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国家的国歌连着另一个国家的《哀乐》,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和日本,一对文化的表兄弟之间,无独有偶,也发生在英国和德国,一对种族的表兄弟之间。
中国游泳名将孙杨2013年秋季无证驾驶一辆保时捷,并引发交通事故。
国歌与哀乐
在20世纪中国音乐不多的成就中,《二月映月》《黄河》《梁祝》和《哀乐》可称为四大名曲,它们的特殊意义在于,它们都凝结有华夏古乐的风格,是华夏古乐向现代的伟大延伸,体现出民族性的伟大方面,故意义特殊而非凡。
前三曲的作曲者明确,独《哀乐》的作曲者说法纷陈不一,《哀乐》还和日本国歌《君之代》(君が代,Kimigayo)有明显的音乐上的相似性,有好事者挖苦日本偷艺于中国《哀乐》创作国歌,但《君之代》曲比《哀乐》早生半个世纪,这种说法说不通;有人反过来说,中国反日份子故意用日本国歌曲创作《哀乐》;也有人说,这是现代人牵强附会,硬拉扯在一起。我的看法是,二者相似性不是偶然,缘于它们共同的音乐血缘,是中国诗经时代,雅乐的现代流布变形。
关于《哀乐》的曲作者百度上有三种说法。
说法一,
是刘炽等人改编自陕北民乐唢呐吹奏的《风风岭》演化而来,乐曲1949年9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审阅,被正式批准为典礼用乐曲。
1942年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音乐工作者刘炽、张鲁等随河防将士访问团到米脂采风,听到唢呐艺人常文青演奏的《粉红莲》寓意悲壮,特别动人。刘炽等人将其改编,成《哀乐》,用于成吉思汗安陵仪式和迎送刘志丹灵榇仪式
说法二,
大作曲家马可(1918-1976)为主,马可、安波、张鲁、刘炽、关鹤童五人组成的民间音乐研究小组对两首陕北民歌《绣荷包》与《珍珠倒卷帘》的主旋律改编,为刘志丹同志移灵而创作。
说法三,
《哀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首任团长罗浪根据北方一首民间吹打乐《风风铃》曲调改编而成的。是他影响最广、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三种说法的共同点是,《哀乐》是基于民乐的再创作,首用于迎送刘志丹灵榇仪式(发生于1943年)。那么《哀乐》的原本民乐到底是什么?很显然,只能是唢呐乐,《哀乐》有明显的唢呐风格,《绣荷包》《珍珠倒卷帘》《风风铃》和《哀乐》相差太远,谈不上有什么共同的音乐元素,从中能得到启发创作别的音乐有可能,但启发了《哀乐》太扯了。唢呐艺人常文青演奏的《粉红莲》是唯一答案。
唢呐是中国原生的民族乐器,是上古音乐的主要演奏工具。从周代到唐朝,长安大部分时间是中国首都,是贵族文化、贵族雅好的保存地。伴随王朝的更迭覆灭,皇家和大贵族家的乐师流落民间,他们把雅乐也带到了民间,其结果和法国大革命导致皇家厨师流落民间、使皇家厨艺推向民间、成就闻名的法兰西佳肴文化一样,许多陕西民乐实际就是原来失传了的宝贵的宫廷音乐。
《哀乐》的再创作主要作者是谁呢?中国人有一个恶习,就是把功劳归功于后来的当大官的人,其次归功于后来的大名人。分析三种说法,罗浪说一看就是因为罗浪当的官最大、最长,死得又晚。故马屁精们尽归功于他,罗浪最多是《哀乐》的再配乐人或配乐的最后定稿人,《哀乐》的原配乐人是刘炽,这从说法一中可以证明。说法二持集体再创作说,这一说法部分包含了说法一,因为刘炽也是集体之一。对刘炽说有利的是,只有这一说和唢呐艺人常文青的《粉红莲》联系一起,但对刘炽说更有利的是,刘炽后来成了出名的大家,一直站在舞台上。
说法二的马可说,最有可能和最容易符合中国国情。马可是个音乐天才,和刘炽等集体成员岁数相差不大,但早早出名成家,年纪不大就居于老师的地位。但出名早、倒楣也早,1955年起就不断受到批判冲击,死得也早,名声消失得早,其功易被别人截取。对马可说不利的还有,看不到马可与《粉红莲》之间的联系。
我注意到张鲁的特殊性,张鲁和刘炽一起与《粉红莲》关联,又和马可一起与《白毛女》关联。《白毛女》比《哀乐》早出,其中有明显的《哀乐》元素,这说明有同一个人在中间起了作用。张鲁是二大关节的唯一共同关联人。张鲁后来一直做老师,社会名头不大,在中国,这样的人有大功也须归于别人。也许,是张鲁的天才不够,需要天才的马可指导,这样《哀乐》是马可、张鲁二人为主再创作的。
日本国歌的出生谱系非常清楚,1869年,日本人得知国家应该有国歌,于是,比中国被西方列强开国晚20多年的日本,却比中国早20多年开始寻摩国歌。明治三杰之一的大山岩(Oyama Iwao)(1842-1916) 从公元10世纪的《古今和歌集》中选了一首歌颂君主的古诗做为国歌的词,(君主制国家的国歌几乎都选用君主的颂歌,这是一世界通例),作曲则由英国军乐团教师约翰.威廉.芬顿代劳。但西洋鬼子不识东方文化精义,其作曲缺乏东方之魂,日本人不满意,10年后重谱,由日本宫庭雅乐指挥林广守(はやしひろもりHayashi Hiromori)编曲,取雅乐风格。日本宫庭雅乐本身就是中国古乐的完整保存,而中国却早已失传。这样日本国歌和中国《哀乐》共同承接了中国古乐的音乐基因。
一个国家的国歌连着另一个国家的《哀乐》,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和日本,一对文化的表兄弟之间,无独有偶,也发生在英国和德国,一对种族的表兄弟之间。
英国国歌God Save the Queen (King)是世界国歌之母,其作曲曾被许多国家共同采用。它是参考日耳曼古乐而谱,保持了日耳曼古风。
著名的德国军队挽歌又名(我曾有一个同志),词由德国诗人路德维希·乌兰特(Johann Ludwig Uhland,1787年4月26日――1862年11月13日)于1809年完成。曲由作曲家佛利特立希·纪尔舍(Phillipp Friedrich Silcher, 1789年6月27日――1860年8月26日,)于1825年完成。在德语区(包括德国、奥地利、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以及智利的德意志人聚集区)至今依旧传唱广泛、深受喜爱、成为葬礼风俗。
该曲与英国国歌明显相似,其实都是缘于日耳曼古乐因缘。
中华上古雅乐也好,日耳曼人用于庄重场合的古乐也好,基本风格就是庄重舒缓、慢而低沉、心静追思,最终要体认到与天地通、与另一宇宙通之人生幽玄感,其优点是人生感强,缺点是旋律感不足。日本和英国的国歌都是很难唱的。而相应的哀乐版都是在的旋律方面改进极大,成为名乐。
因难唱而无知愤青们常嘲笑。
最近的事例,仁川亚运会,中国游泳名将孙杨夺金后感言:“日本国歌很难听”多无知啊,日本国歌是正宗的中国古乐。孙杨2013年秋季无证驾驶一辆保时捷,并引发交通事故。当时,他还正在为一汽车做广告代言……非同寻常的泳坛健将在生活中也可谓是与众不同。
而且,南北朝鲜共同的国歌曲《爱国歌》,中华民国国歌曲也都是师法中华上古雅乐,中华民国国歌也难唱,也一样常被无知青年嘲笑为哀乐。这也是无独有偶。无知青年嘲笑的是东方之魂。
作者:达之 2014-09-26
先秦·左丘明《左传·昭公十五年》里写道:“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 说的是:周景王十八年(鲁昭公十五年,公元前527年),晋大夫籍谈出使周王室。宴席间,周景王问籍谈,晋何以无贡物,籍答道,晋从未受过王室的赏赐,何来贡物。周景王就列举王室赐晋器物的旧典来,并责问籍谈,身为晋国司典的后代,怎么能“数典而忘其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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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参加国际比赛的选手,在公开的场合对记者评论其他参赛国家的国歌“好听不好听”的行为,是否没有的修养和礼貌这个做人的基本问题。
原文主要是想介绍日本国歌的乐曲里继承了中国古乐《雅乐》的音乐基因,被认为“不好听”的最重要原因是:文化的断层。有些人并不知道中华古典音乐《雅乐》等文化艺术品早已在大陆消失的事实。
举一例说明:文革后中美合拍《末代皇帝》等中国古典电影时,担任音乐、服装总设计的是日本人。因为大陆已没有了自己祖宗的文化遗产研究,在日本却保留了下来而且还不断地在研究出版。而后大陆宫廷影视里的大多是山寨回来了。
对于喜欢“嘴巴抗日”、“关公战秦琼”式抗日的评论,希望把“数典而忘其祖”这个典故再多读几遍。
日本是个根本不顾及周边邻国情感的国家,所以孙杨的言语如果是在说别的国家则会有些问题,但是这样说日本则完全没问题,因为这种举动完全就是日本自己的风格。
单从音乐上讲:“君之代”也是一首曲调与中国葬礼哀乐近似的日本古代哀乐的改编作品,是实实在在的难听!
你再拿历史文化作虎皮也否定不了“君之代”的难听与赞颂军国主义的本质。
说一千道一万,所谓的“君之代”也是一首曲调与中国葬礼哀乐近似的日本古代哀乐的改编作品,是实实在在的难听!再由历史也是难听,这并不矛盾!
相信许多听力正常的中国人在听完日本国歌《君之代》后会在心中暗道:“什么日本国歌啊,这不是火葬场里放的哀乐吗??”据说国内甚至已经有愤青团体就“日本国歌抄袭中国哀乐”一事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这种偏激的做法显然不值得提倡,但是日本国歌听上去像哀乐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同样的,一些日本人在听了中国的哀乐后也大吃一惊:“这音乐怎么听上去和我们国家的国歌同一个调?”
如果说《君之代》是赞美倭王的歌曲,那为什么听上去却和中国的哀乐如此相似?难道只是巧合而已?
最近有位名叫藤田友治的日本历史学者出了一本书,书的中文译名:《君之代的起源》—君之代的原歌为挽歌。该书著者参考了大量考古和史书资料,并对相关历史古迹进行了实地考察,最后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论证方法,就《君之代》的本意提出一种新的解释:其实《君之代》原本是一首“挽歌”,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哀乐”。
在深入解释之前,个人觉得有必要先对《君之代》做个简单的介绍:
日本国歌:君之代
作词:最早出自《古今合歌集》,作者不详。
作曲:林广守
歌词的译文:
“君主御世,千秋万代永存,犹如小石成岩,岩上生苔,永无止境”
日本国歌《君之代》(又译《君主御世》)的歌词出自《和汉朗咏集》,原形为《古今和歌集》中的一首和歌,作者不明。乐谱由日本明治时代宫内省的乐师林广守所作。该歌一般被认作是赞歌,即赞颂倭王为万世一系的君主。
但是日本历史学者藤田友治经过反复考证和深入研究,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如果结合日本古代的生死观,将《古今和歌集》中的《君之代》的歌词原形准确地翻译成现代文的话,那便是葬礼上咏唱的挽歌(即丧歌)。
《古今和歌集》中的原歌(即《君之代》的原形)
由此可见,《君之代》的原歌中大都是与“死”相关的词语,如“墓石”、“苔藓”等,却没有一句赞歌应有的华丽语句。而且再怎么反复朗咏也丝毫感受不到赞歌应有的喜庆气氛。所以藤田友治认为:此歌并不是用来赞美倭王的赞歌,而是一首哀悼逝世天皇的挽歌。天皇驾崩后,人们在其葬礼上咏唱此歌,以此来祈祷倭王陛下能在九泉之下安息长眠。
综上所述,《君之代》原本是一首日本古代在倭王葬礼上咏唱的挽歌,其本质相当于现代追悼会上播放的哀乐。估计当今世界上把哀乐当作国歌的国家也就只有日本了。
日本人如果也是这么看问题的就不会在近代一跃超过一直不曾超越的中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日本的军国主义国歌确实不好听,这是毫无疑问的。无论为其披上什么华丽的外衣,其都是终将被人所唾弃的音乐垃圾。
君が代は
千代に八千代に
细石の
巌となりて
苔の生すまで
大家可以自己翻译。还有我认识不少日本人也说自己的国歌难听。我觉得孙杨算是有独立思维,干嘛要奉承人家。
还是留给知识渊博的历史学家听吧,即别拿出来恶心老百姓了。
你写评论之前读到或读懂原文的结束语了吗?如果没有再读一遍,好像就是为你而写的:
“中华民国国歌曲也都是师法中华上古雅乐,中华民国国歌也难唱,也一样常被无知青年嘲笑为哀乐。这也是无独有偶。无知青年嘲笑的是东方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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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注意你的观点表述,你表述的只是你自己对这个事件的看法。而我认为,日本国歌本来就是像哀乐一样。
说出来没什么不妥。有人说没礼貌,那些代表国家的日本人也没把中国人的感受当回事。既然彼此都不在乎,那就爱说什么说什么。至于什么东方之混的东西,我没兴趣了解,相信大多数现代中国人也没太多兴趣非要把哀乐一样的东西作为好听的东西。
你写评论之前读到或读懂原文的结束语了吗?如果没有再读一遍,好像就是为你而写的:
“中华民国国歌曲也都是师法中华上古雅乐,中华民国国歌也难唱,也一样常被无知青年嘲笑为哀乐。这也是无独有偶。无知青年嘲笑的是东方之魂。”
说得很好,举得例子也很恰当。实在是很奇怪为什么一些人比日本人还在意这首歌颂皇权和军国主义的曲调难听的歌曲。
孙杨只不过表达了他个人的感受,硬跟无知扯边,是你的无知。
下面这个日本电视台的小采访,送给你这个无知的无事生非者。
本届亚运会,200米自由泳,超越孙杨夺冠的日本游泳名将萩野公介,在日本电视上,被问到对此事有何看法时,萩野公介回答:不知道孙杨是在什么场合下,说这番话的,我和孙杨是好朋友,从此以后还是好朋友。
旋律缓慢的《君之代》歌作于1880年,是歌颂天皇永垂不朽的赞美歌,因此,它除了代表军国主义外,也是皇权统治的象征。二次大战期间,日军侵略亚洲各国,“日之丸”旗和《君之代》歌也随之被受侵略国视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正因为如此,在左派长期强烈反对下,日本政府一直不敢给予“日之丸”旗和《君之代》歌在宪法上的正式地位。
歌颂天皇统治的《君之代》在19世纪80年代的明治时代成为日本国歌,那时也正是日本对亚洲国家进行侵略扩张的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入侵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许多国家,“日之丸”和《君之代》所到之处,无数民众被无辜地杀害。“日之丸”和《君之代》也成了军国主义的象征。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军曾一度禁止其悬挂“日之丸”。《君之代》虽然未被禁止,但是当时日本文部省还是“自觉地”在教科书中删除了有关齐唱《君之代》的规定。然而,随着战后日本的重建,日本文部省1958年制定的《学习指导要领》中又表示“希望”中小学校在举行各种仪式时悬挂“日之丸”,齐唱《君之代》。
而且,就曲调而言,“君之代”确实形同哀乐,难唱且难听,这是不争的事实。
5分洋洋洒洒的说什么呢?不知所云。
基本上都是北方蛮夷占据中原之后大规模强奸中国人女性祖先而来的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