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三代明君治下的大清不出意料地有了长达115年的康雍乾盛世（从1681年，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算起）。而承继乾隆的嘉庆只是守成之主，但却要面对即使康熙再世也无能为力的人口爆炸。人口的压力使大清的沿海子民飘洋过海，下南洋之潮蔚为壮观。其他地区难以糊口的百姓如水银泻地般向大清辽阔疆域的各个角落流淌。且有永无休止之势。中国的百姓实在勤劳，耐力也太超群了。而且笃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只要能吃上饱饭，就要多子多福。岂不知这正是从古至今的祸端之源。大清帝国到处都是干柴，一点火星就能燃起燎原烈火。那些终日辛劳，也要养育众多后代的普通百姓让干柴越堆越高。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乾隆末年的白莲教起事，只能算是开胃菜。因为除了人口的飞速增长，清朝的土地兼并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走向极端。乾隆朝初期，漕运总督杨锡绂奏曰：“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而到了乾隆末年，则是：“占田者十无一、二，佃田者十之四、五，而无田可耕者十之三、四。”也就是说少数人拥有了绝大多数的田产，而绝大多数人不是佃户就是乞丐或流民。官僚贵族们利用权势占、土豪劣绅占、富商大贾们平年买置田地，灾年更抢购田地。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河南大灾。山西的商人、地主闻风而至，“举放利贷，借此准折地亩。”

土地兼并和人口飞涨的合力下，让佃租非常沉重。人太多了，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于是无田可耕而又没有办法在佃田市场竞争的农民，就只好到城市出卖劳动力、或沦为乞丐。有胆量的就跑到边疆和偏僻人少之处谋生。

嘉庆元年二月，北京城一个寒夜就有八千多乞丐冻死街头。这还是天子脚下。原荒无人烟的各省的深山老林里，越来越多的搭棚为生的棚民大肆地毁林开荒。环境的毁灭性破坏，又加大了灾荒的频度。但是太平盛世的光环下，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有效地消减人口。人口飞涨仍在继续。我们无法知道人口增长什么时候才能到达拐点，人类不可知历史方程式的精确表达。但趋势却是可以观察到的。于是主张众生统统平等，“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的白莲教借势重起。而且宗教常用的给穷人治病、维权等手段，白莲教也全都熟练应用。人均生存空间被极度压缩的情况下，阶级矛盾就愈加尖锐。清朝已经没了开拓新的生存空间的能力。解决无限的人口增长和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就只剩下帝国内部战争、大的灾荒和大型瘟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