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小姐”现在已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称呼,谁听了都不会感到奇怪或者刺耳。可是有一个时期却不是这样的,它几乎是一种批判用语。我对此有着深刻的印象。
记得是在50年代初期,我在嘉兴工作,有一天假日,我和几个女伴同到一个熟人家去玩。她母亲是位家庭妇女,十分热情地接待我们,并一口一声小姐地招呼着。弄得我们十分尴尬,应也不是,不应也不是。因为那时我们接受的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教育,正是“豪情”满怀的时候。尽管我们这些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子,解放前对“小姐”这一称呼并不陌生,然而这时候听到这一称呼,犹似触电般刺激。感到这一几乎是资产阶级代名词的“小姐”,应该像推翻旧制度一样彻底推翻,使她成为一个历史名词,永远不再出现。从此,这成了我们彼此间打趣的材料,遇到谁脾气大一点,或者劳动差一点,都被贬为“小姐作风”。
若是说这一次的被称为小姐,仅仅是出于一位老太太的习惯用语,并没有真正涉及我的身份,并无利害荣辱的关系。那么,另一次就大不相同了。1957年我被打入另册下放农村劳动,与一切人都断了联系。突然收到一封信,信封上在我的名字下面,赫然写着“先生”两字,这不啻是两个铁锤狠狠地砸向了我。信是一位平素尚算友好的同志写来的,因为有一件事必须问我才写来这封信,想来也是经过思想斗争的吧?这字体飘逸的“先生”两字,几乎使我晕眩,因为这意味着:即使在这样彼此比较了解的友人心目中,我也是没有资格被称为“同志”了。为了这,使我本来就十分低落的情绪,更下陷了几分。
待到“文革”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似乎“师傅”的称呼又比“同志”更高上一筹。即使是妙龄女郎,你称她一声“老师傅”,也会博得嫣然一笑。
作个不恰当的比喻,我觉得称呼有点像服装,既代表着身份,又不完全代表身份。在词典上它虽有着定义,而在现实生活中并不这样。它有一股潮流,受着时代、地域,特别是观念的影响和制约。
曾记起以前看过的一个故事:一个老和尚佛门戒律甚严,他怕小和尚不守清规,就将那些来庙里烧香的青年女子称为老虎,以为这样会使小和尚害怕,不敢去接近她们。过了一段时间,老和尚以为自己的教育一定有成效,便故意试问小和尚怕不怕“老虎”,谁知小和尚憨憨地回答:“不怕,我喜欢老虎!”故事到此为止,没有再往下写。
我想美与丑、好与恶,不仅有它的本质,而且也有着客观的标准,不是一声称呼改变得了的。就像那些烧香女子,即使被称作“老虎”,又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