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占领运动，令学联秘书长周永康成为政治新星。周永康接受《明报》专访时承认自己是富家子，衣食无忧，他自言家境富裕反令他无后顾之忧，自觉更有责任贡献社会。

据《明报》12月29日报道，占领运动初期有人将“双学三子”（学联、学民思潮、占中三子）的家庭资料放上网，据了解，周永康的父母单计现时在香港持有的4个物业，市值最少6,000万港元（1港元约合0.129美元），还未计他们在内地的制衣生意。

根据周永康父母成衣企业的公司网站披露，该公司全球聘用约3,600人，厂房遍及内地、孟加拉及越南。

周氏父母位于深圳龙岗区的制衣厂占地逾万平方呎，当中数百呎设置了衣车用作制衣，当日有10多名制衣工人上班，其余地方用作办公室，并放置服装样版等。有职员称，周氏夫妇身在美国公干，又指他们很少到深圳厂房。

周永康透露，父母的生意到近年再上轨道，他不讳言自己衣食无忧，但强调生活并不奢华，没有司机接送，平日也是乘巴士、校巴上学，搭港铁到金钟占领区。出身富裕，周毋须担心置业问题，对于他能否了解现今年轻人面对前路的挣扎，他举了一个例子：美国19世纪争取平权，一个“白人、女性、中产”的妇权分子撰文支持运动，亦有人质疑她是“离地”中产。周永康反而认为出身背景不重要，最重要是同理心，“你未必完全知道对方的处境，因为真系无这样的生活圈子，未必处理到他的痛苦，但在你认知框架之下，做自己能做的事”。

24岁的周永康称，中学时期他一如普通学子，都是喜欢打机、看小说，对社会认识不深。他是纯文科生，主修文学、中史及历史，直至他第一次读文化学者龙应台的《野火集》，当中狠批台湾文化的辛辣文章，启蒙了他对本土文化的兴趣，他还爱看作家余华及刘以鬯的小说，描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面貌，埋下了他对社会批判的种子。

2012年他担任《学苑》副总编辑，终于燃起他关注社会议题的火苗。当时领导学生会的人被指刊登政治广告，攻击其中一名特首候选人，有人怀疑学生会被渗透，遂激起周参选学生会并当选会长，抵抗学生会“被染红”。

参与“雨伞运动”，当上“被时代选中”的学生，对于未来会否从政、会否于两年后出选立法会，平日在金钟“大台”口若悬河的周永康停顿了十多二十秒才说：“的确系有好多人想我出选……但我都系想读书。”他认为要为社会带来改变，有人站在最前线，亦需要有人在学界发挥影响力，他未来或会选择后者，希望明年1月初休学完毕后完成余下数个课程，日后报读硕士，考虑负笈外国研究国族、身份、联邦制、自治、移民等题目，未来在学术上为香港前途作出贡献。

但他亦认为议会确实需要青年的声音，认为走入议会可取更多资源，发挥更大影响力，笑言“何韵诗的确系理想人选”。

周永康形容与“三子”关系犹如父子，虽政见分歧，但目标一致，亦会私下饭局谈心，“没有开会时，数个夜晚一起吃饭，谈论运动以外的看法、生活压力、将来，大家都好舒畅”；不过，当运动开始不久后，彼此在路线上渐有分歧，最后分道扬镳。

周永康表示，“三子”最初认为运动不应持续太长时间，甚至大家原计划是“占领3天”，即是假设在10月初的假期启动，但及后眼见有数以万计市民留守，“三子”亦尊重学生及民间团体的判断，不再坚持退场。然而，10月底的“广场公投”中途夭折，成为“三子”在这场运动的中转捩点，他们顿感意兴阑珊，甚至有段时间一度淡出，也谢绝传媒访问。

对于“三子”宣告不再领导运动，周永康不感意外。他说学联与他们从来不是一个严密的团体，争取目标不同，“我不觉得（三子撤离）需要伤春悲秋。或者教书对他们的心理状态会比较好”，周笑说。

回想75天运动中，周认为学联访京失败、即11月15日占领第49日后，是退场适当时机，另辟战线。“本地线已经打过一转，跟政府倾过，但他们依然不为所动，之后大陆线又试过一转，香港同内地互相抛波，而我们要向对方施压，需要寻求其他路线，转移阵地或用其他方法抗争。”

然而，整个运动连阶段胜利也谈不上，却有众多支持者受伤，问到有否感到愧疚？他沉思一会后说：“双学号召的运动而令学生受伤，我们一定感到内疚。”而其他受伤事件，他感到无奈及愤怒。

展望未来，运动启发他聚焦内地，将主动联系两岸四地的民间组织，周永康认为要向北京抗争，需要认识内地的政局和体制。但他称这是香港社会过去30年一直忽视，“还有很多东西其实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