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开山始祖是老子或者孔子？

中华哲学的开山始祖有两人，老子与孔子，两人都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在胡适先生在1919年的巜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則指向老子，而在冯友兰先生的1942年的《中国哲学史》书中則认定是孔子。不幸的是：后来的国学专家或研究者，都花很多时间去辯论“谁先谁后”的老问题。而在1988年、陈鼓应教授发表论文《老学先于孔学》，终算让此????重要的议题尘埃落定。从此以后、也许大家可以研究国学的如何站立在此廾一世纪与捲土重来的大方向。笔者在此将胡适、冯友兰与陈鼓应三位大师的高見分别讨论干下：

甲、胡适、（1891年生）主張：开山祖是老子

胡适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他曾受教于一名曾经競选美国总统的杜威教授，此教授以“证据?一”硏究古代哲学而闻名。返国后、胡适教授以此“证据第一”的方法硏究古代的中国哲学。他于1919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而闻名。在书中的p.19，他说：

• “古代的书，只有一部《诗经》可算得是中国最古旳史料。《诗经、小雅》说：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

• 近来西洋学者，也说《诗经》所记月日，中国北部可見日蝕。这不是偶然相合的事，乃是科学的铁证。《诗経》有此一种鉄证，便使《诗经》中所说的国政、民情、风俗、思想，一一都有史料的价值了。

此后、胡适依照《诗经》的文献中，又在他的书中p、32至p、43，解释在老子之前的三百年前的人民生活是痛苦不堪、国破家亡、贫富不均、政治腐败黑暗。因此在《诗经》中，就充满了忧时与厌世的诗句，诗人之中，又分为乐天安命派、纵慾派与憤世派。最重要的是：此时、革命的种子已经发生岀来，就形成老子思想了。因为当时的政府不配有为、所以老子主张无为。尤其是老子对当时的时势愤愤不平，就產生了他的改革政治的哲学。胡适又说：老子的年龄应该大过孔子的年龄约有二十岁。基于以上原因，因此胡适就认为老子是国学的始袓。在p、50，胡适说：

• “老子观察政治社会的狀态，从根本上著想，要求一个根本的解决，遂为中国哲学的始祖。”

乙、冯友兰、（1895年生）主张：开山袓是孔子

另外一位国学大师冯友兰先生，他大概是比胡适年輕四岁，他卻有不同的推论. 他是一位从小接受传统中国文化教育的学子，並且考上了北大哲学系，毕业后赴美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回国后、任教于广东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与西南联大。他于1942年出版《中国哲学史》一书。因为他从小就喜欢国学，他的书中记载与分析自孔子以后的各家的哲学，此书从孔子的哲学一直?到滿清末年的康有为，是一部伟大的著作，他认为孔子才是中国哲学的始祖。在书中、他有意或无意的而且巧妙地将老聃与李耳分为两人，並且强调《道德経》一书是战国时期李耳所著，因此孔子早出100年到200年。所以他在书中p、29 说：

• 就其门人所纪彔者覌之，孔子实有有系统的思想。由斯而言，則在中国哲学史中，孔子实佔开山之地位。……以此之故，此哲学史自孔子講起，蓋在孔子以前，无有系统的思想，可以称为哲学也。

丙）陈鼓应、（1935年生）论文：开山祖是老子

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客座教授的陈鼓应 先生在1988年《哲学研究》发表一篇论文《老学先于孔学》，在此论文中，他说：

孔子生于551BC，而老子大约生于570年BC，所以老子比孔子年長20岁左右。在老学先于孔学的论证中，他提出以下三点：

A、孔子问礼于老子  

陈鼓应教授举出所有古书中所有的孔子问礼于老子的记载，因此在时间上可能不只一次，在地点上可能也不只一处，而且问礼的内容也可能是广泛的。

B、《老子》成书早于《论语》 

陈鼓应敎授又列举古代的书籍包括《论语》中所用的词句皆是《老子》书中所用的言词。最明显的例子是《论语》宪问篇中讨论的“以德報怨”与“以直报怨”的二句，而在《老子》书中显然是先有“报怨以德”这一句。換言之、就是老子先提出“报怨以德”的话題，后来才有“以直报怨”的《论语》记载的师生讨论的话题。

C、思想线索－老子反对周制，孔子其后维护之 

陈鼓应又举出“仁”与“义”的概念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而在春秋时期更为盛行，（如在《左传》中、“仁”字出现44字之多）。所以他说：“当时老子的“绝仁弃义”［笔者注、《道德经》之CH18］，是針对春秋末年德治主义的种种弊端而提出的，而不是孔子先提出“仁义”的概念，老子而后反对之。” 

了解这个思想发展趋势后，他断言：敏锐的老子是对当时腐败的制度进行有系统的批评，而孔子卻採取保守态度去维护当朝的周制。

〖总结〗

总之、国学的始祖是老子？或者、国学的开山者是孔子？这个问题並不重要。以笔者之見、两者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揉合，在历史各朝代的政策中都已经巧妙地溶合在一起而成为今日世界特别的哲学系统，此哲学系统正是此卄一世纪未来人类的思想指南针。尤其是未来的AI时代，一切工作将由机器人所取代，大部分的人类将无事可作，而且以前的经济与社会管理的理论都不适用于这个新的Al世纪，人类又要重新调整与考虑新的哲学方向，而国学正是可以提供许多有益的建议，可以指导未来人类发展的大方向。

因此笔者认为去花时间与精力去研究孰先孰后，不如去讨论未来国学发展的大方向。在国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发表了他的《新理学》概念后，可惜时局动荡，战火纷飞，经过了文革后，无法再继续他的《新理学》的思路，甚为可惜。而后起的新哲学家，只能继续讨论孰先孰后的老话题，可谓浪费笔墨，实在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