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常有左右派针锋相对的争论。由于网络话语的非理性特质，左派往往被右派抨击为“五毛”，右边则被左派抹黑成“带路党”。其实，任何正常的社会都离不开左右两翼的平衡，双方大可不必剑拔弩张。一个人有或左或右的思想倾向，一个社会的人群有左右翼之分，也再正常不过，“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左中右”。我想告诉你，早在北宋时候，当时的朋党已经有了左右派之分。

你若不相信，请先听我说个小故事——建中靖国元年（1101），宋徽宗欲调和新旧党争，乃以“建中靖国”为年号，“建中”二字，就含有“平衡左右”的意思。但这年十一月，有一个叫做邓洵武的起居注官，鼓动宋徽宗重用新党，接续父兄（神宗、哲宗）的变法大业：“陛下乃先帝之子，今宰相韩忠彦乃韩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韩琦尝论其非；今韩忠彦为相，将先帝之法更张之，是忠彦为韩琦子，能继父志；陛下为先帝子，不能继父志也。陛下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这个邓洵武的父亲邓绾，也是神宗朝的新党中人。如果徽宗有意变法，他邓洵武自然也可发扬父志。

为了说服徽宗，邓洵武又献上一幅《爱莫助之图》。此图画的是自宋神宗朝以来的新旧党任职统计表，有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七个类别，分为左右两栏，左栏为新党中人，右栏为旧党中人。只见右栏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左栏的名字则寥寥无几。邓洵武想告诉徽宗，这几十年前，朝政基本上都被保守派占据了，皇上您若要完成先帝未竟的事业，就应当起用变法派，任命蔡京为宰相。

宋徽宗年号“建中靖国”，“建中”二字，就含有“平衡左右”的意思

这里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邓洵武旧党名单列于右边，将新党名单列于左边。这应是邓洵武无意之为，但我们运用政治学光谱的知识，马上便会发现，这个左右之分，居然非常符合今日人们对于左派、右派的界定（当然这是巧合）。

别不相信，请听我细说——新党力主变法，认为“祖宗不足法”，就如美国左翼领袖奥巴马喊着“change！change！change！”上台，王安石也是以一揽子改革方案获神宗赏识，而成为执政。而旧党则与今日欧美的保守派一样，更希望传统与惯例得到尊重，他们倒不是反对改良，只是不赞同激进的变革，就如司马光说：“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宋史·司马光传》）

新党追求国民财富分配的平等，变法的目标之一便是“振乏绝，抑兼并”。意思是说，运用国家的强制力与财政资源，救济贫困人口，抑制兼并，阻止贫富悬殊。这一主张，跟欧美左翼政党并无二致。而旧党显然更注意对富民阶层的财产权保护，如苏辙认为：“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势之所必至。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贫富分化，乃天经地义，你王安石凭什么打着救济贫民的旗号剥夺富民的财产？所以小苏痛骂王氏：“王介甫（王安石），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平民，不知其不可也。”（《栾城集》卷八）观点与今日右翼政党如出一辙。

新党又主张强化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希望政府更多地干预市场，介入市场。熙宁变法中的“市易法”，乃是国家设市易司于城市，通过“贵买贱卖”的方式控制市场、干预物价，同时也向商户发放二分息的贷款；“均输法”则是设立国营贸易公司，“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青苗法”是国家成立农村小额扶贫银行，向农民放贷收息。新党的这些“国有化”经济政策受到旧党的猛烈批评。旧党则认为，国不与民争利，不应与商人发生角度错位，市场的归市场，用同情旧党的南宋人叶适之话来说，“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水心别集》卷二）显然，旧党更加赞同自由经济。

同所有的保守主义一样，旧党更强调道德秩序，也更愿意服从道德的约束，他们每每以“君子”自任，而以“小人”攻击新党。新党中的王安石本人固然品行无可挑剔，但他看起来就跟左翼自由派一样不太关心个人品德，因为在他的阵营中，确实集合了一班品行低劣之人，如李定、舒亶、吕惠卿、邓绾、曾布。

更能体现宋代新党之左派色彩者，是他们的“国家福利”政策。我们现在都知道蔡京是奸臣，但未必知道蔡京执政之时，曾力推“国家福利”，《宋史·食货志》载：“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头，具饮膳，给以衲衣絮被。……三年，又置漏泽园。”居养院是福利养老院，安济坊是福利医院，漏泽园是福利公墓，贫民的生老病老，由政府给予救济。北宋福利制度非蔡京首创，却是在蔡京执政期间达至鼎盛。而当蔡相罢相前后，福利制度也随之收缩。南宋时，尊崇旧党的朱熹则对“国家福利”表现出不信任的态度，他宁愿以地方社会的力量建立公益救济机构——社仓，并一再申明社仓的管理不可交入官府之手。

我们回过头去看新旧党的这些争论，真的会觉得有点像近代议会上左派与右派的大辩论。好了，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宋朝的新党好比是一个左翼党派，旧党好比是一个右翼党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