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浪迹文坛艺海间》

《浪迹文坛艺海间》是吴似鸿的回忆录，我为她整理的。1984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7000册，至今已将近三十年了。

吴似鸿是何许人？现在知道的人不会很多，如果说明她是蒋光慈的夫人，熟悉现代文学的人就不会感到太陌生。蒋光慈是我国最早的党员作家，写过《少年飘泊者》、《鸭绿江上》等有影响的作品。吴似鸿是在蒋光慈最困难的时候由田汉介绍和他结合的，一直陪伴他到最后送入墓地。

50年代在省文联创作组，我曾和吴似鸿相处过一段时间，但对她的过去所知不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浙江省第二次文代会上，吴似鸿作为绍兴地区的代表出席大会。在大会将结束时，她找到了我，因为1979年我在《西湖》编辑部时，曾去绍兴乡下看过她。不知她从哪里知道我即将调回出版社时，就告诉我她有一部书籍，是不是能帮助出版？我问她是写什么的，她说这稿子原来是应北京一位名阎纯德的同志，为编女作家辞典而写的。最初，她写了千把字的辞条寄去，对方说是太简单了，要她写得详细点。谁知她一下就写了近20万字的一部回忆录。寄去后，人家又觉得太长了，摘下部分后，又将原稿寄还给她。同时又建议她是否可以找个出版社帮助出版？

我听说之后，就让她回绍兴后将稿子寄来看看再说。不久之后，我由《西湖》编辑部调回出版社，隔了一段时间，她的稿子也寄来了。厚厚的一大包，拆开一层又一层的包装纸，里面是17本学生用的那种练习本。随手翻开来看，只见里面有用钢笔写的，有用圆珠笔写的，也还有用铅笔的，五颜六色，各种都有，字迹也不一样。后来据她说有部分是请人代抄的。这且不说，稿页之间还夹有蚊虫血迹、小昆虫尸体等物，可以想象出写作环境的恶劣，真是难为这位古稀老人了！

我放下其他工作，打开那些练习本快速地看起来，这不禁使我大感惊奇。50年代在创作组相处近两年，却完全不知道她有着如此丰富复杂传奇式的过去。只感到她有点疯疯癫癫与一般人不一样，谁知这不一样的后面却演绎着那么多的文坛往事。

稿子里写的都是她的亲身经历，都是我们这一辈人所不知道的故事，是第一手资料，朴素真实。只是文字实在太乱了，东一锤，西一棒，想到哪里写哪里，全无章法。有的地方衔接不上，有的地方又自相矛盾。可以说，这只是些原始素材，要成书必须从头整理。

我看完后，写了读稿的书面意见，将它与这些练习本一起送交给分管总编刘耀林同志。老刘看了我的意见和部分原稿，表示完全同意。我就给吴似鸿写信，让她来杭州改稿。

那时出版社有个招待所，作者改稿，免费提供食宿，在当时来说，条件相当不错。

谁知信发出后，久久不见人来，也没有回音。我又去信追问，才收到她短短的一纸回信，说：为了这部稿子，她已心力交瘁，近来更是心脏病加剧，心头整天“空通空通”的，没有一丝气力，实在无法来杭改稿。如果可以，希望我帮助她整理，不然，也只好随它了，算了！情绪十分低落。

我将来信交老刘看了。他认为这部书稿是有价值的，放弃了十分可惜。就动员我接受作者的建议，帮助她整理出来。

说实话，对这书稿，我是有兴趣的，从这里面让我知道了许多三四十年代的人物和往事，满足了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是，我回出版社时间不长，很多业务都得从头学起，本身工作已相当繁重，再要插进这样一件比较吃力的工程，可能难以胜任。

接，还是不接？考虑再三，我还是勉励自己将这项任务接受下来。

从头到尾又将这部稿子精读了一遍。将其中的要点、疑点和矛盾之处都摘录下来，决定再去绍兴向她当面作一次详细的访谈。

这样，我背着这些练习本又去了陈家湾。她知道了我要去，已作好了安排。干净的棉被和床铺已由她侄媳铺好；一日三餐由侄媳送来。我到来的当天黄昏，看她精神尚可以，我们就抓紧时间开始工作。

就以她的原稿为蓝本，我要她从头到尾将她的一生讲给我听。她讲得可以随意，而我记录却必须有重点，去枝蔓。没有录音机，我也不会使录音机，好在那时我的记忆力尚好，她讲的我都能记住。发现有疑点就停下来问她，共同分析研究，达到一致后再继续。

因为有着这个原稿，进行起来毕竟要方便得多。但是这个原稿上也有些事情，她上面写的与事实并不相符。这就是在50年代为什么离开创作组而回绍兴的事。一提到这，她十分激动，说是当时的创作组组长冀汸对她的排挤。原稿上这样写的，这时她仍坚持这说法。对这件事，除了她本人外，当时创作组其他人都知道，这是文化局党组的决定，不过是冀汸传达而已。冀汸一个小小的创作组组长怎么有权力决定她这样一个人物的去留？

就在不久前的那次文代会上，冀汸也曾当面向她解释过，并讲了自己这些年的遭遇。可是她却仍是不买帐，板起面孔回答：“你的事是你自己的事，与我不相干！我就是你排挤的！”冀汸无奈，只好一笑走开。

在这个问题上，我无法和她取得一致，只好暂且搁下。最后，也就是访谈进行到第四个晚上，我问起她和李葳的情况。她沉默了一会说道：“这个人大概已不在人世了！”

李葳是她最后的丈夫，也就是她小儿子的父亲，50年代时我见到过。是个俄文翻译家。东北人，长得很魁梧，与矮小的吴似鸿恰成对比。两个人有时很恩爱，同进同出；有时却你菜刀，我锅铲，对垒似仇敌。他们在三楼打架，有时刀铲会坠落到一楼天井里，使我们过天井都得小心翼翼，真可说是一对冤家。

据说是60年代初，他在上海与上海作协书记孔罗荪发生口角，并且动手打了孔罗荪。后来以人身伤害罪被刑拘。这时吴似鸿与他已若即若离，感情已十分淡漠，因此就与他离了婚。后来他来过一次，吴似鸿没有接受他，他也便离去，从此没见过面。据吴似鸿说，以这个人的性格，一定熬不过“文化大革命的”。

一共谈了三个白天和四个黄昏，访谈结束。对这位长我一辈的老人的一生，算有了基本了解。

原来我十分担心这种挤压式的访谈，会影响她的健康，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然而事实恰恰相反，随着访谈的进行和深入，她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好，声音也越来越响亮，基本上不像个病人了。这使我十分高兴。也许是因为多年的积郁得到了抒发，终于有一个人听她的倾诉了，所以心情有所好转。

当日上午我即将回杭。七时多，我下楼时见她还没有起身，倒有点不大放心，走近床前，用手探探她的呼吸，倒是将她弄醒了。睁开眼睛哈哈一笑说：“放心，还活着哩！昨晚是我近来睡得最好的一个晚上！”于是我放心地离开了这个陈家湾。

回到杭州不久，我即投入了这项工程。每天晚饭后回到房间，摊开稿子，开始这“第二份工作”。

再一次通读了原稿，将要补充的内容做上标记、调整顺序，再拟定目录和小标题。圈定了大纲后，就另用稿子边整理边誊写。我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每晚不少于二千字。

因为较长灯光的照射，那一年，我案头的水仙花开得特别好，邻居们都感到诧异，最后才发现这个秘密。与此同时，为了取暖，将煤饼炉拎进室内，差点煤气中毒，丢了性命，幸亏老伴和女儿进来，总算幸免。

大概用了一百多个晚上加上星期日，也就是整整一个冬季吧，总算初步完成了任务。我又背着改写稿去到陈家湾让她过目。

这次只住了两个晚上。她对整理稿基本上是满意的，说是脉络清楚了。可是因为对冀汸排挤她这说法，我作了模糊处理，使她耿耿于怀。我向她解释当时我所知道的情况，明白告诉她：我若不是知情者也就罢了，我明明知道这是你的误会，口头说说也就算了，我不能让这误会出现在白纸黑字的书上。她再没有说什么，但是看得出她的不高兴。

直到该书出版以后，她这情绪仍未化解，认为我是为冀汸“掩盖罪责”。这是别人告诉我的。到现在我还是认为我这做法是对的。究竟如何？让后世读者来评论。

稿子审定后，刘耀林同志指定由李均生任责编。老李是我们大家一致公认的最敬业的编辑，交他编我觉得比我自己编更放心。

取个什么书名？却使老李和我绞尽了脑汁。就叫《吴似鸿回忆录》吧，她的知名度不高，很多人不知道她是个什么人；取一个花哨响亮的书名吧，我们这一代思想比较保守的人，又怕不大妥当，自己心理上过不去。我们觉得书名必须是符合书的内容，即使不要求它是画龙点睛，至少也要能靠得上谱。

所以最后李均生同志说出了《浪迹文坛艺海间》这个名字时，我不禁拍案叫好。就说对这本书的作者吴似鸿本人和这书里写的东西，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文坛艺海，吴似鸿真是无不涉足。她的一生，的确都转辗在文学艺术圈子里，在这个圈子里历尽沧桑、飘泊一生，以至终老。她很早就写过作品，并在多种刊物上发表过，但都没有什么影响，数量也不多；她是南国社社员，演过《卡门》、《生的意志》，田汉还为她度身写过《南归》。她曾和金焰、唐槐秋、陈凝秋（塞克）等名演员同台演过戏，可是最后并未继续下去；她进过艺专画过画，但这只成为自我消遣，我们说她画的老虎像猫，她也承认。她走过的地方很多，到过香港，也去过归绥。南下抗日、北上劳军，都有过她忙碌的身影。

她在文艺界的朋友、熟人很多，老一辈的如柳亚子、许地山等都对她很好，为她介绍过工作。同辈中的友人更多。茅盾、夏衍、郑君里、陈波儿、吴作人等都是。田汉更不必说了，50年代她每次去北京都住田汉家中，田老太太将她看做自己的女儿。她最后一次从北京回杭州，田汉亲自为她背铺盖送她上火车，但这也是永别。

是性格也是命运，更是这个社会的大环境，使她这样一个人，最后的岁月，竟孤独地在一个荒僻的农村，终老此生。

在旁人看来，也许会为她抱不平和同情，凭我和她多次的接触中，觉得她自己倒不怎么介意，而一如既往地抱着“我行我素”的态度，直到八十三岁离开人世。

《浪迹文坛艺海间》从写作到现在，已三十多年。当时书中写到的有些人已经去世，但尚有不少人还都健在；而现在我再检阅这本书的时候，却发现书中写到的那些人，都已先后谢世，几无幸存者了。而当年尚居中年的我，也已进入耄耋之年，说不定什么时候也就归去，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事。

为遵友人建议，不让这些已成往事的琐事随我湮没，特记录在此。

《浪迹文坛艺海间》的出版，曾得到一些好评，更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在该书出版多年后，有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的一位姓刘的青年找到我家，说已去过出版社想买这本书，出版社告诉他已无存书，只好将我的住址告诉了他。他说希望我借他一天，他准备将全书复印带往北京。因他是研究南国社的，研究中遇到“30年代名演员陈凝秋为什么离开南国社？”一题时，久久不能得到答案，后来在《浪迹文坛艺海间》中得到了。我看他很诚恳，需要这本书，就将存留的三本样书中，取了一本送他，他如获至宝，十分感谢。

因此，有的朋友认为这本书的面世，我“功不可没”，我倒不这样看，我认为在我的编辑生涯中，能做成这样一件事，是我的幸运，能为浩瀚的文坛艺海捡出“沧海一粟”，我的付出十分值得。这类似出土文物，需要时千金难买，不需要时即是破瓦残砖。

  201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