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绝大部分都是擦肩而过的匆匆过客，唯有那些真有缘分的人才会在记忆中留下长久的痕迹，或是在生命中陪着你走一段。

今天周四，和我的一位越南朋友安吃了一顿中饭。她刚从海外旅游回家，好几个月不见了，见了面当然是又搂又抱，亲热得很，她还是我印象中的安，很笃定的样子。

老实说，我刚认识越南女子安的时候，从来没有注意到她有多少与众不同，更不会觉得有一天我们会成为好朋友。 她是我以前公司的同事，作为合同工，来帮我们做项目，签了六个月的合同。在澳洲IT 行业，做合同工的薪水比做公司固定员工的工资要高很多，所以有些人会选择短期合同工。唯一的不好就是每半年一年的你就得去面试找工作，一个项目干完后公司一般是不会再续合同。

她个子小小的，皮肤比一般越南女人白皙，人很秀气，安静，但是并不腼腆，眉眼中透出自信和精干。 由于和我做的是同样一个项目，所以我们接触得比较多。每天中午都是在一块吃饭，到周四下班以后也会结伴去逛逛街。我很喜欢时装，所以对一个人的穿着很注意，我发现安有好多很漂亮的上班套装，看上去做工讲究。

有一天我开玩笑说：“安，你是不是挣的钱都用来买衣服了？”

“我花很少的钱在着装上，这些衣服都是我自己做的。” 安不无自豪的回答我。

“这些做工这么讲究，式样时尚的衣服都是你自己做的？” 我惊讶得张大嘴惊叹道。

“对啊，我以前可是缝纫女工，做的服装订单都来自David Johns 大百货公司。” 她看出我的疑惑，忙补充道：“我十几岁就开始做衣服补贴家用。”

David John 应该是悉尼最老的，也是最名牌的百货大楼。在那里卖的服装不是世界名牌，至少也是澳洲名牌。我对她的缝纫手艺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记得当初大家做留学生的时候，因为要挣生活费和学费，我们大都当过缝纫女工，我的缝纫水平至今也就是可以给女儿缝缝校服而已。

她性格比较随和，但是也不是没有主见，时间长了，大家很投缘，就成为不错的朋友。直到她离开公司后我们还一直保持联系，常常在一起吃顿饭，逛逛街，周末也会偶尔聚聚。

但是我对她的真正了解是那次她给我讲起她的身世以后。那时正值澳洲大选之前，我从来就是自由党的支持者，对难民的去留问题比较偏向于严格的审核，不太赞成政府太宽松的难民政策。

因为当时是竞选大热时期，自由党和工党的领导人就难民问题在电视上辩论得如火如荼。我们在一次吃晚饭的时候也说起了这个话题。

她听完我的观点以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我说，“小爱，如果你感兴趣，我可以给你说说我的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很长，你得有耐心。如果你觉得没有兴趣，请你坦白的告诉我，不是每个人都会感兴趣别人的故事。”

“我很感兴趣，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你慢慢说。” 我是一个好奇心比较强的人，对于这样的机会一定不会放过。

我们来到一个安静的酒吧，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各自要了杯红酒，她望着酒吧的窗外，眼神似乎有点飘渺迷茫，开始了她的缓缓叙说.

2.

我的老家是在越南南方的一个小渔村里，那时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渔民，不是出海打鱼，就是在屋前编织或补着渔网。母亲在家照顾我们姐弟五人和操持家务，打理家里一块小小的菜地。我是家中的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两个双胞胎的的妹妹，最小的弟弟才5岁。那时的我还在学校读书，回家帮母亲照顾小弟，和做些家务。日子虽不是很富裕，但是也不拮据，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其乐融融。

父母亲感情也不错，母亲很听从父亲，一般家里的大事情都是父亲做主。家里气氛比较紧张的时候就是父亲出海未归，如果遇到暴风雨，母亲会坐立不安，整天烧香拜神，打发我们孩子们一趟趟的去海边等候父亲。

那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越南的南北战争爆发，父亲也被强行充军去打仗。父亲所在的一边在1976年宣布战败，他虽然在军队里是个地位很低的士兵，但回到村里后还是被抓去学习改造，原本以为只要在学习改造班中只要呆上一个星期，没想到两个月后也不见父亲回家。母亲派出很多人打听消息都无结果。

当时家里的经济情况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那时我是最大的，14岁的样子，大弟也还小，不到可以出海打鱼养家的年龄，我在外面找了一些零时工作补贴家用，不过因为战争的缘故，经济很萧条，没有太多的工作机会，家里常常有时揭不开锅时，叔叔们会接济我们一些。

四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母亲突然接到当时政府的通知要我们马上派人去接父亲回家。母亲和叔叔一起将衣衫褴褛的父亲接回家，父亲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一条腿被伤残了，走路一拐一拐的，整个人的性格也完全改变。原来父亲虽是个老实人，但整天是开开心心的，不出海的晚上喜欢喝点酒，高兴时还会唱上几句越南民谣。自从学习改造班回来后，他整日坐在家里靠窗的一把木椅子上，一声不吭，由于父亲的生病，也不可能出去打鱼，家里的生活更是每况愈下，母亲也是终日愁容满面。

有一天我的小叔叔来到我家，父亲和他在房间里密谈了很长时间。随后的一个星期，叔叔再频繁来过几次，父母亲开始悄悄变卖家里的家具，炊具，被子，乃至我们的衣服。在一个傍晚时分，父亲把我们都召集在一块，面色凝重的给我们说：“明天早上3点我们都要出发去海边坐船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不能带很多东西，每人都只能带一个很小的包裹，带些必需品就成，特别告诫我们明天旅途中每个人都不可以发出任何声音。”

“我们还会不会回来？”我怯怯的问道。

“小孩子不要多管事。”母亲轻声回答。

那天晚上我一直没有睡着，从父母亲他们这个星期忙碌而神秘的生活节奏中，我隐约觉得明天将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的生活将随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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