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当兵的，老红军，是真正枪林弹雨九死一生走过来的那种。平和时期出生的我，对于父亲是个身经百战的战士的感觉一直不深。我对父亲的印象是每天工作很忙，很喜欢逗我母亲和我们，用胡子扎小时候的我，好像是他一种享受。而他发起火来，连我母亲都怕。父亲是江西宜春人，他居住的磁化镇原来是属于湖南浏阳，解放前叫做湘赣边。父亲身高只有160公分，高颧骨，典型的湖南人。按照现在的标准根本不够当兵标准。他老了之后，在大街走，就是一个普通和蔼和亲的老头，一会与他人寒暄打招呼，一会去逗一逗童车的婴孩；还时不时的与卖菜的或扫地的工人搭讪几句。谁能想到，就这么一个到老了身高抽到约150公分老头，他却是一个真正的有血有肉的钢铁战士？

文革时期，尽管大家不愿意讲出自我过去的历史，怕惹事，但讲故事是那个时代的主要娱乐方式之一。我年纪小，家中的“真正的故事”大都是在我睡着后，父亲才开始向我的三个兄长讲述的。从兄长的嘴中，我知道了一些支离破碎关于父亲当年打仗的信息。

我的奶奶较早地参加了革命，爷爷是一个任劳任怨、安分守己的佃农，一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老实人。受奶奶的影响，父亲接触了革命，后来奶奶被叛徒出卖，被砍了头。1930年只有13岁的父亲参加了红军，1932年成为中共党员。他当时是在红军苏区的保卫局负责保卫执勤，在这里他第一次经历杀人的感受，当时由于极左路线以及国民党的渗透和“反间”策略，红军采取所谓的“肃反”运动，负责红军特务工作的保卫局杀了很多人，其中包括很多误杀的红军战士。由于杀人太多，很多人没有来得及掩埋，死人的胳臂或大腿僵硬后暴露在荒野中。当时为了节省子弹，处决人是使用叫做“鬼头刀”的一种平头的大砍刀。所以那些没有掩埋的尸体都是身首分离的。当时只有10几岁的父亲，最怕在夜班站岗，当他从那些没有掩埋的死人经过时，吓的浑身哆嗦，几乎迈不动步子。我上大学时，暑假要去杭州玩， 父亲让我去找一个叫王彪的人。后来知道这个王彪是陈毅手下有名的能打硬战的干将，在新四军时，与我父亲同级不同队。他说：你爸打战是好样的，但没有我狠！的确，本来就一个老实巴交农民的父亲而言，要不是家里穷的没饭吃，要不是他的母亲被国民党砍了头，要不是自己的大伯作为红军战死，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一个为新中国而战的钢铁战士。

后来父亲年纪大了，记忆也不好，也不太爱讲起战争年代的事情了，他常说：能活下来就阿弥陀佛了！他很喜欢看战争片子，老电影《南征北战》是他亲身经历的场景，他曾说：如果《南征北战》是参照真实人物而编写，他就能叫上影片中纵队首长、高营长、连长、甚至那个小胖的真实名字。他能清楚地辨别各类枪支机发特有的声响。父亲常说：打战要想赢，不被打死，除了勇敢、命大外，一定要有一把“好家伙”。父亲曾有一只让他引以为自豪和壮胆的德国造二十响驳壳枪，学名叫做毛瑟M1932 7.63mm冲锋手枪，这只枪曾是叶挺集资从德国购买装备新四军的。一个团长的警卫员在牺牲前，将只把枪转给父亲。就是这把枪一直伴随着父亲后来的战争征程，现在这把枪被河北省某市博物馆收藏（下图）。

在父亲离休后，孩子们都忙，很少在听到父亲提及战争的事情了。在我刚开始工作并还与父母住在一起时，有一个晚上，熟睡的我突然被隔壁父亲急促的梦话给吵醒，我仔细听着父亲那略带声嘶力竭以及带绝望的叫喊，我能感觉到他浑身在抽搐，他嘴里说的什么话听不清，只是隐约能听到“跑”这个词。 早上起来，我问母亲：最晚父亲怎么了？母亲说：还不就那些事儿？“那些事儿？” 什么事？

1941年初，国共合作抗日，父亲所在湘赣边红军向苏北集结。时任连长的父亲随队北上。之后发生的“皖南事变”，是他经历了他一生最为惨烈的战斗经历。父亲后来说到，那完全是暗算，要知道当时红军的三个纵队，虽然国民党军队人数几倍于新四军，但他们都是真正的老红军，都是以一当十的战斗精英。如果拉开架势打，国民党部队不一定能占到便宜。事实也证明如此，战斗打响后，父亲发现所有的山顶制高点都被占领。他首先带领全连抢占两翼的制高点。当时国民党部队是德械装备，长把手榴弹向下雨一样倾斜下来，其中一个正好砸在父亲的脑门上，真是万幸，手榴弹没拉导火索。这下父亲完全杀了红眼，他抡起那把二十响驳壳枪瞬间将200发子弹全部打出。到了深夜，以全连150人，以牺牲100人的代价，终于拿下制高点。炮火点燃双方士兵的棉衣，当看到火光映照漫山的双方士兵的尸体时，父亲突然意识到他们与团部联系不上了。由于“皖南事变”一开始，新四军军部就受到袭击，新四军马上就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当父亲得知部队被包围，而且部队指挥完全失灵后，制高点的占领已经失去意义，随后带领剩下的战士准备突围。

由于突袭来的突然，新四军大部准备不足，战斗一开始，新四军基本上没有进行有效反击，相反的是化整为零各自突围。一路上，有很多打散的友邻战友加入进来，一起突围。这里甚至包括军部的警卫连。这个警卫连看到军部不在了，就武力威逼负责财务的干部将军部的钱分了，大家各自突围。这时父亲正好赶到，用那把“二十响”，镇住了装备“歪把子”冲锋枪的军部警卫连，并说服财务干部适当地给了些盘缠，才避免了一场火并。在路上，父亲碰到团长的警卫员，父亲问他：团长在哪里？警卫员说：团长在他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跑了。这位团长后来升任昆明军区司令员。这就是当时真实的情景。

由于国民党在大路、小道、山顶、河谷等到处部署部队，父亲带领的30来人白天不敢有大的行动。 由于红军时期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和生存经验，他们完全具备现代特种兵的特质，在很多紧急情况下，他们都可以侥幸脱身。但由于国民党部队封锁特别紧密，加上夜行山路多次遭遇埋伏袭击，突围速度异常缓慢。经常是刚刚坐下喘口气，国民党军队随即摸上来。眼看就要处于绝境之中，最后父亲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直接上大路与国民党部队同行，利用夜间彼此看不清对方的特点，大胆快速逆向前进。在大路两边每个一段路就会有篝火，这样方便清剿；父亲的一队人马不时与迎面而来的国民党部队擦肩而过，甚至借着篝火可以看清对方的面孔。通道上到处都是国民党的部队，从对方一些人说话口音听，当时国民党还调来的被父亲成为“广西猴子”的广西部队来参与围剿，可想而知，这事是国民党政府是谋划已久，而新四军这边还蒙在鼓里。

刚开始对方夜间行动的部队并没发现父亲这帮人马的真实身份，甚至都没有注意他们已经打的破烂的军装。一路上父亲“二十响”保险大开，随时准备战斗，近战时，这个家伙最好用。就这样走了半夜。最后走过一个类似哨卡“地窝棚”时，不小心踩到正在睡觉的哨兵，哨兵被惊醒，一拉枪栓并大喊，把父亲队伍中的人吓了一大跳，以为被发现，上去几枪就把哨兵干掉。这时枪声大作，作为老兵的父亲一排枪打出后，迅速翻身跳进大路边的沟里。可是随行的一个排长可能过于紧张，惊慌地沿着大路直跑，没跑出一百米就中弹负伤。后来父亲将他救下，不过由于伤势太重，无法随行带走，最后就将这位排长放在路边后，就自行撤离了。

那一夜是父亲有生以来感到最为艰苦、恐惧、惊慌的一夜，求生的欲望促使他，不间断地奔跑，一路的拼杀，随行的人要不中弹倒下，要不被打散找不到了。等快到天亮的时候，父亲才停下，这是他才发现这一夜他狂奔的120里的山路。而他的身边只剩两个随行的战士。也就是这疯狂奔命的120里，才使父亲他们三个人几乎脱离被包围歼灭的险境。后来他们越过日军的长江控制区，最终找到新四军军部。之后，父亲又被派回皖南，尽管极不乐意，但最终又成功带回50多失散新四军战士回来。

后来在攻打枣庄时，又一次出现类似被围攻的生死局面。当时采用三面一同进攻的战术 ，但由于父亲这一侧攻击太猛，部队一下冲进枣庄城内，而其他两翼进攻受阻。这样国军直接将他们包围，经过拼死激战才侥幸逃脱。但死伤惨重。这次战斗中，他的队伍中出现了董存瑞式的英雄。

这就是我母亲所说的“那些事儿”，“那些事儿”之后，父亲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部外围警备大队的队长。山东战役开始时，升为三野总部特务团参谋长。在渡江战役之前，在一次父亲带领营部勘察进攻的地形时，被国民党部队炮火击中，除了父亲脑部受重伤外，其他参与勘察的营部人员全部牺牲。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父亲昏迷几个月，三野医院不敢手术，最后送到石家庄军委总医院，现在叫和平医院，最后由苏联专家动手术，取出两块弹片，有一块弹片永久留在头中。这在医院一住就是一年半，这是他从军以来，与死神最为亲密的一次接触。父亲的20年战争生涯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