇出处含糊的文章倒是诸多表述中较为直白的，开篇即道：“今天我受政治局委托，同大家讨论十个方面的问题，都是些大问题。”口气很大。无妨摘其要点陈列如下：“现在我们天天喊‘民族复兴’，但什么是民族复兴的本质标志呢？就是实现中华世纪。所以我们在上一世纪末，在北京建立了中华世纪坛，向全中国人民吹响了开创中华世纪的号角。但怎样才算是实现了中华世纪呢？我们关起门来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全世界都由我们党领导和安排，不仅从思想、文化、经济及政治上，也要从组织上有保证，为全地球制定统一计划。”“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讲过的东西我们就不能讲吗？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发展吗？回头看看历史，马克思他们主张的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在全世界各国同时胜利，而列宁斯大林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要在世界帝国主义链条中的最薄弱环节首先胜利。这就叫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以我们完全有权力提出，在全世界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必然要经历一个中间时期，这个时期，就是中华世纪。”读到这里，不由得想起希特勒在1928年写作的《重新崛起之路》中说：“法国用国家的概念在它的境外推行其大革命。国家社会主义要用人种的概念在国外发动革命，并重铸世界。”如今，有人提出用“中华世纪”来“重铸世界”了。 果然，接下去就有：“要最后实现世界共产主义，就要先实现中华世纪，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领导全世界，从思想、政治、及组织上统一安排全世界，而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梦寐以求的伟大理想。”“有的同志讲，我们现在不是不大讲共产主义了吗？我们总是高喊社会主义，为什么不把共产党这个名称改成社会主义党？”“党的名称上面出现‘社会主义’，就容易使人联想到德国的纳粹党，因为他们的党就叫着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我们所以对这个问题很敏感，是因为我们在很多方面同希特勒德国相似，尤其是我们同希特勒德国一样快速崛起，带来很多人的恐慌，如果我们的名称再同他们相似，我们不就自毁形象，树敌太多了么！希特勒是极端反共，所以我们保留共产党的称呼就很重要，不管我们现在同共产主义沾边不沾边。既然党的称呼不能改，党旗也就不能改了。”“小平同志由于从年青时期就留学西方国家，所以就更注意如何利用人类文明的所有成果来壮大我们党的力量。也就是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驾驭巨人，最后要打倒和取代西方巨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韬光养晦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就是毛主席的斗争哲学。如果没有斗争哲学，韬光养晦就毫无意义，我们所以要韬光养晦，就是为了斗争。”“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在‘和平发展’旗帜下夺取开创中华世纪的伟大胜利？这就是我们这几十年来所做工作的重中之重。毛泽东思想关于革命胜利的思想，最基本的就是毛主席总结的‘三XX宝’，是我们开创中华世纪的指路明灯。”在这一段里，作者似乎并不忌讳与希特勒为伍，只是出于策略考虑才不得不拉开一点距离。 “我们进行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教育。我们进行了党的先进性教育。我们进行了对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批判，坚定了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的自觉性。党的高级干部清楚认识到，虽然西方的民主自由那一套有助于发明创新，但我们的集中制领导，更加适合应对突发事件，适合对敌战争，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可能会决定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我们另一种没有硝烟的战争手段是网络信息战能力。这方面我们的力量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互联网是美国人搞起来的，我们虽然起步晚，但现在已经能够同他们平起平坐，在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他们。”“还在小平同志健在时，我们政治局就有一个最基本的估计：中美战争也就是中西战争，最后是不可避免的。小平同志讲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不是讲永远打不起来，相反，是必定要打起来。”“军事斗争打不赢，丢掉了政权，我们就丧失了一切，人民就丧失了一切。反过来说，我们军事斗争打赢了，我们就有了一切，全世界都由我们安排么。”“总之，我们各级的610办公室、扫黄打非办公室、维稳办公室和接访工作密切结合，与互联网管理部门及公安部门密切结合，我们就有了一个严密的社会控制网，能够牢牢掌握整个中国社会，能够应付形势的突然变化和突发事件。”“大家都看到是加强我们的软力量，争取我们党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占领宣传舆论的制高点,要用我们的话，来引领世界。但在这些意义的后面还有什么意义？我看是为我们党在中华世纪的领导地位打舆论基础，打民意基础。如果没有这种民意基础，即使我们打垮了西方军队，赢得了全世界，我们在世界上也会遇到层层阻力，很多人不习惯我们么。” “为了解放中国人民，牺牲了不少中国人！单单一个长春之战，就饿死了一，二十万平民百姓。所以毛主席估计，帝国主义要发动核战争，我们要把帝国主义打平而实现社会主义全球化，可能要死掉世界人口的1/3到1/2，但我们不怕。”“党比人民还重要，当然要始终把党摆在人民的前面。”“对于在反腐败斗争中下台的同志，要注意分清延安和西安，只要他们忠于党，就是发生在延安的腐败，革命队伍中的腐败，而不是西安反革命队伍中的腐败，就要留出路，为他们创造条件，争取尽早重新使用。” 读罢此文，初步的感觉似乎进入了“乌有之乡”之类网站，看那些拖着辫子的遗老遗少念经。另一个感觉是，中国的历史如同鲁迅所说的“鬼打墙”，或者黑格尔说的“一再重复而已”。当年，也就是1793年，英王派遣马戛尔尼使团前来向乾隆皇帝谋求友好通商之时，乾隆赐谕：“天朝统驭万国……”。那份傲慢与偏见已是人所共知了，中央党校曾出版《落日的辉煌》细述，不去啰嗦。其实更早，比马可.波罗还早，1246年，以征伐异教徒著名的罗马教皇派来使者约翰，恰逢元朝第三个皇帝贵由的登基大礼，那时元尚未灭宋。贵由大汗给教皇的回信写道：“贵由大汗，全人类之君主圣旨：咨尔大教皇，尔及西方基督教人民，远来与朕讲和。朕召见使者，听其言，阅其书，知尔等之意，确欲讲和。然既欲讲和，尔教皇、皇帝、国王及各城市之有权势，皆须火速来此议和，听候朕之回答及朕之意旨。”“尔等居西方之人，自信以为独信基督教，而轻视他人。然尔知上帝究竟将加恩于谁人乎？朕等亦敬事上帝。赖上帝之力，将自东徂西，征服全世界也。朕等亦人，若非有上帝之力相助，何能成功耶？”（原件存梵 蒂冈，本引文载《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P184）稍加对比即可知道，“中华世纪”也罢，“全世界都由我们党领导和安排”也罢，都不过是从贵由、乾隆那里拾来的牙慧，中世纪不值一提的陈腐旧梦！更糟糕的是，那时毕竟还有夜郎式原创性可赖以长些颜面，如今却津津于苏俄未干之唾，果真“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了！ 现在这种陈腐的权力观，尽管披挂社会主义的虎皮，仍掩盖不住中世纪的腥臊。自己在屁股上贴一个“先进性”纹章，便以为“永远拥有”成为合法。他们能成为永远的，似乎只有花岗岩脑袋。显然，此文是毛左玩的花招，行文无论立意还是措辞，皆彰显故弄玄虚之拙劣，拿“受政治局委托”掩饰其色厉内荏罢了。有朋友建议作些评论，左看右看实在不值，去跟这类文章较劲，无异于高抬了此文的作者们。只是又有朋友称如今此论很兴旺，就连摩罗那样的名人，也发表了以《中国站起来》为代表的一系列文章、访谈录，一改以往的自由主义腔调，皈依了民族主义阵营，成为一批改弦更张者的旗帜。并提醒我注意这篇文章里的法西斯主义倾向。这使我不得不认真起来。 当年，摩罗最火时我曾买过一本《耻辱者手记》来读，但没能读下去，感觉作者笔端虽然不乏那时的新潮，却也隐现思路的混乱，深度有限。时髦的词藻可能会迷住不少学生哥，但对于我这样的饱经风霜的过来人，实在吊不起多少吸引力。尤其是他那种对孙中山的领袖崇拜意识，恰是我嗤之以鼻的，可以感觉到学校正规教育已经植根在他思维深处了。于是也就弃之于书架之上。由于对作者不感兴趣，以后也没有读过署名摩罗的任何文字，现在的这本书就更没看过。只是觉得，他既然早就有深沉的领袖崇拜情结，皈依集体主义并不奇怪。倒认为若有责任心的话似乎该给读者一个说明，或曰自我批判，至少应该确定所写的矛盾甚至对立的论述哪些坚持哪些扬弃的，否则人们难以理解这类首鼠两端。 具体地说，中国从来是站着的，犯不着谁来杞人忧天。尤其是在二战后的世界大环境里，经威尔逊、罗斯福两位总统接踵力主，野蛮国际进化到文明国际，无论还有多少问题存在，即使蕞尔小国也都站着了，用不着精神空虚了的摩罗之流说废话。难道新加坡是跪着的？任何国家，只要自己不折腾，都可以不必费力就昂首挺胸的。摩罗所谓“站起来”，其本质不如说“对着干”，力图将中国从世界潮流里拉出来。统治世界是办不到的，向隅而吼才是真谛。譬如摩罗说：“我们甚至应该以战争动员的方式，组织全民族的力量，为保证这一崛起而殚精竭虑，誓死拼搏。”此论也不新鲜，它不但是纳粹和军国主义的根基之一，也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传家法宝，更是霍梅尼、本.拉登之流的精神支柱。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是“以战争动员的方式”实施的，结果是3750万饿殍横陈。 上面所引那段“重要人物”讲话里同样洋溢着类似的法西斯气息，经济的快速发展若无宪政民主加以制约，法西斯主义就容易滋生。当今中国并不缺乏鼓吹者，历来有议论只是说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失调将阻碍改革，却不知更危险的是有可能导致这种法西斯倾向。那个“韬光隐晦”的说道本属同一倾向，姑且称之为“理性法西斯主义”，还懂得权衡力量。当初斯大林千方百计回避与美国冲突，曾直白地陈述了对力量对比的担心。但当手握原子弹具有核威慑能力，并当面考察了首次访苏的毛并把中国纳入麾下之后，觉得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变化。斯大林告诉毛：“我们就要同美国人作斗争了。但是，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接着发动朝鲜战争，利用金日成去试试美国的反应。当美国人迅速反击显示出决心之后，斯大林理性恢复，费了些力气把毛打发上战场，自己当缩头乌龟坐收渔利。 “理性法西斯主义”的又一个案例是那个说“韬光隐晦”的大人物，为了扫清内部权力层之障碍，不惜调动大军入侵弱小邻国；当误读现状之后，又不惜调动大军碾碎长安街上的抗议人群，创造了和平时期金水桥畔流血纪录。勿以为此论过激，《大英百科全书》对法西斯主义的定义是：“个人的地位被压制于集体--例如某个国家、民族、种族或社会阶级--之下的社会组织。”我想给这个定义作一点补充：它还有“解放全人类”欲望。故，法西斯主义就是集体主义的最高形式，全人类都得归顺集体，必不可免地要对个人主义极端压制；只要它的决策层认为必要，就会不择手段，说“理性”，仅指其尚未全失分寸。仅此而已。 法西斯主义泛滥首先是知识分子集群左倾，它在德国滥觞直至形成纳粹，正是德国知识分子的杰作。黑格尔、尼采、马克思、费希特等首先发端，进展到戈培尔之流，“谎言重复千遍即真理”，疯狂的领袖崇拜，动员流氓并利用理想主义使社会底层转化成流氓无赖帮凶，结出奇葩。爱因斯坦终身不肯原谅德国的知识分子，皆因此。日本的军国主义也是在坚持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遭打压，一批原本独立的知识分子转向的情况下兴旺起来的。如神田正雄、迁哲郎、林房雄等自由主义评论家便是抛弃原本立场转而投入“爱国主义”怀抱，歌颂日本的侵略战争。当知识分子把自己的使命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他就完了。国家使命感是知识分子的泥沼，一旦坠入便很难自拔，终归会成为御用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又面临法西斯化危机，毛时代已经演绎过一次了。摩罗先生即是一个典型的蜕变者。所谓民族主义、民粹主义都是噱头，根本目标在于张扬集体主义，打压个体主义，跻身御用行列。我们必须打醒精神予以驳斥，阻止这股法西斯妖雾又重来的势头。 无妨先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有过民族主义吗？显然没有，这民族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文化的概念。李鸿章1896年访问德国，威廉二世就对李氏大宗武器订单颇有微词，大抵是说欧洲人置办武器为了讨伐异族，中国人买武器只会自相残杀。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人家现在已经玩到全球化的阶段了，民族主义早就没市场了。摩罗之流举起西方弃之如敝履的破旗，招摇呐喊反西方文化，看上去总有点像小丑的表演。倘若中国曾经有民族主义存在，何以跪倒在元、清两个异族朝廷脚下呢？若说种族观念，倒反是蒙元、满清还有一点，两朝都歧视、迫害汉人，汉人却依旧诚惶诚恐地三跪九叩。 1903年梁启超发明“中华民族”一词，几年后才被孙中山接过去挥舞，只是口是心非。至1923年仍坦言：“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而且，“今日我们讲民族主义，不能笼统讲五族，应该讲汉族底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八卷，P580）。这“民族主义”其实也是变味了的，属于列宁的“民族解放运动”范畴：以美国为头号目标的反帝运动，却对苏俄帝国主义存难以割舍的暗恋之情，尽管它伤害中国最为惨重，绝不哼半个“不”字！至今亦如此。如果真有民族主义成分，不会选择性排外；如果真有民粹主义成分，不该谄媚权力。 近些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群发生了一些分化，不时见到某些曾经挥舞自由主义乞食袋的精英人物“改邪归正”。“国学”潮兴风作浪之外，《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等皆属标识，在“爱国”的旗帜下崇奉集体主义打压个体主义。涌动到今日，“解放全人类”的旧梦重萌，法西斯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即便是某些西方人，例如人大客座教授马丁·雅克，那本《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也是在为这股逆流推波助澜。我担心的是，当中国知识分子之主流皆卷入权力麾下，中国离法西斯化也就不远了。 值得庆幸的是，其一，当今国际大局早已不是二战以前那种状态，甚至冷战状态也渐行渐远，人类的大多数毕竟进入理性、明智思维阶段，法西斯主义已经失去了市场，极端坚持者亦成恐怖分子，如过街老鼠般蜷缩在阴暗的角落里。其二，现今中国决策层虽然出于既得利益考虑信誓旦旦要抵制西方那一套，毕竟还在“碎步走”，个体权利实现也在缓慢地进步中。而且，只要领袖崇拜不能死灰复燃，法西斯主义是成不了气候的，无论摩罗之流怎样折腾也白搭。 权力是人民的，不是谁念叨一声“代表”就可以窃取。即便是警察击溃了盗匪，缴获的赃物也必须归还失主，而不能装入自己的腰包，哪怕装进警察局的储物柜也系非法。人民对于权利不但具备所有权，也有经营权，是主动的支配，而非被动地等侯施舍。不明此理，迟早会成为历史的垃圾。善良的人们应该意识到，中国唯一的出路在于融入世界，甭管打什么旗号，与世界为敌是没有前途的。那些思维浅薄的精英，黔驴技穷之时就会憋出各种炫目的噱头，除误导之外只能赚得些书本销路而已。当人权意识越来越成为人类思维的主流，我们应该好好补上这一课，只要把中国的人权状态改善至与世界同步，中国无疑可以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此乃常识。守望常识往往比追求真理更可靠，因为真理多半是政治骗子玩弄的道具。(201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