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所有人都神魂颠倒的帝制者——汉武帝

　　公元前二百年汉高祖刘邦有意要削掉天下所有的异姓王，于是就把削藩的矛头对准了韩王姬信。姬信为了活命被迫逃亡匈奴，于是刘邦亲率大军追到了匈奴，准备把匈奴和韩王姬信一并都灭掉。匈奴冒顿单于用诱兵之计将刘邦军队吸引到白登山上，刘邦轻敌被骗，在白登山中埋伏，被四十万匈奴骑兵围困七天七夜。刘邦被迫接受了谋士陈平的计策，贿赂冒顿单于阏氏，祈求单于网开一面，刘邦才得以率残军逃回长安，这就是‘白登之耻’。

　　公元前一九四年，刘邦病逝，妻子吕后称制，消息传到匈奴冒顿单于耳中，于是冒顿单于致国书回复吕后说：“现在你寡居了，我的妻子正好也去世了，不如你就委屈一下做我的阏氏吧!”。面对如此轻佻的国书，大将军樊哙首先自告奋勇说：“吾愿率十万铁骑横扫匈奴中”。大将季布紧接着说：“就应该杀掉樊哙，当年高皇帝刘邦率二十万大军尚且被围困于白登山，今天你樊哙又怎能率十万人横扫匈奴呢?”。

　　面对奇耻大辱，吕后当然想消灭匈奴，然而经过秦末大乱后，中国实力已经极度虚弱了，百废待兴，万民飘摇于四野之上，又焉能打败匈奴?吕后毫无办法，只能回复匈奴单于说：“我已经容颜老褪了，牙齿都掉落了，我送给你许多年轻貌美的女子，就让她们代替我侍奉你吧!”。这就是屈辱的匈汉和亲，这种屈辱一直持续到了汉武帝初年。

　　公元前一四一年，汉景帝的幼子汉武帝刘彻继承了汉朝皇位，当时汉武帝刘彻只有十六岁，他还很年轻，但他志向已经相当远大，在他的心灵里汉朝绝对不可以仰其他国家鼻息，看其他国家脸，凡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就应该是汉朝的领土。

　　我们可以窥测出白登之耻、吕后被欺、汉匈和亲在汉武帝刘彻脑海中是多么的耻辱，愤怒的汉武帝刘彻恨不得要立马洗刷掉这一切，洗刷掉这些耻辱，他要聚民力、练强兵、选猛将与匈奴开战。

　　汉武帝刘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要获得人民的支持，想要获得人民的支持，则必须要有一套说服人民的思想办法，汉武帝刘彻开始大规模扶植儒家思想，并渐渐的疏远了道家思想，汉武帝刘彻不喜欢宁静的无为而治，他要大有作为。

　　公元前一三四年儒生董仲舒向汉武帝刘彻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应该“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就这样，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学说得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极大认同，儒家思想正式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

　　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里，皇权是神授的，皇帝是天生的，皇帝除了只膺服于上天外，万民则必须要膺服于皇帝，要忠君要爱国。有了这套思想，汉武帝刘彻的政治地位猛然高涨起来，王国势力被董仲舒的强干弱枝手法急剧削弱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盛筵更是被汉武帝刘彻与董仲舒联合绞杀了···。

　　儒家思想固然有很好的一面，但是这并不能表明其他学说都是谬论，其他思想都是落后的，可是自从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人的思想盛筵得不到新的升华，新的结晶，新的生命，从此中国人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仿佛天空变的更加沉闷，仿佛河流变得那么一澜不惊。

　　汉武帝刘彻满意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汉武帝刘彻的思维理念似乎成为了天地间最伟大思想，仿佛天地间所有的儿子都应该不计对错的听从于父命，仿佛天地间所有的妻子都应该不计对错的听从于丈夫，仿佛天地间所有的人民都应该不计对错的听从他汉武帝刘彻的诏命，就这样中国人灵魂上与肉体上的自由被汉武帝刘彻在无形之中褫夺干净。

　　道家思想宣称心灵纯净，人格自由，无为而治。不要紧，汉武帝刘彻有了天人感应，有了三纲五常之后还理会道家思想干嘛?汉武帝刘彻这个皇帝已经被董仲舒等御用文人描画成上天派下来统治人民的伟大君王，汉武帝刘彻还能怕的了谁?刘彻做一个梦，梦到一堆小木人，都能爆发出‘巫蛊之祸’，死一大群人，所谓的道家思想又岂能制衡的了他的步伐?况且唯一能够制衡汉武帝刘彻的窦太后早已不在人间，公元前一四一年后确实是汉武帝刘彻一个人的时代。

　　董仲舒因汉武帝刘彻而权倾朝野，汉武帝刘彻因董仲舒而权力巩固，这是多么完美的一对搭配。

　　董仲舒似乎把《孟子》里面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忘了一干二净，但是忘记了这些只能导致皇权的无限制膨胀，以及人民的无限制奴性与愚昧。

　　此后忠孝仁爱、礼义廉耻都开始膺服于三纲五常，中国人的思想精华完全被董仲舒与汉武帝刘彻掏空了，有了天人感应、三纲五常之后，人民仿佛像被灌了迷魂汤一样对汉武帝刘彻无限忠诚。

　　商鞅思想仿佛是苦涩辛辣的毒药，董仲舒思想仿佛是香甜可口的毒药。当人民意识到商鞅思想有剧毒之后，开始拿起武器奋起反抗，终于几经血战有了生路，而人民喝下汉武帝刘彻与董仲舒研究的迷制毒药后完全陷入了迷失之中，一直沉睡了两千年。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而言，中国对匈奴俯首称臣都是民族的耻辱，匈奴人对中国人的屠戮侵略都人类的罪恶，因此汉朝与匈奴必然都会有一战。汉武帝刘彻通过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已经聚够了人气，于是练强兵、选猛将与匈奴撕破脸，开始了大规模的北伐匈奴战争。

　　通过三次残酷大战，骠骑将军霍去病一直打到最北方的贝加尔湖，大将军卫青一直打到杭爱山附近，匈奴远遁大漠西北，再也不能构成汉朝的威胁了，然而经过历次血战之后，汉朝几十年的辛苦积累已经挥霍一空，并出现了群盗满山的凄惨局面。

　　战争太残酷，是无量头颅无量血的牺牲，无数人民瞬间化作了尸体与白骨，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究竟谁对人民祸害更重呢?是匈奴单于，是汉武帝刘彻?

　　或者汉朝‘无为而治’的宁静局面本来就不该打破。

忠臣良将的噩梦——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辛弃疾在《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中写道：“绿树听鹈鴃。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处寻，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辛弃疾的这首词感古伤今，表达了他对南宋苟安一隅的极大不满。词中的昭君出塞、戴妫归陈、李陵苏武送别、荆轲易水悲歌是中国古时候的四大人间悲剧。昭君貌美如花，因为不满西汉宫廷的枯燥生涯而被迫下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过起了饮毛如血的苦日子，可谓悲剧。戴娓因为夫君卫庄公离世，儿子公子完被杀，又被卫国人遣返回陈国，可谓又悲剧。太子丹披麻戴孝易水送荆轲，满座衣冠似雪，荆轲刺秦王功败垂成，引发燕国灭亡可谓更悲剧。李陵、苏武河梁桥送别可谓悲剧中最悲剧也，因为李陵北伐敌国匈奴兵败被擒，汉武帝刘彻就认定李陵已经投降匈奴，于是诛杀李陵三族，致使李陵无家可归，李陵被迫背负汉奸骂名投降匈奴，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苟延残喘于世间，真可谓悲剧中最悲剧也。

　　‘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是多大的苦?李陵也是将军，也曾爱国，骨子里也有英雄血，也不是懦夫，可是他不但要承受世人的唾骂，还要承受整个家庭的生死离别，还要世世代代与胡虏为伍，还要世世代代在胡虏中生存也无法摆脱家庭的毁灭与名节的破碎，他变得生不如死，亲人都因他北伐匈奴而死，而他却因为汉武帝刘彻孤独惭愧的苟活于天地间，这又是多大的苦?

　　李陵投降匈奴，有着太多的身不由己与情有可原，一句‘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又岂能说的完?

　　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广在平定汉景帝年间‘七国之乱’时立下过奇功，又曾经长期守卫边塞而威震匈奴。唐诗中描写李广说：“林寒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射虎南山秋，没入石棱中”。在天昏地暗的一个夜间，李广打猎时，一次不小心竟然把丛林中石兽当成了猛虎，李广一箭射中，走到近处一看，原来躺在地上的大虫根本不是什么猛虎，而是一只石兽，由于箭簇射的太深，就连李广自己也拔不出来了。由此可见，李广的箭法是多么高强。

　　可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李广至死都不能封侯拜相，大将军卫青率汉军北伐匈奴时，李广一部中途迷路，便再也没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回到长安后，李广受到御史的问责与羞辱，愤而自刎。

　　李广死后，儿子李敢认为父亲是大将军卫青谋害死的，于是扬言要杀掉卫青。卫青认为自己清清白白，就没把李敢放在心上，而卫青的外甥霍去病倒是认为李敢绝对不会善罢干休，于是在陪同汉武帝刘彻打猎时，竟然放暗箭射死了李敢。汉武帝刘彻为偏袒霍去病，也只好谎称李敢被野鹿撞死，至此李家衰落了。

　　仇人霍去病几年后病死于朔方，李家已无仇可报。而李广的孙子李陵却依然雄心勃勃，他梦想李家能早日复兴起来，能够重展往日的雄风。

　　时光走到汉武帝刘彻统治中国后期，敌国匈奴重新死灰复燃，李陵自告奋勇要请兵出击匈奴，汉武帝刘彻对此相当满意，就给了李陵五千人马，让他北伐匈奴。

　　李陵仅率五千人马就如下山之猛虎，刚一接触匈奴即初战告捷，之后又在漠北浚稽山大败匈奴单于兵。匈奴大震，单于不忍蒙羞，即调集全国兵力围剿李陵，李陵在浚稽山苦力难支，丧失汉军驰援，决定撤军。

　　司马迁在描绘李陵时写道：“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有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

　　李陵确实是国士，在汉匈战争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士卒死者堆积如山仍然干冒白刃血战匈奴。

　　经过数日血战之后，李陵军队完全陷入了匈奴包围之中。这时李陵已经寡不敌众，粮绝簇尽，又横遭叛徒出卖，南归道路已经被断绝，覆灭在即也。李陵为了避免全军覆没，只能下马诈降。

　　此刻李陵心中想到的可能不止是诈降匈奴，最终又逃回汉朝的大将赵破奴，或许还想到了项羽，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李陵已经羞愧至极了，在他的脑海里，自己根本不如项羽，在深陷绝望的最后一刻里，李陵眼中又迸发出常人的求生欲，他要像勾践卧薪尝胆那样活下来，只有自己活下来才能重回汉朝，才能杀死匈奴单于，为自己战败赎罪，想到这里，李陵心肺俱裂，可是别无他法，李陵只能暂时诈降。

　　映着大漠上空将要降下的落日余晖与曲调粗狂的草原牧歌，李陵已经被匈奴大队人马裹挟而去，他人生中最凄凉的漫漫长夜已经到来，相信他此刻内心一定还有“身在胡营心在汉”的爱国情愫，他有朝一日一定要重归汉朝。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回长安，起初汉武帝刘彻认为自己不及时出兵援救，还有几分自责的意思，第二年时候，就派大将公孙敖再次出击匈奴，打算救回李陵，谁料抓到的匈奴俘虏却说李陵已经真实的投降匈奴了，并帮助匈奴练兵，准备攻打汉朝。公孙敖听后极度愤怒，于是率军返回汉朝。

　　汉武帝刘彻得知这件事后，同样异常震怒，于是下令夷平李陵三族，李陵家族自此被汉武帝刘彻从人间抹去。

　　实际上李陵只是诈降匈奴，他在寻找时机，时刻准备刺杀单于，帮助匈奴练兵的将领根本不是李陵，而是一个叫李绪的汉族降将。

　　太史令司马迁为李陵求情，却遭到了最冷酷的待遇，被处以宫刑，加以侮辱。

　　面对最直接的肉体耻辱，司马迁为了完成自己的著作——《史记》，勉强忍了下来。

　　司马迁遭受奇耻大辱后，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可以列于君子之林矣”。

　　任安看到朋友司马迁这封信后，异常感动，然而任安同样没有躲过日后的劫数，太子刘琚巫蛊之祸平息后，汉武帝刘彻以任安‘坐观成败’为名将任安腰斩于市。

　　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信义和平、勇敢诚实的美好精神在这一时期都被汉武帝刘彻与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揉碎了，仿佛天地间谁都不可以作恶，谁都不可以犯错，只有他汉武帝刘彻才是人间最伟大光荣正确的，后来乃至于董仲舒本人因为说错了话，都几乎被汉武帝刘彻下狱论死。

　　话说深陷匈奴的李陵知道汉武帝刘彻已经杀光了他全家，顿时悲恨欲绝，自己是为汉武帝刘彻打仗才被俘虏的，如今自己不但得不到汉朝的眷顾，还杀了他全家。李陵经过几番生死轮回的精神挣扎之后，对汉朝，对刘彻彻底绝望了，于是真实且诚心的投降了匈奴。

　　想那年李陵也是华夏人，也是汉朝人，更是以忠臣孝子自诩，他希望建功立业，希望能在汉朝史书上留名青史，然而他完全错了，他大错特错，他命中不该与汉武帝刘彻相逢。

　　经过那次浚稽山的血腥较量之后，匈奴单于更加重视李陵了，就封李陵为右校王，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陵，也许这仅是李陵后半生唯一的慰藉吧。

　　时至近代，钱穆评价李陵说：“李陵之才气，及全军之勇决，令千载读史者想慕不已”。

　　张承志评价李陵说：“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

　　李陵蒙受了家族毁灭的巨大创伤，他再也见不到自己的老母，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结发妻子，或许在那个时代里李陵战败后，唯有一死了之，才能摆脱家族的毁灭，才不会背上汉奸的骂名，才不会百战将军身名裂。

　　后来苏武出使匈奴时，李陵在《答苏武书》中说的很明确：“然陵不死，有所作为也，故欲如前书之言，报恩于国主耳。诚以虚死不如立节，灭身不如报德也。昔范蠡不殉会稽之耻，曹沫不死三败之辱，卒复勾践之仇，报鲁国之羞，区区之心，窃慕此耳。何图志未立而怨已成，计未从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

　　苏武告诉李陵，汉武帝刘彻已死，现在汉朝幼主刘弗陵、大将军霍光都希望李陵能回到祖国去，而此时的李陵已经伤透了，他再也不希望回汉朝受二茬罪了，因为他的祖国曾经杀光了他所有的亲属，让他无家可归，让他彻底心寒。

　　苏武被匈奴发配到贝加尔湖边上，一直被扣押了整整十九年才被放归汉朝，苏武回到汉朝时，老母已经病死，结发妻子也改嫁了，后来苏武在孤独中渡过了自己的后半生。

　　苏武将要回归汉朝时，李陵作《别歌》曰：“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亏。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苏武听后动容不已，在这沉闷的大悲剧气氛中，仿佛天地间只剩下了李陵与苏武二人。

　　李陵把苏武送到河梁桥畔，以泪送别，此时他真实的心情正是辛弃疾词云：“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李陵虽然得到匈奴单于的眷顾，成为了匈奴贵族，但人的感情与血液有时候是真的不能融合的，他的内心时常像闹钟一样提醒着自己是一个汉族人，这是他永远都不能摆脱的魔咒，二十多年后，李陵终于得到解脱，如愿以偿的老死在异域荒野。

　　汉武帝刘彻病死了，司马迁屈辱死了，任安被腰斩了，苏武在汉昭帝年间孤独死了，李陵也客死在大漠穷荒之中，这就是一场绝世悲剧。

　　汉武帝年间，功臣良将仅仅因为与刘彻政治理念不合，就被诛杀了数十家，后来汉武帝连亲儿子都猜忌不肯放过，竟然在‘巫蛊之祸’中将亲儿子刘琚活活逼死。汉武帝在世时候垄断了汉朝所有的军事、政治、民生、经济、文化、思想大权，他成为了真正的帝制者。汉武帝刘彻费尽心机也没有完全吞并掉匈奴，在他即将死去的时候，汉朝人民的反抗形势已经到了揭竿而起的地步，是群盗满山，他再向前走一步就又是‘始皇死而天下分离’那样的悬崖峭壁。

　　在汉武帝年间，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局面完全被好大喜功的独裁统治取代。汉武帝横扫匈奴背后留给人民的是千家万户生荆棘的可怕现实。

　　李广家族、卫青家族、霍去病家族建功立业自然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有幸，可又是他们的不幸，正应了那句叫做‘伴君如伴虎’的成语。

　　祖国已经被帝制的魔王所裹挟，当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也许背叛就是最合理的正道。李陵的背叛有着太多情有可原。

　　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信义和平、诚实善良没有错，李陵、苏武、任安、司马迁也没有错，错就错在这些伦理道德完全被一句‘君为臣纲’所裹挟，此后任何道德信仰都变得脆弱不堪。

　　当一个执政者无论做任何事都不需要制衡，无论做任何事都是‘正确’的时候，又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时代?‘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那完全是被逼出来的，父子反目，横刀相向的‘巫蛊之祸’也是被逼出来的，‘群盗满山’的人民背离也是被逼出来的，因为人活在这个世上都要生存。

追亡逐北，血流漂橹与人文价值的复醒

　　兵者，所谓何物也?不祥之器也。战争更是不祥之事也，战争可以在你最想发生的时候发生，但不意味着在你最想结束的时候结束，而残酷的战争开始后，则往往又意味着千百万人甚至是上亿人的非正常死亡。

　　春秋战国战争一直持续了整整五百五十年，尔后秦朝短暂统一了中国，然而秦朝从来不识仁爱为何物，短短十五年就又被推翻，接下来就是楚汉之争，经过几番血肉白骨的打磨之后，中国五千万人口，死亡四千万之多，刘邦也统一了中国。

　　汉朝在太平祥和的环境中仅仅渡过了六十年，就在汉武帝年间发动了汉匈全面战争，这场战争断断续续一直打了二百二十多年。在汉武帝年间，中国曾一度把匈奴人驱赶到大漠西北，但这付出的是全国二分之一青年战死的代价，才扭转了战略被动的局面，后来一直到东汉和帝年间的金微山之战以汉朝全歼匈奴本部的胜利，才算正式结束。不管怎样，匈奴人制造的边患总算彻底解决了，然而不久后，鲜卑人占据了漠北高原，又成为了东汉的新威胁。

　　汉朝统治了中国整整四百年。四百年后，东汉朝廷如前代夏商周秦一样日趋腐败，终于在公元一八一年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黄巾起义又直接导致了汉末军阀混战与三国鼎立。到公元二二一年三国鼎立正式形成时，全中国由六千余万人口仅剩下了百余万人口存在，直到西晋建国时，中国才重新增长到七百六十多万人口。

　　从东汉末年到三国鼎立时代，中国人口损失掉了百分之九十八点三，有诗人描述那个时代的现状正是：“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曹操也曾说：“经历了黄巾之乱后的种种劫数，全国人口百余其一”。原来从军阀混战，再到三国鼎立一甲子，是因为那些王侯将相掌控的人口太少，实在是打不动了，才有了鼎立相持的局面。

　　西晋短暂统一之后，又是八王之乱、十六国乱华，传说当时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此时关中地区人口仅仅剩下了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

　　十六国后赵时期，石氏皇族奢侈糜烂、大修宫室，向民间大肆征收苛捐杂税，迫使缺衣少食的百姓卖儿卖女都交不完苛捐杂税，只好全家自颈而死，后赵城市农村的大街小巷两侧树木上到处悬挂着上吊自杀的尸体，后来前燕王朝率兵攻陷后赵国都邺城时，后赵数万名宫女竟然被前燕鲜卑军烹食。

　　唐朝安史之乱时代，经过了历时八年的血腥战争，整个黄河流域万里萧条，人烟断绝，兽游鬼哭，中国四分之三的人口死于这场战争，活下来的人也变得极度赤贫，甚至贫穷到以纸为衣的地步。唐朝末年，起义军首领黄巢战败逃往陈州，甚至堕落到开人肉作坊，拿人肉当军粮的地步，陈州附近的百姓被黄巢吃完了，就抢掠许、汝、唐、邓等州县，继续吃人。

　　宋朝末年，蒙古元朝兴起，在中国境内实行了种族灭绝政策，中国境内有七千余万人无辜丧生。

　　明末混战，到清军入关，再到南明沦陷，中国人死亡八千万到九千万之众，清朝《温江县志》记载张献忠屠川后“人类几灭”，张献忠被豪格击灭后的第十三年，温江县仅存三十二户，男三十一人，女二十三人。民国《简阳县志》记载:“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十四户”。

　　清军入关时代，整个中国几乎被杀到“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的地步，他们在征服漠北准格尔蒙古人时甚至杀到只有最后一个牧童，才肯封刀。清朝白莲教大起义时，全国有一亿人死于这场战争，屠杀之下不知道号称仁柔的嘉庆皇帝有何仁德?而不久后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更是把人口大灭杀推向极端，在满清和太平天国互杀之下，全国四点三亿人口中竟有整整两亿人死于这场屠杀。

　　追亡逐北、血流漂橹后的人口大灭杀场面又何止中国有之，十五六七世纪，随着西方殖民者东扩，他们在传播耶稣教，掠夺世界各地物质财富同时，同样双手沾满了各地土著人的鲜血。

　　在古老的西方社会里同样出现过政治压迫，同样出现过信仰迫害，同样出现过思想禁锢，同样对异族、异国人民展开过灭绝性的大屠杀。十五世纪时，哥白尼的所谓异端邪说受到了耶稣教廷的审判，布鲁诺被烧死在鲜花广场上，在那个时代，如果哪个欧洲人敢否定上帝，就已经提前宣布了他的死亡。后来西班牙、葡萄牙、英吉利、法兰西殖民者在非洲展开了罪恶的黑奴贸易，在美洲对印第安人展开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直到美国成立前夕，甚至于美利坚的开国国父华盛顿都曾说：“杀死一个印第安人，应该把尸体的臀部以下割裂，这样可以制成长筒靴”。

　　或许华盛顿真的穿过用印第安人的人皮做的靴子。

　　迟至二十世纪的上半叶，欧洲又成了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策源地。

　　从历史中醒来，从前有过的劫难实在太可怕，从有人类史到今天，我们的路走的很漫长，但是我们没有白走，幸亏此时的大多数地球人已经懂得了什么是博爱，什么是宽容，什么是人权。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宽容的态度，博爱的心胸，人权的尊重，还要我们踏踏实实躬身实行。

　　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依然还有许多困惑，甚至于很多灾难，如恐怖组织在伊拉克展开大屠杀了，如中国的城管在大街小巷殴打小贩了，如血腥暴力拆迁了，如计划生育闹出人命了，如偷渡到鸭绿江的朝鲜边民被朝鲜边防军枪杀了···这些我们都应当关注。

　　已经走到了现实的社会，我们的人文价值应当复醒，不要因为你没有出生在伊拉克，就对伊拉克的大屠杀漠视不顾，不要因为你不是小贩，就对小贩在大街小巷遭遇的种种侮辱保持沉默···假如我们都对这些保持沉默了，又怎能说明我们是一个有博爱之心的人呢?如果我们的整个民族都保持沉默了，又怎能证明我们的民族是一个有博爱之心的民族呢?一个没有博爱之心的民族又是多么可怕的民族呢?

　　曾几何时，血气方刚的少年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博爱，便跟着黄巢、李自成、张献忠参加了起义军，便对贫穷的百姓展开了最残酷的掠夺。曾几何时弱肉强食的少数民族士兵入主中原便展开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推己及人，什么是仁慈博爱，也许是迫于上司的压力，迫于生活的贫穷，才进行了劫掠，也许这又是一种误解，也许他们从来就认为砍瓜切菜式的屠杀是一种快感，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假如哪一天他们或者是他们的子孙遭受这种砍瓜切菜式的屠杀又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结局呢?

　　有一天那个手沾数十条人命的匈奴兵被霍去病的北伐军砍断了双臂，疼痛的他在地上打滚时，他可曾想过这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最终报应。

　　有一天那个屠杀过大半个四川，甚至于连亲儿子都杀的张献忠，被豪格一箭射死在丛林里时，可曾想到过这就是‘恶人自有恶人磨’的最终结局。

　　有一天与天斗、与人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小将可曾想过，把六七十岁的老太太捆在大树上，用鞭子抽死是多么的残忍?假如某一天这帮文革小将人之将老时，他的子孙辈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们，他们又是什么感觉呢?假如文革持续下去了，这帮文革小将荣升为地主阶级的时候，下一辈文革小将又以斗争地主为名，将他们按在草坪上屈打成招的时候，他们又是什么滋味呢?

　　我们希望，有一天这种残酷的自虐与虐待情节能在我们的灵魂密码中彻底抹去，然而即便是现代社会，我们也有很长的路要走。

　　又是大压迫，又是大虐待，又是大屠杀，在血腥中畏畏缩缩的苦难大众可曾想过，有可能下一个挨刀子的人就是你自己，所以即便是在血流成河的恐惧中，你也要强大起来，勇敢起来。对待罪恶不能勇敢，而是畏畏缩缩的选择妥协便是你人生中最大的耻辱。当初曹魏高贵乡公曹髦宁可战死沙场也不坐以待毙，就是选择了最真实的勇敢与气节。与其坐以待毙，孰若奋勇杀敌?奋勇杀敌或许还能光荣的战死，甚至于死中求生，找出生路来。

　　锦衣玉食的相公，豪迈威武的将军你可曾想过，你们是为终结人类罪恶而来，而不是为弱肉强食而来，你们最大的责任是保护你们的同胞与子民，而不是为肆意杀戮而来。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每个人都是这片土地上的主人，你们为什么泯灭良知用自己手中的权柄像砍瓜切菜一样去迫害人民呢?风水轮流转，当有一天那些高傲的统治阶级变为最底层的普通民众后，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适应这种吃人环境呢?

　　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伴君如伴虎，你可曾想过，当年李广、司马迁、任安、李陵堂堂正正，都被像老虎一样可怕的汉武帝刘彻一口吞掉，更何况那些做过恶事的乱臣贼子们最后的下场有几个人不知道呢?是他们毁灭了他们的国家、家庭与权力。

　　《尚书》上有一句很精典的话就是：“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均”。我想泯灭良知的人想到这句话时，应当好自思量一下。

　　面对五六千年的历史，我们需要忏悔，需要反思，我们应该勇敢去制止暴力的流行，即便这种暴力是来自于国家的、皇家的、教会的，我们也要制止这种暴力的流行，孔子说过：“胜残方能祛杀也”。止戈方为武也。结束暴力蔓延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更好地去爱人。

　　所以仁者爱人，知者不惑，勇者不惧。爱人就应该好好去做人，而不是去害人，众生都是平等的，我们无故终结无辜生灵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罪孽。

　　《道德经》五十八章曾言：“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政治的宽容、诚实成就了人性的淳朴善良，同样，政治的残忍、黑暗也铸就了人性的残忍黑暗。事实上，很多时候，人类放弃了淳朴善良的品质，恰恰是来源于统治者的诱导与破坏。统治者的诱导、破坏、控制，使得朝廷、政权的良性规则逐渐丧失殆尽，朝廷、政权良性规则丧失殆尽，残忍、恶毒的性格开始在社会上广为蔓延，于是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法西斯统治的地狱。

　　事实上秦孝公、商鞅变法如此，秦始皇、李斯焚书坑儒如此，汉武帝、董仲舒罢黜百家如此，乾隆帝、纪晓岚修四库全书也如此，他们绑架了文明，他们就是天地间最大的黑暗。

　　所以为了避免来自祖国的迫害，国家、政权、政府的行政职能只能与人民共同分享，国家只能由人民主宰，而不是国家去主宰人民的死活。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诚如是也。

　　朱熹有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政府应该是公正、透明且有自我更新力的，所以为达到这一目的，只能靠人民来主宰，才能有效的避免血流漂橹后的大屠杀场面。因为每个人都是为追求幸福而来，而非刻意为屠杀而来。

　　正因为我们是为追求幸福而来，而非刻意屠杀害命而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尊重人权，冤冤相报何时了，不尊重别人的权力，别人又岂能尊重的了我们?

　　十八世纪末，法国《人权宣言》上曾经庄严的写出：“对人权的无知、忽视、蔑视是吃人的唯一原因”。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一个吃人与被吃的环境里盘旋下去?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尊重人权与热爱天地生灵，而不是像成吉思汗、多尔衮、张献忠一样去吃人。

　　老子在他的《道德经》六十七章中说道：“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所以我们懂得了什么是慈悲，我们才能懂得什么是正道，什么是良知，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为，我们才会坚守最勇敢的底线。因为我们节俭了，所以我们就不会奢靡，因为我们不会奢靡，所以我们才不会欲火焚身，把自己烧掉。因为我们不敢为天下先了，所以我们才会谦虚，才不会傲慢，才不会侵夺成性，才能尊重别人，能尊重人了，懂得爱人了，才不会滥杀，世间的悲剧才会停止。

盈则满，圆则亏，利器不可以兼并

　　历史需要我们去忏悔，大黑暗过后，有一天我们终于明白了，当有一天政治垄断了文化，文化就会变得扭曲，甚至于会随意被统治者强奸。有一天政治垄断了思想，人的思想就会变得单一，乃至于愚昧。

　　秀才见了兵，有时候真的是有理也说不清，除非这位秀才打算去拼命。秦始皇时代，一句‘焚书坑儒’的狠话便使得四百多名儒生瞬间被活埋，夏商周、春秋、战国时代无数珍贵典籍瞬间化作乌有。而汉武帝时代一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帝王政令就使得各个学派的知识分子同时下岗，甚至悲守穷庐过完一个又一个世代都不能抬头。清朝康雍乾时代文字狱更使得知识分子的脊梁彻底被打断，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破四旧运动、文化大革命更使得我们大陆的传统文化几乎被摧毁。

　　由此可见，权力裹挟了人类的文化与思想之后，不仁者们很自然的就会高举起‘君为臣纲’的政治牌匾为所欲为，比如今天迫害几个能臣将相了，明天骄奢淫逸盖几座华丽宫殿了，后天强征点苛捐杂税了，于是某一天人们被彻底逼反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彻底爆发了，国家进入了一个彻底互杀的年代。

　　在这个彻底的互杀年代里，军人势力渐渐掌握了国家实权，他们与经济财团互相勾结，往往形成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军阀割据势力，这些军阀势力做大后，往往又形成了改朝换代的种子，他们在平定地方农民起义后，便开始互相攻杀，往往在军阀混战中，又是千百万人民的流离与伤亡。

　　事实上，中国汉、隋、唐、五代时期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灾难就是如上述所言，是国家半数人民的死伤。因此军事势力绝对不可以捆绑经济。如果军阀势力与经济财团势力真勾结在一起了，很自然的国家就陷入了分裂与大混战的梦魇之中。

　　大乱过后，天地如同初辟一般，人民从九死一生的大磨难中摆脱了出来，如果大乱过后的平民群体还是不懂的用平等、民主、勇敢的人文修养与朝廷、官府交往，不敢去维护本属于自己的天赋人权，那么他们很自然的就又会被朝廷、官府所裹挟。朝廷还算人道的时候，还很脆弱的时候往往会对人民好那么一点，比如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了，比如‘十五税一’了，比如‘三十税一’了，然而有一天这个朝廷、这个官府强大到无法制衡的时候，这个朝廷、官府便开始变本加厉的搜刮民财，想方设法的把双手伸向百姓的口袋中，于是朝廷、官府便想尽一切办法来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如西汉武帝刘彻时代的‘盐铁国营’了，‘采炼加工铸造国营’了，总之帝制时代的独裁者蜕变成与民逐利的野猪之后，要想尽办法来榨干百姓的骨髓，于是平民群体在朝廷与地方官府的双重搜刮下变得愈发贫穷，国民经济上也百业凋零，所以政治绝对不可以捆绑经济，否则必然是与民逐利而引起政权易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湾领导人蒋经国曾经说：“当官的就别想发财，发财的就别想当官”，事实上权力、官位与资本、经济结合到一块之后，永远是人民的灾难。

　　不但如此，任何强势势力互相勾结在一起，都有可能会成为人民的灾难，不但政治实体不可以控制文化，不可以控制思想，不可以控制经济，甚至连宗教都不可以多碰。

　　政治实体过多干预文化，极有可能演变成文字狱的惨剧，政治实体操纵社会思想，极有可能演变出焚书坑儒的丑剧，政治实体与经济财阀苟且到一块后极有可能就是贪污横行，官僚控制了社会，就是又汉武帝那样的国营经济。同样政治实体也不可以与宗教势力勾结在一起，如果这两者厮混到一块之后，不是政治实体强奸了宗教势力，就是宗教势力给国家洗脑，把国家变为邪教堂。

　　倘若某一天人类的思想完全被控制，我们的灵魂完全被宗教束缚，那么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稍微顶一下嘴，极有可能就会受到死亡的威胁，古老的罗马教廷又是多么的可怕。

　　两千年前古老西方世界的黑暗悲剧不可以再重演，人类不可以再被洗脑。自公元二世纪罗马帝国扶植耶稣教为国教之后，罗马耶稣教廷便瞬间蜕变为国家政权奴役人民的工具，人民开始蒙受政权与宗教的双重压迫，以致于教皇控制了人类的所有，人们不可以对《圣经》有半点的怀疑，不可以怀疑上帝，不可以有任何的自由理念，乃至于文艺复兴前，连最基本的性欲望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后来启蒙运动开始了，但是伴随着启蒙运动启迪灵魂的同时，半信半疑的欧洲人又开始野蛮杀戮殖民地人民，如针对印第安人展开了种族灭绝，对非洲黑人群体展开了三角贸易。尽管此时白人群体虽然掌握了先进的火药技术，但是他们依然不知道该如何做一个现代人。

　　似乎来自中东地区的《圣经》已经被彻底扭曲，当人们不信仰耶稣上帝时，就意味着被乱石砸死，似乎这本身就是一种邪恶的摧残，此时正教也变为了邪教。

　　所以历史需要忏悔，盈则满，圆则亏，利器不可以兼并，强势势力不可以勾结。

回归人性就是对历史最好的忏悔

　　在这五千年里中国经过了八十多个王朝政权的更迭，世界各国也经过了几番沧海桑田的变化，面对着历史上的种种伤疤与遗恨，我想我们应该学会彻底的反思与忏悔，然后在忏悔中找出我们未来的方向。

　　我们完全可以假设自己就生活在历史之中。

　　比如当我们面对秦始皇兼并六国战争，我们是应该坚持分裂呢?还是要拥护统一呢?比如我们面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我们又该如何决断呢?比如当我们面对人口大灭杀，又该如何做呢?比如我们被黑暗势力俘虏裹挟，我们又该如何做呢?

　　事实上，即便是天地间再黑暗，我们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与人性的善良，因为有了善良，有了对天地万物的悲悯之心，我们才能够以更负责、更认真的心态改变这一切，有了改变这一切的想法与勇气，我们必然会勇敢的实行我们的良知。

　　天注定，人道最美是良知，世间最美莫过于良知，我们的良知得到了升华，大爱的种子才会在天地间生根发芽。

　　相传从二战时代德国纳粹集中营里走出来的美国校长吉诺特，经过了那段刻骨铭心黑暗之后，总结人类一生的价值时说道：“我曾经是一名集中营的幸存者，我亲眼看到了世间最不该发生的悲剧。屠杀异国人民的毒气室是由技能高超的工程师建造的，妇女是由学识渊博的医生毒死的，儿童是由训练有素的护士杀死的，所以我怀疑教育的意义。因此请回到教育的根本上来，而教育的根本就是要帮助学生成为一个具有人性的人。教师的努力不应该造就学识渊博的怪物，或者是多才多艺的变态狂，或者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屠夫，我始终相信，只有孩子具有人性的情况下，读书、写字、算数的能力才有价值。

　　事实上，不但教育需要回归人性，甚至于宗教、政治、道德都需要回归人性，一个没有人性的社会是多么可怕?倘若社会没有了人性，是不是我们的未来还会经历王朝更迭时代的大灭杀呢?是不是还会有康雍乾时代的文字狱呢?是不是还会有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浩劫呢?

　　可是我们应该清楚，人性的回归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一个社会回归人性，最基本的人文前提就是博爱、良知、忏悔与宽容，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做好这些。

　　所以我们必须极度重视我们的学校，让学校更富有爱心，而不是把学校摧残成功利化的发财工具，事实上任何学校与功利沾上边之后，都会变得虚假，因此学校只能诚实，此外善良的宗教、温馨的家庭还需要紧密与学校互相结合，让每个人都时刻沉浸在爱的环境中，自然他们走向社会后，会去改变种种黑暗，让大地变得光明。

　　我相信当一个人内心世界充裕善念的时候，当一个人充满敬天畏地爱人的之心之后，当一个人学到饱满的知识与能力之后，即便这个社会再黑暗，他也会去坚定执着的去改变这个不良的社会。

　　即便政治再落后，经济再萧条，科技再低能，环境再恶劣，资源再匮乏，疆域再窄小，司法再不公，敌国再猖狂，当我们有一个善念与执着的心态去面对这些时，我们或我们的子孙总能摆脱厄运的，相信愚公终可以移山矣!

　　一百多年前，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说：一个社会改变有三个方面，一是人心，二是政令，三是物质。依这个顺序，开头困难，但终能成功;顺序反过来，看似快捷方式，但终究走不通。

　　福泽谕吉说的很对，改变社会如果不从人心、人性上入手，是根本行不通的。

　　然而面对优秀思想、人性理念的传播，官员、工人、农民、甚至于我们每个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充当优秀思想的推手或阻挠者。尤其是那些官员，他们完全可以使用国家武器，焚书坑儒来毁灭人类的思想，面对不幸，我们又该需要什么样的官员呢?

　　孟子说：“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所以我们的官员必须要有一个仁道的品质，守候好自己的救世职责而不能去作恶，才是官员的分内之事。

　　除此外，我们每个人也应该去监督官员群体的操守与质量，不但人民需要监督他们，媒体需要曝光他们，反对党需要制约他们，甚至于政府官员本身就应该履行互相制衡的职责，因为行政群体拥有绝对的权力会产生绝对的腐败，产生绝对的罪恶。

　　《大学》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所以做为一个公务员必须要有一个诚实的心，不害民，不说谎，不贪污，认真对人民负责。

　　千百年来，中国人走过了太多离乱与苦涩，元朝时代那种‘人相食’的场面不可以再有，满清时代那种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不可以再有，汉末三国时代的大内讧不可以再有，商鞅时代的借力杀力不可以再有，秦始皇时代的焚书坑儒不可以再有，汉武帝时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可以再有，康雍乾时代的血腥文字狱不可以再有···。

　　我们国家的历史与未来必须做到最真实的回归人性、回归良知才有希望，面对从前的诸多不幸与罪恶，我们必须做到最真实的忏悔与救赎才不会重蹈覆辙。法国《人权宣言》上曾经写道：“对人权的无知、忽视、蔑视是吃人的唯一原因”，因此我们必须慈悲起来 ，努力学会去爱人，而不是恨人，我们的前路才能坦荡光明。

　　此刻我想到了：“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那永远都是人民与国家的耻辱，这种罪孽应该得到永恒的终结。

　　铭记历史，为历史而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