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中,非民主体制的政权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越来越趋向于稳定。底层阶级和政权内的各派势力很难挑战政权的最高权威,不管这最高权威是世袭来的,还是各派势力妥协后选定的。领袖人物一旦获得最高权位,大都可以很顺利地整肃最高领导层,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塑造自己不可挑战的威望,向着高度集权快速前进。
中国历史上通过民众造反实现政权的更替大都发生在灾祸横行民不聊生的年月,民众投身于推翻现政权斗争所冒的风险并不比坐以待毙大多少。这是反政权力量得以壮大和延续的主要动力。现在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生产能力在成倍的增长,加之全球化的经济结构,这种天怒人怨的局面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就算几乎和全世界都隔绝了的朝鲜,也还远远没有走到那种境地。
从另一面来看,同样是科技的进步,政权对民众统治的能力和手段都大大增强,和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统治者完全可以有效地控制和监督任何可能的反抗力量,把它们消灭在萌芽之中。从可见的未来看,来自于底层的反抗力量,尽管人数众多,但成功机会非常渺茫。外部势力的干涉才是成功的关键,但这一般只是超级强国对弱小国家才有可能。也需要相当一部分民众对这种干涉的配合和认可。
中国政府也在一直加强这方面的防范。每当群体事件发生,必称有境外敌对势力插手。以此增加底层民众对境外势力,主要当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超级强国的恶感,对有能力军事干涉中国事务的国家和势力防患于未然。实际上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并非是与美为敌,往往是寻求合作,有时甚至是忍让。从朱镕基出国为美消火,汪洋访美戏称夫妻关系均可看出端倪。
习近平在当上党中央总书记之后,就迈开了集权的步伐。一步一步地把党政军的实权完全握入手中,取得了一言九鼎,至高无上的地位。许多人在习近平接任总书记之初对他的强势执政和个本人的资历能力并不看好,认为会有很多的势力派别阻止他集权的道路,甚至预言他不能走完任期。而事实证明,这些都是人们的推论和臆想。这些所谓的势力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微弱得不堪一击。
当今非民主体制或不稳定的民主体制,如缅甸,巴基斯坦等政权更替的主要形式是政变,这频频发生于有多种矛盾交织的小国。中国近代历史上勉强可以称之为政变的也就是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即使那次,也可以理解为华国锋站在权力的顶峰对反对势力的打击整肃,以非常规手段铲除反对势力。
把当前共产党内高层的各种势力和派别看得过于复杂和强大往往是错觉。这些势力派别的确错综复杂,但其内部的关系大都松散脆弱,完全是用利益织成的。尽管可能人数庞大,但却没有力量。已到台的徐才厚,郭伯雄,周永康等人都曾经身居要位,控制着军警大权,几乎所用的重要岗位都安插了自己的亲信。这对镇压来自底层的反抗和抵御外敌的入侵或许有效。但对来自最高权力的整肃却毫无还手之力,只能束手就擒。原因就是他们的成员可能人数众多,但基本上都是唯利是图之人。只要风向稍微一变,便会立刻树倒猢狲散。这种状况不仅存在于中国,也是当前世界政治生态的现状。
从历史上看,一个政党或一个帮派的形成发展壮大至少要有一个使成员追求信奉的东西。它能使其成员团结在一起,保持忠诚和献身精神。即便是黑帮也有规矩,土匪也讲江湖义气。四人帮虽然祸国殃民,但他们一伙也有精神上共同追求的理念,没有贪污腐败。而这正是党内某些势力,派别所缺乏的。从薄熙来和王立军的案例来看,王的地位权势荣誉以及所有的一切几乎都是薄给的,但当薄失势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倒戈。像王这样的官员在党内恐怕不在少数。
从中国社会官场的现状来看,能从底层一步一步走到权利的最高层,都是应用恭维逢迎,随风使舵,左右逢源的高手。当然这是贬义词,你也可以说是审时度势,机动灵活,不拘一格。几十年的官场历练使他们早已没有了什么理想信念情怀。他们最擅长的是如何正确的调整态度,把握时机,与胜利者站在一起,使自己的为官之路节节高升,至少不会被清除出去。他们与夺取政权前的中共高官完全是不同的二批人。这使的习近平的集权之路会走得非常容易。换一个人,薄熙来,周永康,李克强,只要被赋予了最高的权柄,也一样能成功,如果他们有这样的机会或是也想集权的话。
习近平还有一个江胡都不具备的优势就是能够掣肘当今领袖的前朝“婆婆“会越来越少,很快就会完全消逝了。这次19大把他们全数请来,不是要听他们的意见,而是最后一次给他们说再见。
其实从中国的邻居朝鲜也能看出这样的特征。金正恩没有任何的资历贡献,世袭了领袖,再整肃了前朝的一些老臣,树立了权威,政权就相当巩固。如果美韩不动朝鲜维持现状的话,估计金正恩统治到老死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习近平集权之路能走多远程度有多高,取决于习自己的意愿。与党内高层反对的声音有多大没多少关系。况且老百姓对是集体负责制还是一个人说了算没多大兴趣,反正都不是民主。实际上他们对一个人说了算的官场形式更熟悉,因为身边工作单位,政府机关的例子比比皆是。早已见怪不怪了。
这是中共政权稳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