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艺复兴的起因和意义的思考之四

《物性论》是用一种六言格律的诗体写成的作品，写法上有模仿荷马史诗的味道。它分为没有设标题的六个部分，包括了对宗教哲学的思考，有关欢乐死亡和物理世界的复杂理论，还有性爱的欢悦和风险的论述，以及试图解释疾病的本质等等内容。总的来说，即便是卢克莱修可能仍然是相信神祈的存在，但通过他的论述，呈现出来的却是一种无神论的精神境界。

没有神创和没有后世，这是卢克莱修诗作中的两个支柱。所以他认为，人类不必自作多情地巴结神祈，一厢情愿地想象着“恩赐”和“罚戒”；弄得好像天上的神祈真的在意人类念念有词的祷告和膜拜是的。宇宙不是仅仅为了人类创造的。除了我们，这里还有别的生物，在我们之前或在我们之后；作为一个物种，人类不可能永远存在。而且，人死了灵魂也会终结，没有后世一说。所有组织起来的宗教，都是迷信的幻想；而所有这些幻想都是源自深深的渴求、无知和恐惧。他们渴望得到能力、美好和安全，他们把这些赋予到了想象出来的神的身上，于是，他们变成了自己的想象或者说自己的梦想的奴隶。

在很多理念上，卢克莱修继承了伊壁鸠鲁的学说。比如，他说世界是由最基本的粒子（原子）组成，它们不可以被毁灭，只是总在不停地变换组合的方式。因此，这世界上不存在什么开创者。自然界只是不停歇地做着各种组合实验，对此来说也不可能有一个单一的开创原点时刻，或者开创场景。所有的生物，不管是植物还是昆虫亦或是高端的哺乳动物，都是通过长期的复杂的尝试和对错误的改进演化而来的，那些物种会为了下一代而争夺资源。所以，那些有能力有功用的，就造就了自我的成功，而这样的成功只能维持到下一个变化的到来。另外，人类生活的最高目的应该是强化欢乐减少痛苦，去追求幸福；除此之外，任何别的诉求和主张，比如像是服务国家，为了领袖或主的荣耀等等诸如此类的，都是误导或谎言。

十七世纪的时候，正在剑桥三一学院学习的牛顿，读到了在学术圈里非常流行着的这本拉丁版的《物性论》，这使他了解到了伊壁鸠鲁的原子学说。牛顿声称这是科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一部著作，他坦言自己俨然已经成为一名“原子主义者”（An atomist），并也由此致使这位极富天才的人物，对物质构成和天体的位置关系做了深刻的遐想和推算。于是，牛顿解释了苹果的落地以及行星的运行轨道并不是因为上帝的意识，而是由于引力。正是由于这种引力，地球不得不环绕太阳运转；耶和华可能是踢了一脚球，但球滚起来冲下去则是按照自己的路径走的。不过，按照他的理论和观测，这其中还是有一些在逻辑上说不清的因素造成了事情的不完美，不严丝合缝，这使得牛顿非常困惑。久思不解后，这位物理大师补充说，这么精巧的太阳、行星和彗星的系统，如果没有一个智慧的、有能力的being来设计，它是不可能产生的。牛顿给出的理由是，按照他的计算，太阳系本应最终会转向一团混乱，但这事却一直没有发生，这是因为上帝时不时地会伸手拨弄一下，让星星们别出轨。他哪里想得到，三百年后，又是一个天才，爱因斯坦的出现，把那个上帝之手的理论抛到更加飘渺的地方去了。

牛顿之后，英国还有一位对现代文明影响至深的杰出人物，受到的《物性论》影响也是非常显而易见，这人就是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严格说来，达尔文是受他的爷爷的影响才归类到物性论一派中的。达尔文的爷爷 (Erasmus Darwin)是一名医生兼诗人，像拜伦雪莱这些诗人一样，他们都非常喜欢卢克莱修。他的诗作《自然的庙宇》（The Temple of Nature)中，沿用了很多卢克莱修说到的物种演化的理念。崇拜欣赏祖父才华的查尔斯.达尔文，当然早早就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为他日后写出《物种起源》埋下了伏笔。

另外一位受过《物性论》导引又让现代人不能忘怀的人物，是来自佛吉尼亚的富有的农场主托马斯.杰菲逊。这位被后人尊为美国国父之一的现代政治文明奠基人，非常喜欢卢克莱修。不算是英文法文和意大利文版，光是拉丁版的《物性论》杰菲逊就收藏了五套之多。对于书中所倡导的追寻快乐追求幸福的理念，杰菲逊深表赞赏与信服。所以在他主持起草的《独立宣言》中， 专门把为人民“追求幸福”放到了突出的位置上。后来，他写信给一位想知道他哲学原则的记者，杰菲逊坦诚地说道，我确是一名伊壁鸠鲁主义者。

在今天，像是李政道杨振宁那样的人物，在讨论原子理论时，基于的当然是过往几百年来积累起来的理论知识和实验数据，他们肯定不会找来古诗去搜寻灵感和依据。但是，在中世纪那长夜破晓的关口，在那个只能听到一个声音的年代，《物性论》的意义其实就是在于突破禁锢，在于思辨真理，在于包容异己，在于继往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