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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音袅袅《生死恋》

(2014-01-16 20:02:48) 下一个

余音袅袅《生死恋》

 费淑芬

前天中午,接到一个长途电话,对方的声音我很陌生,是个女青年。她在电话中证实了我就是她要找的人以后,就告诉我她是南京的,打电话给我是向我了解《生死恋》作者的通讯处和她的近况。

《生死恋》是我在1982年编的一本书,是一部纪实性小说,也是一部自叙性的悼亡之作。事隔十三年,还有人提到这本书,我作为责编,既有点兴奋,也有点感动,便问她为什么要知道?她说她在大学读书时就看了这本书,很喜欢,买了放在身边,时时翻翻;现在已经工作了,有很多去外地出差的机会,便想打听一下作者的住址,或许有缘分可以见到。语言很快捷,尽管经过电波的过滤,仍可以感受到她的激动,好像看到了一张年轻的通红的面孔。于是我便将我知道的告诉了她。这个电话差不多打了半小时。

放下电话,我的心情也不大平静:时间已过去十多年了。回想当初出版这本书的情况,恍然才似昨天呢!

出版这本《生死恋》有着很偶然的因素,我们并没有着意组稿,原来与作者也并不相识。最初听说作者叫林淑华,还误以为是作家凌淑华呢!

原来这作品最早是1946年在上海的《伉俪》月刊上连载的,1947年曾出过书,但只印了几千册。作者林淑华并不是专业作家,解放后参加了工作,也就不再从事写作,也没有想到这本书的再版。谁知在70年代却被香港一家书商盗版印行了。作者一无所知,是她在港的一个熟人看到,买了一册寄给她。这本盗印的书印刷质量极差,封面图案也很恶俗。她很气,但又无可奈何。还是一位朋友为她出了主意:只有将书交内地出版社正式出版,才能抵制香港的盗版。

正好她已故丈夫的好友李俍民(《牛虻》的译者)是我社李偀民的哥哥,这样,这本书就到了我们手中。我是我们编辑室的第一个读者,以一天加黄昏的时间读完了它,觉得对这本书的感受与以前编过的书不完全一样:它没有深刻的主题思想,没有精心的结构技巧,但却是至情至性的文字,是出自肺腑、催人泪下的作品,其他同志看了也有同感。

因为还另有两部书稿要到北京联系,我和李均生同志就同去北京。那年据说是北京四十年未有过的酷热,我们在一个连树叶都纹丝不动的傍晚,在冯亦代先生的指引下,找到了《生死恋》的作者林淑华(现名方健明)。

从书的自序中推算她的年龄当已过了花甲,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人看来却似乎只五十出头。她穿一套黑色衣裙,显得文弱清秀,一眼可以断定不是北方人。果然,开出口来,普通话中夹带的不仅是南方而且是浙江口音,相问之下,知道她原籍是浙江平湖,后来过继给了姑母,才寄居上海,解放后才移家北京。

一听是浙江同乡,距离顿时缩短了许多。她详细地告诉了我们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经过,态度十分诚恳谦和,使见惯了盛气凌人的作家的我们,竟感到正像她给我们喝的凉茶一样沁人心肺。

《生死恋》出版以后,竟出人意外地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反映热烈,书店连连催货,一年内连印三次,累计四十五万册。这在现在看来,似乎是个天文数字。如果说,印数不足以反映读者的反应程度,那么为数五六百封的读者来信,却不是谁有本领组织得来的。它来自四面八方,甚至东南亚国家。有的我作了处理,有的转给了作者。这些信封封饱含深情:有的愿认她作妈妈,有的邀她去作客,有的路远迢迢要去看她,有的将自己的秘密向她倾诉……她是十分重感情的人,这些信她都一一作复。因此我常常歉然地感到,她的稿酬很大一部分作了邮资。直到现在,还有好些人与她保持着亲人般的关系。

与此同时,当然也有些不同的声音:“40年代,怎么不反映党的活动?”“才十六岁的女孩,怎么就谈恋爱了?”……幸好毕竟时代进步了,这些都没有变成帽子,书终于一版一版地印出来。

《生死恋》的出版,在文学圈子内没有引起什么特别反响,也许是不够档次,但在读者中,特别是老百姓读者中,却可以说是引起了轰动效应,这个电话也正是它的余音。

我为作者高兴,自己也有点沾光的喜悦。

    19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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