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兴坊之二,东西邻居 陶次瓦
进入余兴坊后的第三排,从大弄堂往西数的第二幢石库门房子就是我家,第一幢住的大部分是章家人。
章家曾是绍兴余姚的大家族,也是在敌伪时期从日本人手里逃难到上海来的。三少爷三少奶和嗣子住一楼,四少爷四少奶全家老小则住二楼和三楼亭子间。余姚章家曾经由三少奶当家,三少奶不识字,但所有的明细账目和家当都在她脑子里装着。早年从北平女师大毕业的我祖母,对隔壁的三少奶非常佩服,说三少奶是个极具天赋的人,不光大户里的大事都记得住,连哪个筵席上的什么菜都记得清清楚楚。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三少奶和我祖母的关系及佳,我称三少奶为“三阿婆”。祖母从三阿婆那里学了不少淮扬菜式,比如“霉干菜焖肉”、醉虾、醉蟹、“绍兴醉鸡”、自制豆腐乳,豆瓣酱,四喜肉,和各色卤味等等,我呢,鹦鹉学舌学了不少绍兴话。三阿婆的嗣子名字里有个“西”字,我就根据上海人的习惯叫他“阿西爷叔”。阿西爷叔在赛璐璐厂里开车床,是个孝子而且力大无比,是我从小的偶像。有一天他面色苍白地捂着渗血的手回家,我才震惊地知道他的食指被车床轧掉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工伤,但远远不是最后的一次。阿西爷叔托了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儿子的福,如今也搬进了郊区的别墅了。
二楼的四少奶和四少爷我叫他们四阿婆和四阿公,他们有二子二女。住在家里的是小儿子,名字里有个秋字,我就按习惯叫他”阿秋爷叔”,阿秋爷叔在上海的某重点中学里教数学。阿秋爷叔的教学本事一流,记得轮到我高考时,他说负数就不用复习了,临考时我教你几句口诀就一定过关。四阿公家教极严,他的小孙子如果背不出书来,是会被铁火钳抽手心的。小孙子也争气,如今已是上海大医院里的博导和主治医师了。阿秋爷叔还有个非常顽皮的女儿,小时候有次把自己锁在三楼亭子间里睡着了,她爸妈大声喊叫敲门,就是叫不醒她,全家吓坏了。正好那天我在家,于是弄了把竹梯架在个桌子上,就像壁虎般地翻过二楼亭子间的户外电线,从窗户里爬进三楼亭子间去开门。前几年回上海时,已经搬离余兴坊的阿秋爷叔全家邀我去吃年夜饭,席间,她妈妈还问如今也已是妈妈的女儿是否还记得此事,大家会心地一笑。
第三幢石库门房子是几家分租户,一楼客堂和二楼亭子间住的是个蔡姓老太太,大儿子不和她住在一起,小儿子在外地。蔡老太太有着深陷的眼睛和鹰勾般的鼻子,看上去很凶,但其实文绉绉地很和蔼内向。蔡老太太是裹足,举手投足间尽显大家闺秀的风范,但她从不和人提起自己的身世和背景。文革后,她的小儿子调回上海,和余兴坊里另一家,牙刷厂老板的女儿完了婚,这是几年后的事情了。想来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三楼亭子间里,曾经住过的一母一子一女,也最为神秘。没人知道这家人的来历,他们也从不和邻居答话,更未见过有亲朋好友到访。记得弄堂里给这家人起了个外号叫“外国人”。妈妈长得有些许洋气,儿子比我刚上中学的大姐大些,长得像妈,学校里的外号叫“小外国人”。最突出的是“小外国人”的姐姐“大外国人”,活脱脱一个画上的外国女郎,不用化妆,唇红齿皓,红扑扑白净净的脸上忽闪忽闪地一双长睫毛双眼皮的大眼睛。用现今的时髦语形容,那弄堂里的“回头率“勿要太高噢!小孩眼尖,文革中有个傍晚,我看到“外国人”妈妈用旧报纸盖着一大摞高跟皮鞋,匆匆地扔到了大弄堂的垃圾箱里。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忽然悄无声息地搬走了,也许”外国人“真去了外国了。
第四幢石库门房子的主人姓陆,和我家一样,也是住了整幢楼的,只是他们将三楼亭子间分租给了一双姚姓母女。陆家就老俩口,两个儿子在外地。富态的陆老太太特别慈祥,她喜欢我去她家里玩耍,家里到处是瓷器古董和字画。文革开始后,一夜之间那些瓷器全被砸了丢去了大弄堂的拉圾箱里。那时抄家风刚刚开始兴起,那拉圾箱里啥都有,高跟皮鞋和小裤脚管裤子塞得满满地,还有各式的制服,记得一天有个捣蛋鬼捡了把生了锈的日本军刀,还挂在身上到处晃荡。陆老先生写得一笔好字。我爷爷也有位陆姓友人文笔了得,我认识的两位陆姓上海友人,都是身家渊源,以至于我现在一听说是陆姓,立马就肃然起敬。石库门房子的客堂里原来都是打蜡地板,可后来除了保护得好的那些,大多都改成了水泥地或地砖。缺点是在上海的黄梅天里,水泥地和地砖都会潮湿“出汗“并发霉,而地板却不会。陆家的客堂里就是打蜡的地板,可惜年代久了,一重踩就嘎吱嘎吱地响个不停。陆老太太裹着足,走路慢腾腾地没关系,可我一顽童,两脚生风踩得他家地板摇摇晃晃地,因为这,陆老先生不太欢迎我,后来就没去了。余兴坊里大概只有陆家的灶披间里,还保留有原来的土灶,可能与陆老先生夫妇的讲究有关吧,据说土灶上用柴火闷的饭特别香。
第五幢石库门房子是最后一幢,连着厢房楼,除了正楼里的五家分租户外,整栋厢房楼里的住户,大多是我外公外婆家和外婆的娘家人。我妈兄弟姐妹七人,据说我妈当年是远近出了名的美人儿,而我爸则是个余兴坊里人见人愁的捣蛋王。至于我爸使的啥手段“抱得邻家美人归”,至今仍是个秘密。我祖母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所以我爸小时候没少挨我爷爷的藤条鞭。我爸有次一时兴起给我讲了个捣蛋的故事,日伪时期,后弄堂里有个腰间老是别着把”撸子”的“地头蛇“和我爸的几个小兄弟作对,一看到他们在弄堂里踢球就扎破他们的球。明着不敢惹他,等天黑后,他和对门绰号叫“丁司令”的小捣蛋,放了一包屎在地头蛇的门口,摁了他的门铃后躲了起来。那倒霉的家伙开门后没看到人,就一脚踩出门去看仔细,臭烘烘的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了,告到我祖母那里,我爸还是挨了一顿藤条。咳,扯远了,还是说我外婆家。
我外公以前在洋行里做买办,英语读写都流利,我的英文名便是出国时外公给起的。外公除了英文好,对民乐的吹、拉、弹、奏、也是样样精通,在外公的辅导下,我学的是笛子,二姐学的是琵琶,大姐学的是二胡。小舅弹的是月琴,表妹敲的是扬琴,小舅妈和外公拉的都是二胡。幼时我们一起在“舅婆婆”的里弄文艺小分队里表演过。舅婆婆姓陈,是我外婆的弟媳,也住在厢房楼里。她是南京人,她和上影厂的导演弟弟一起,解放前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自我记事起她就在里弄里做义务工作。和我家相反,舅婆婆从来不高声说话,也不打骂孩子。她的独子阿平、也就是我的表舅,和我大姐同年、同校、同级、同班。有趣的是,文革时他们上中学那年月,男女生之间不说话。有次下雨,舅婆婆叫我大姐给阿平带去双套鞋(上海话雨鞋的意思),结果阿平为了面子不答我大姐话,我大姐一气,把套鞋扔在了马路边上,那阿平却也是傲然转身自顾自走了回来,结果还是路边粮店里看笑话的营业员给收了起来。阿平的外号叫“博士“因为他整天就钻书里,把他家的书啃完后,又来我家钻了好多年我爷爷的书。后来他在伦敦大学完成了学业,成了真正的博士。前些年他有送我一本近作“看图说瓷”,这一晃又是好多年没见他了。
阿平的爸爸是我外婆的弟弟,按辈份我叫他舅公公。舅公公很早就和我大舅一起跟着外公跑洋行,也是个很有眼力的人。我大舅解放前只身去了香港,后来经商成功去了新加坡。舅公公则累于家室和时局留在了上海,却始终也不能如意。舅公公也是唯一见识过我“盐酸去除古董铜绿”的人,他那惊讶和冒火的眼神我至今还清楚记得。二楼亭子间里住着外号“阿胖”的大哥哥,是我玩无线电的启蒙者。在文革时我不到十岁,阿爹怕我去弄堂里学坏,唯一允许我外出的地方便是阿胖家和外公家的那幢石库门楼房。后来听说阿胖做了上海一家造船厂的厂长。他大我五六岁,现在也该退休了吧。
余兴坊里有不少是商贾,不是有产业就是吃着股息的;也有嫁给了小开的舞女,小开犯事坐牢后,全家闹得余兴坊鸡飞狗跳的。另外还有不少是吃公事饭的,以及少数吃手艺饭的;文革前大多数人家都是安安静静地在余兴坊过日子。随着文革越闹越大,沉渣泛滥,余兴坊也渐渐地不太平起来。
记得那年余兴坊正在大修,整个弄堂都搭着毛竹的脚手架。窗外忽然吵吵起来,有人大叫拿斧头,拿斧头。我连忙跑出门一看,小开的小儿子满头满身是血抱头坐在地上,有几根手指都挂着快断了,大儿子拿着菜刀像砍瓜似往弟弟脑袋上招呼,还好大修队带着右派帽子的技术员,从后边一把抱住小开的大儿子,大修队的小木匠还在那里大叫:”拿斧头!拿斧头!“。一打听原来小儿子从二楼厢房里被追杀得跳窗逃出,不料奔跑时被没系好的裤子绊倒,被大儿子追上砍了瓜。看着坐在地上,倚着脚手架的弟弟,大儿子嘴里碎碎念着:“这下好死了,这下好死了”。邻居围上来问哪你媳妇呢,他说上吊了,邻居赶快去把大儿媳解了下来,那时也没有120,不知后来怎么了的,居然都活了下来没出人命,只是哥哥进了监狱。过了段时间,我在隔壁弄堂里还看到过大儿媳一次,蛮漂亮很会打扮的的一个年轻女人,后来据说她撇下孩子出走了。文革后,小开放了出来,我还经常会在里弄里看到,不过他是我爸那年纪的人了,见他与我爸打过招呼,不过好像他们小时候并不在一起玩.
余兴坊里并不是所有人家都是衣食无忧。我家斜对面,与大弄堂相隔的石库门房子客堂里,区区十六平方米住了一家九口,夫妻俩带着七个孩子。他们是坊里最贫困的人家了,全家就爸爸一个人有份体力活,平时家里其它人就靠不停地拆棉纱头,捡破烂,拾煤渣为生。我小时候去过他们家,家里连锅碗瓢勺都不齐,吃饭的碗是轮流着用的,炉子还是用装柏油的铁桶改装了的。寒冬里打赤脚是常事,家里脏得简直就无立锥之地,最小的女儿得了脑膜炎后成了痴呆,几年后也去世了。冬天余兴坊的大弄堂里,到处晾着他家捡来的菜帮子,用盐腌后便是全家一冬的菜了。我祖母做菜时特别是有肉食时,经常会有意多做些,盛上饭分给他家最小的那几个小孩,他们那种眼光我现在想起来都一阵阵地心酸。他家的大哥如今快七十了,还住在老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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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这是隔壁五丰里,这些闲坐弄堂的应该都是我的中小学同学,可惜三四十年没有来往,完全认不出了。
图二,无图凑图,这是2004年的七宝老街
图三,无图凑图,2002年的周庄
图四,无图凑图,苏州香雪海,吴昌硕留诗曰:十年不到香雪海,梅花忆我我忆梅;何时买棹冒雪去,便向花前倾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