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在长时间的阴雨之后总算出现了一个晴日，这天，龙驹坞殡仪大厅在举行一个推迟了几近二十年的追悼会。平常是表示悼念之意的花圈，已经不足以寄托人们的哀思，里里外外直到走廊，挂满了挽联挽词，一副写着“屈死英雄千千万，君是浙南第一人”的挽联，是他地下工作的老战友写的。读着这些深沉痛切的文字，人们的思绪被引回到50年代，忆起了死者的音容笑貌，于是，也把原就沉重的气氛变得更加沉重。
 

望一眼正中上方的遗像，谁也难以忍受心头的阵阵伤痛，他——郑伯永同志，走得太早了！相片上那英气勃勃的他，显得是那么年轻，是的，他只活了四十三岁，正当是人的一生最鼎盛的时期。然而，他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曾经出生入死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离开了他曾经废寝忘食为之操劳的文学事业。
 

今天，昔日的战友、同志、部下、朋友从各地赶来，决不是一般礼节性的追悼，而是怀着由衷的敬意前来一倾那积压了几近二十年的哀思。记得是1955年春天，我刚从农村回来，还没有去办公室，同寝室的何师曼告诉我：“你们文联来了一位秘书长，听说是三八年的老革命。”我听了心里一愣：老革命？一定挺严肃的，大概我们这一批小知识分子太自由主义了，我得注意收束一点了。第二天我去上班，怀着多少有点紧张的心情，揣测着这位新秘书长的风貌。那时省文联的办公地点在武林路一百三十八号，才跨进大门就听到里面笑语阵阵，走到天井里，只见我们创作组和编辑部的同志正围着一个人在说笑。他穿着一件蓝粗布中山装，显得很潇洒，面容略清瘦，两只眼睛很有精神，看上去比我们这些人大不了多少岁。他见我进去便迎了过来说：“哈，说到曹操，曹操就到，你就是那个费淑芬吧！我叫郑伯永。”说罢，紧紧握了一下手。经他这番介绍，我本来的紧张心情顿时消失，感到似乎是一个早就熟悉的朋友。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发现他天生有一种说话的才能，无论是在大会上作报告，还是小型座谈会上说话，他一开口总是那么诙谐幽默，谈笑风生，妙语如珠，从不使听者感到疲乏厌倦。
 

慢慢地我们又从熟悉他的同志那里知道，解放前他做过地下工作，也打过游击，在浙南一带很有影响，叫他“老红”；解放后任温州地委宣传部长，但因爱好文学，要求从事创作，经领导同意去到华东文联，已有一本小说集出版；这次是奉命调回浙江的。当时省文联主席宋云彬，副主席陈学昭都不驻会，在文联机关是秘书长当家，也可以说是最高领导了，但是他没有哼哼哈哈的官气，也没有故作深沉的矜持，遇到事件也从不上下推诿或敷衍塞责，总是身体力行或是和大家商量，因此从来没有人称他的官名，而是亲切地称叫他“伯永同志”。是一个可亲的朋友，可敬的兄长。
 

他爱好创作，行政事务再忙，总挤出时间来写东西；但更关心别人的创作，十分爱惜创作人才，不遗余力地培养着青年作者，尽最大可能地将本省作品推荐出去。我发表在《文艺月报》上的第一篇散文就是经他介绍的，其他同志也有不少，我相信他们不会忘记。
 

他个人及家庭生活极为简单，他爱人徐月英也是个很朴实的人，一家老小三代八口人住三间平房，本来就嫌拥挤，文联有同志结婚没有住房，他们立刻让出一间来给作新房。
 

他曾参加省委组织的老区慰问团去老区慰问回来后，显得心情很沉重，有人问他，他告诉说，老区人民生活还很苦，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感到对不起他们，感到于心有愧。他说时眼眶红了起来，我们听了也都黯然。
 

当时，浙江只有一个综合性的通俗文艺刊物《浙江文艺》，已经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于是他着手创办了《东海月刊》，自己任主编，亲自审稿，同时又帮助办起了东海文艺出版社。在工作着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那老革命的气度和作风：认真、坚决，有着勇敢执着、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
 

不知怎么回事，这些本来我们都认为是他的优点的东西，到了1957年那场灾难时都变成是错误了，并且上纲到了十分可怕的程度。我先是吃惊、惶惑，继而是茫然，最后当自己也被划为同类时，就只能归咎于“臭味相投”了。
 

以后各自下放，不通音讯，只听说他去了浙南农村，每月拿四十元的生活费。我们都知道，他家向来清贫，没有积蓄，五个孩子加上一个岳母，全靠它爱人每月六十六元工资养活，其困难当然可想而知。
 

沉重的精神负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心力交瘁，既贫又病，这个当年曾在敌人面前叱咤风云的无产阶级战士，就这样默默地倒在这块他曾经付出血和汗的土地上了。
 

是与非，功与过，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一个人离开人世那么久了，在人们心中仍有如此深远的影响，这岂是什么权贵或豪富所能企及的？伯永同志，瓣瓣心香，愿能告慰您的英灵！

 

                             198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