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人伦中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孝道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往往根据统治者的需求，多次被任意歪曲和篡改，一会儿说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一会儿又被打压成阻碍中国文化进步的封建余毒。中国的新民主主义运动就从“砸烂孔家店”开始，大批孝道，说得一钱不值，奇臭无比。“文化大革命”，更加肆无忌惮，摧毁了一切非共产主义思想得中国传统文化，即所谓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结果是，“新”树立起来后，比“旧”得更加恶劣，毛主席的原意是“不破不立”，但适得其反，结果是“立无标准，破坏不断。”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本来是对中国进行“改革”，向世界实施“开放”，但所谓的“改革”，实际上还是慈禧太后的思想意识：“改自己之律，革他人之命”，把偌大的国度、法律“改来改去”，就是不愿“革掉自己身上的烂疮”，“烂疮”在流脓，却不停地往上涂脂抹粉；“开放”更有些滑稽，门是已经向世界开放，但只要他人的金钱，拒绝、过滤他人治国之策和人文思想。结果倒是把自家的陈旧思想“开放”了出来，“开”出来的是大胆无节制的欲望；“放”出来的是压抑了千年人性的最丑恶的东西-自私。无节制的欲望加上极端的自私，使得环境被破环，资源被掠夺、政治体制被滥用、人民给予的权利被占为己有；人已无公德，笑贫不笑娼。于是乎，人人感到难受，浑身不舒服，全国声讨、人人谴责。但是谁在声讨，又在谴责谁呢？照镜子一看，原来那人就是自己啊！羞愧难忍，愤怒何去？大家就想办法找他人之原因，上至中央，下到百姓，都说“思想已烂，人心变坏”，原因是“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不够，一场“五讲四美”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其中五讲指“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指“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这五个、那四个，无不针对当时相反的一面：“不文明、无礼貌、不卫生、没秩序、缺道德”和“心灵丑、语言俗、行为恶、环境差”；一如既往，几阵春风吹尽，又见污垢遍地。后来，一些所谓“崇拜西方“和想”全盘西化“的激进分子，开始把眼前的丑恶现象归咎于党和政府，于是中央就发出了反击，就在”五讲四美“之上，增加了“三热爱”的内容。三热爱为“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國共產黨。”后来，三个“热爱”，还是挡不住批评，就来了个“三个代表”，“两种意识”和“一个永远”。就像结婚时的宣誓一样，不管天老地荒、无限宇宙，我将是你的“永远”，说啥都白搭。

上下忙活了几年，效果越来越差，直到红卫兵的一代掌权后，历史又有了一个大转弯：共产主义只能做思想指导，中国传统才是治国之宝。

牢骚发完了，话回正题，何为“孝道”？“孝道”和“孝顺”有何不同？孝道，既然是儒家思想，当然离不开我们的孔夫子，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意思是说，父母养育子女，子女奉养父母，这是人类一种天性。禽兽都是父母养的，何况人呼？又说：“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这是孝敬父母的天性五种表现：在日常起居生活中以最诚敬的心情任劳任怨地服侍父母；父母生病时以最忧虑的心情照料父母；父母过世时以最哀痛的心情来料理后事；举行祭祀时以最严肃的态度来追思父母。这五方面做到，才称得上是能侍奉双亲的孝子，也才能算是真正体现了人的孝亲的圣洁本性。大家一看，这是一种纯粹的人性特征，无甚非议。后来夫子又把这种“孝道”和忠君思想联系在一起：“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意思是说，人最起码要服侍双亲，再就是要为国君做事，最终还要为自己安命立身。老夫子这已经清楚地教育我们：服侍双亲，是人最起码的要求，但你还能要为君王做点事情，否则，那只是最低级的孝。最大的孝，莫过于自己安身立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这就是后来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真正儒家的做人标准，而不是像介子推那样的孝子，为了一个假孝名，不愿为国出力，还把老母藏到山上，宁愿叫老母和自己一起被大火烧死，不知他有何颜面去见自己的父亲和祖先？沽名钓誉，害己害人。

孔子的伟大就在于没有把话说死，按夫子本人的解释就是，我只是把道、理、礼、仪教于弟子，如何取舍，那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会强迫别人遵从。《孝经》谏诤章第十五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大意是说：曾参问孔子：“冒昧地问您下，子女顺从父母就可以说是孝吗？”孔子立刻回答道：“这是什么话！当父母有不义的地方，就要设法婉转的去劝阻他们，这样才能使他们不会陷入不义之中。如果一味的顺从，使父母陷入不义之中，这样又怎么能够称为孝呢？”孔子态度十分鲜明，他反对一味盲从，反对愚忠愚孝。主张做父亲的若有能谏诤的儿子，就不会陷于不义的行为之中，做儿子的若看到父亲有不义的行为，就应该直言相劝；为人臣子的若看到君王有不义的行为，就应该进言劝止。这样，才是完整的夫子之“孝道”，这些都体现了孔子的辩证思想和民主思想。

如果说孔子说的都是大话和真理，那么他的传家弟子孟子就说的多是实话。孟子把老夫子的孝道具体了一些，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意思是说，夫子所说的三种孝道，侍父、事君、立命，最后一个最为重要，因为没有了“命”，无论事自己的香火还是思想，就此断绝。但到了东汉，被注释《孟子》的赵岐，具体化为：“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穷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意思是：为了迎合父母之意，委屈服从，结果是馅父母于不义之中，这是不孝第一；自己不努力，不愿为君王做事，父母老了，你却养不起他们，让父母受贫穷，这是不孝之二；不愿意娶妻生子，断了给祖先祭祀的后人，是不孝第三。可以看出，直到这里为止，儒家的孝道都是要求不能阿意曲从父母、君王，那么那个“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都得归咎于那些后来得“大儒“们对孔孟之道得篡改，还得从董仲舒得”三纲、五常“说起。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的伟大和他所遭到得待遇，天上地下，都与他这种含糊得回答，给后人留下了无限得选择权，我想老夫子一是故弄玄虚，以表示自己得学问；二是，给自己留有解释权，对错全是别人得理解问题，与我孔子无关。但他往往说事物的两面，却被人家取其一而舍其二，断章取义，叫他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反正都是圣人说的嘛。比如说，有一日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家子路问鬼神，他就说“你人事都搞不懂，问什么鬼事？”人家又问，人为啥会死，他就回答道：“你连生都没搞清，问什么死呢？”就像现在有人问你，“为啥要吃饭？”，你只能回答“为什么不能吃饭？”一样的废话，又显得自己有水平。可是就这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含糊回答，引出无限的纲常。人家夫子说，治理国家，根本就是搞好君臣的关系，就像一个家里要搞好夫子关系一样。夫子只说了这种关系，又没有说具体如何。后来，汉代就人为地把这种关系划分开来，提出“三纲“，《礼纬•含文嘉》云：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矣。但这个时候，儒家的平等思想还在里面，虽然关系有主次，但还是人人平等，谁主谁从，要看谁做得对、谁做得好。具体的解释是这样：君为臣纲，君不正，臣投他国。国为民纲，国不正，民起攻之。父为子纲，父不慈，子奔他乡。子为父望，子不正，大义灭亲。夫为妻纲，夫不正，妻可改嫁。妻为夫助，妻不贤，夫则休之。很明显，人家说君主应该成为臣下的表率，父亲应该成为儿子的表率，丈夫应该成为妻子的表率，身处某种位置，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正人先正己，三纲非但不是奴役压迫，反而是对上位者的约束。这就是后来民间的父不仁，子不义，说只有父亲像个父亲，才能要求儿子像个儿子。至于五常：仁、义、礼、智、信，实际上是对“五典”的解释，即五种行为规则。[唐]孔颖达疏云：“五常即五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对所有的人都有要求，并非“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绝对服从关系，在民间就把“道”换成了“顺”字，男人可以为非作歹，任意休妻，而把女人改嫁的权利全部没收，要求从一而终，甚至要“夫死从子”，把儒家的孝道变成了孝顺，嫁祸于孔孟，让二老背了千年的黑锅，至今难脱。

儒家思想和其它的思想历来是百家争鸣，汉代虽然儒家和道家争了几百年，但儒家从来没有占过上风，直到宋朝的朱熹，他和当朝的李宏志是一类人物，创立“理学”，即把儒家文化、政治、风水、禅宗、哲学等等烂七八糟的东西，都归到他的“轮子”即“理学”里面，办学校、收弟子、建书院、写著作，特别是把《大学》重新整理，将《论语》跟《孟子》，以及《礼记》一书中的两篇《大学》、《中庸》，合订为一部书，肆意篡改，定名《四书》。《四书》遂与《五经》合称为《四书五经》，宋朝以后《四书》的地位逐渐超越传统儒家的《五经》。朱熹发扬《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成为后世学者必宗的追求。明代学者薛瑄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清代理学家陆陇其更以朱熹的是非为是非，认为“宗朱子者为正学，不宗朱子者即非正学。……今有不宗朱子之学者，亦当绝其道，勿使并进”。把非朱的东西，全部抹杀，使得朱熹在学术上被提升到无比崇高的地位，特别是明朝以来，因为皇帝姓朱，天下舔屁股的文人政客就把朱熹当作儒家正统的传承之人，甚至捧为“圣人”，后来又得到康熙的吹捧，结果，朱熹以来对男人的“三纲、五常”和对女人的“三从、四德”，把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女人的裹脚布一样，牢牢地把人们束缚起来。“五四”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就把程朱理学，认为是封建主义的代表，是中国进步的思想障碍，后来被共产主义彻底否定。

时隔百年，那些在文革中的“打、砸、抢”分子，自己曾经大肆毁坏中国文化，批斗父母的一帮“老坏人”，手中有了权了，就又把已经被共产党和自己一代人砸烂、打到、批臭的儒家糟粕，又推了出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切丑恶现象是国外文化的腐蚀和自己传统文化的流失所造成的。年轻时，把自己父母称作“牛鬼蛇神”的一代，又把“孝顺”挂在了嘴上，把年轻的一代又绑架在道德的十字架上，大肆叫嚣：“人不孝顺，禽兽何异？”但他们从不自省，自己已经是禽兽，禽兽之后，能有人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