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调侃微信群3+1》

==+1则，大江夜游

（配乐长3：12分。 如文未完而乐尽，请先退出再进入，配乐会重新启动。）

我叫他“老朋”，是老朋友的意思（有时叫“大朋”）；他叫我“小顽”（当地发音“小歪”，是小男孩的意思）,他大我10岁。我们的忘年交始于在大江中的一起游泳，特别是台风天，潮涨潮落和夜深人静时，江中只有我们两个泳者。

他家当年在上海很有钱。父亲50年代死了。60年，母亲没有告诉他，她们将不再回来，母亲带着弟妹去了香港，留下他照看家里的房产等。那时他才12，3岁。9年后，他美术学院毕业到这家大单位工作。这单位有一道几米高的独立的墙，按照造反派的指示，他花了2礼拜时间，在上面认认真真地画好了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画好后没几个月，他就被批斗了，那是文革期间。

高墙上的毛主席除了经受风吹雨打日晒外，最大的功用就是让单位里的地富反坏右，走资派们，每天早晚两次，排队面对着他，低头请罪30分钟。至于谁该排队请罪，全由造反派头头说了算。要请罪的人很多，队伍有好几排。我父亲是走资派，每天必在队伍中。那天队伍里多出一个高高瘦瘦的人，鹤立鸡群，所挂的黑牌上写着“资本家的小爬虫”。他就是我日后的“老朋”，当时正低头面对着自己画的领袖像，为自己的出身请罪，进行悔过自新。

单位后面是一条通海的大江，约有1000米那么宽，向东10多里就出海了。每天有两次涨潮退潮，遇台风或大雨天，上游山区的水就急流而下，水中会夹有木头，水草团等各种东西，平时的水有浊也有清。

市里的干部子弟住宿小学，说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被关了。我不用上学了，每天下午和小伙伴在江中“吞”4个多小时（当地的大人骂小孩长时间在江中玩，就用“吞死尸”啊什么的骂）。我们有时顺水有时逆潮，在江中纵横如鱼贯游。身体晒的乌黑发亮，用指甲在皮上面一划，就是一白道，可以写字。有时要游到对岸去，就会抓紧在涨潮和退潮之间的平潮时间进行。每当有大轮船从江中驰过，我们会迎着去冲浪。随着波浪，身体被托起又沉下，托起时，可高高地看到远处；沉下时，四周是巨大的水墙只看到蓝天，每当这个时候，阵阵的欢叫声会在江面上回荡。江中有蛤，有鳗，有蟹，我们总能用网，用竹箩，有时用手去抓摸到。对岸很荒凉，有一眼看不到边的芦苇荡，但鱼多。有时抓到的鱼多了，为了不让鱼倒出来，就要双手托举着“卡箩”（一种竹编的装鱼的笼子），或踩水或仰泳（但不用手划）游回来。我们不去碰“流黄”（后来知道它也叫“牡蛎”），那壳会割手割脚，我们有时敲破它的壳，吮吸里面的肉是为了解渴。我们还会爬上江中抛着锚的渔船，轻轻地摸到船舱的厨房去。蒸笼里常有各种鱼蟹鳗虾等，很新鲜，还会有风干的大蟹大虾，嚼起来很香。等船上人骂着赶过来了，我们就跳进江里。我们会织各种的网，如撩蓬，拐网和斗筝（网名都只是发音，不知正确的写法）。搬筝很大，最难织，织好了，人小也搬不动。我们还做鱼冲，把钢筋烧红了用铁锤敲扁，冷却后再锉出刺尖，还要锉出倒扎钩，再淬火。做浮子，做沉头是最简单的事。而鱼钓是到20里外的城里去买，吊桥边有个老头，他驼着背边做边卖各种鱼钓。只有一个东西我始终没有做成过，那就是在竹片上缕雕刻出织网的梭子。竹片在缕雕时，随时都会破裂，尽管雕刻刀多次把左手指或掌戳得鲜血直流的，可始终没有雕成过一个梭子，现在想起来还感到自己真无能。

老爸从领导变成了被批斗挂黑牌的反动派，这让我很难过。我发现游泳时，可以排除心中的烦闷，尤其是一个人在晚上长游，于是，我常常独自长游了。在宽阔的江里，变换着各种姿势尽情畅游：蛙游时，从水里看着一望无际的江面，以及或抛锚或航行船上的微弱灯光；侧游时，看着岸上各种轮廓明显的景物向身后移去；仰游时，耳朵浸在水中，只露出眼鼻嘴，看着碧空中的月亮，星星和几片云，这是最美妙的享受；对发出大大的响声，溅出大大的水花的游法会使我想到“张扬”，“招摇”和“破坏”，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喜欢自由泳和蝶泳，所以也没去学这两种游法。

一天晚上我独自游完后，正在防洪堤的斜坡石壁上换衣服时（把衣服塞在大石块的空隙里，是防被偷），发现“老朋”也刚游完回来。一连几天我们都在那里碰到，于是我们开始了交谈。后来我们一起游，游的很远很远。在游的时候，他很专注，不讲话，也不会等我。但回来时，他会在堤上看着我出水，见我在泥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时，才离开去冲淡水。冲好淡水，全身肌肉舒张，坐在长堤上，看着月光下的大江，听着微风带来的沙沙声，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这种感觉就像在眼前。

“老朋”的宿舍里有很多书，我一本连一本地借来看。他知识面很广，我喜欢听他讲任何事。他说的跟外面人讲的不一样，他是我崇拜的人。我一生中读过的所有苏联小说，几乎都是在那时看完的，《战争与和平》，《喜鹊贼》，《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甚至还似懂非懂地看《俄共（布）党史》，并记住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书中的反动人物托洛斯基，布哈林则怀有莫名的同情。还有一本美国中央情报局退休人写的《斗智》，讲各国间谍的事。这种书要让造反派知道了，那麻烦就大了。“书报上写的，人们所讲的不一定是真的，要独立思考”这观点就是在那个时候树立起来的，它常让我看到了别人看不到某些东西。我当时13，14岁， 自从认识了他，我与小伙伴玩的兴趣减少了，也不再喜欢起哄，不喜欢无独立思想的群众运动，喜欢上看书，喜欢深谈和讨论。他住在一个竹屋里，屋前面有几棵又粗又高的杨柳树，树叶多，枝条密，我常爬到这树上消磨时光。当我躺卧在树干上，感到没人注意到我的存在时，心里特别爽快。听着鸟叫虫鸣，身边柳枝轻摇，静静地读着书；读累了，从树枝间看着蓝天白云，想像着朦胧的未来。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大概有两个夏天，直到有一天“老朋”不见了，谁都不知道他去了那儿。不久，我老爸被解放了，又不久，老爸回城工作了。搬家时，在装完最后一辆“黄鱼车”（那里对三轮车的俗称）后，我跑去他住的竹棚屋，还是没有人，那些书整整齐齐地，静静地列在一个简易的木架子上。屋边的杨柳树又高又大，密密的枝叶在深秋的风中轻摇摆动，我依依不舍地在心里告别着这竹屋，这柳树和这段时光，想到再也见不到“老朋”了,我心里一阵难过，鼻子发酸…。

在城里上了初中，学工学农学军。城里的生活很无趣，没有大树，没有大江大河。去过游泳池，那么多的人，挤在那么浅，那么小，不会流动的水里，水如玻璃那样的透明，可看到每个人的大腿，很滑稽，我没再去公共泳池游过。我会骑着自行车到很远的水库或大江中去游。我跟自认为游技高超的人一起去游，看着他们在水中划手蹬脚，水花飞浅，威武雄壮的，可是不一会就气喘嘘嘘了，特别是顶风时,浪花迎面扑打而来，更显出其挣扎状，城里人只会在那透明的水里游，真可怜。就我们的理解，在水中要象动物那样，只露出半个头，平稳地，几乎是无声无息地游。在镜似的水面游过，头破出几层小小的波浪，波浪静静地向两边平和的延伸，泳者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看运动会的游泳，我常会问：他们是在享受游泳吗？还是在追逐名利金钱？这种大大的响声和汹涌的浪花与大自然很不协调。而这些人被人们棒为爱好自然者，城里充满着“人云皆云”的说法。）我在水中可以一直地游，游到渴，游到饥，却不会累，因为我是一条“鱼”，在水里，我是自由自在地滑行。

我初中毕业就工作了，那时没有高中。一个星期天我骑车去了那单位，我想念那江水，那大树，那个竹棚，那些小玩伴们。在单位的家属宿舍区，我找到了小兄弟“黑记”（音），他告诉我“老朋”回来了。

“他想游到香港去，被抓回来了！”“黑记”笑着说。

我脑子一下子成了空白，悲喜哀忧，不知所措，…。我缓过来后，就急急去单位找他。文革已近后期，远远地看到巨幅领袖画像的墙还在，画旧了许多，没有了当初的光彩,大墙下也没有排队请罪的人了。后来听说，决定谁要请罪的造反派主头目，被抓进牢去了。

“老朋”穿着粗布衣在穿绳劳动，周围没有人看着他，不像劳改。他皮肤黑了些，身材比以前壮了些，细长的手指在小腿般粗的绳索上穿着细绳。我们从食堂打饭回竹棚吃，竹棚里空空的，一本书也没有，只有一张床，一个小柜子。

“那天有台风，风浪很大。对面灯多，天亮成一片。半夜里开始游，天快亮时上了岸。却是偏了方向，上的岸还归这一边管。”他简短地说了这事，然后笑了笑，是自嘲的笑，没有懊丧，却有些幽默。我几次低下头，含着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只是跟着他笑了笑，一定是很难看的苦笑。我知道在乱浪中游是非常难的，能在其中游几个小时，活着上岸，其水性和毅力是非凡的了。

“你现在还游吗？”我问他，

“保卫科不准我游泳。”他说，

“晚上去好了。”我说，

“我住得很远了，有机会也来游。”我坚定地，有点江湖义气地说。

因为路太远，我再也没去那段江面游泳，也就是再也没有和“老朋”一起游过。（后来，我在这条江的上游，淡水段里常常独自长游，有时也在夜里游。有一次，台风刚过，人们在岸上等着看,想弄清谁在这湍急的江流中游，待我上岸后，那些人直呼我大哥，弄得我有点莫名其妙的。刚到加州，去太平洋游泳，正在兴头上，却听到海岸安全员呼叫，最后出动马达艇来阻拦，不让我游出他们的视线。对我，没有广阔的水面，就没有了游泳的趣味，我从此没有再游过泳。独往独来，自由行事的习惯，大概是从游泳中养成的。今年家后园的锦鲤池有些问题，当跳进齐胸的鱼池后，闻到些许的泥土味，啊，久违了！这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味道。而现代泳池中的氯气味，也是让我游兴索然的原因之一。）

后来的2年里，我去看过“老朋”几次，还学大人那样买些饼干糖果之类的带着。他总是那么平静，讲话做事不紧不慢，还会不时地讲出一句带有哲理的话。我问他将来的打算，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怕他难过，我没有追问。

文革结果了，高考恢复了，我倾全力投入自学。那一年我没有去看“老朋”。第二年，是拿到入学通知后的第二个礼拜天，我骑车去向“老朋”报喜。远远看去，竹棚很破旧了。走近一看，门开着，里面空空的，满是灰尘。一个穿绳的老妈妈说，“老朋”失踪好久了。

我激动地，有点语无伦次地问：“被抓到了吗？不，被找到了吗？去找过吗？”

我问了一连串的问题。我还去了许多地方打听，也问了“老朋”私密的女朋友（她的故事略去），当确定“老朋”完全没有了消息时，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下来：“老朋”这次一定成功逃离了，他会找到家里人的，他总算有家了，他会过上好生活的，我在心中为他庆贺。

大学毕业后，工作，结婚；改革开放后，又被抽调去学习，再进入外经贸部门工作。1985年去深圳考察，面对香港，隔着海湾，蛇口工业区接待干部介绍说：以前这一带海滩上常常飘来尸体，都是想游去香港但淹死的人。

我看着海湾的水,有浑有清像我们那大江里的水。我目测了这个海面，风平浪静时，“老朋”是可以轻松地游到对岸的。但如有大风急潮就会难很多了。“老朋”水性那么好不会被淹死的！我对他很有信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常想着：那么多年里，他在做什么呢？如他还活着，为什么没有一点消息？

“老朋”的女朋友有点凄凉，她也没有任何“老朋”的信息。我学着不去猜测不可知的事，我宁可想着：他一定在世界某个地方自由自在地生活着，读着各种各样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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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逃离微信讲到了迷路，从迷路讲到了自嘲的笑，从自嘲的笑讲到了“老朋”。人生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逃离和迷路，它们的故事不是迷人就是愁人。

后来那国营大单位倒闭了，那竹棚，那领袖像，那大柳树都被铲没了。听说，那里的蓝天不蓝，白云不白了；但愿那长堤坝，那月光，那大江，那微风还能依旧；更愿还有人去细品那月，那江，那风，那沙沙声。造反派主头目死了，我的小伙伴们都老了，每当遇到困境时，我不知不觉地总会笑一笑。

2014，04，18

于广州，春季广交会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