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在日本留学时的杨度。（资料图）



《辞海》修订：为中共党员杨度正名

　　1975年10月7日，周恩来第四次大手术后的第18天。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他终日卧床不起，不得不取消了所有的接待活动和日常散步。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周恩来年谱》记载，这一天，周恩来嘱秘书转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拥护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托王冶秋将此情况转达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辞海》编辑委员会，在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中，须将此史实写入，以免湮没无闻。

　　为了解此事，作者先后联系了周恩来的卫士、后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的高振普，以及周恩来晚年的三位秘书——钱嘉东(后任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纪东(后任武警指挥学院副院长)和赵茂峰(后任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秘书长)。

　　前两人均表示，听说过此事，但不了解是谁传达的。

　　最后，赵茂峰的妻子、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向记者证实，确有此事。那天在场的秘书，正是赵茂峰。但更多的细节，赵茂峰也不记得了。

　　王冶秋后来曾回忆，他当时得到传达后，很是诧异，四处打听，但谁都不知道推崇君主立宪制的杨度加入过中国共产党。

　　1975年12月，周恩来的指示，通过时任文物出版社总编辑金冲及，传达到了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

辞书修订

　　金冲及的电话，是分管历史地理部分的副总编王芝芬接到的。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正式文件或者通知了。

　　时任辞海编辑所副总编、后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的巢峰向作者介绍，编辑《辞海》，每一个词条都必须反复考证，有证明材料，不能出错。而周恩来的这个说法虽然权威，但却缺乏资料佐证。

　　调研的任务，交给了历史地理编辑室主任谈宗英。

　　1936年，《辞海》第一次出版，由时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主编。1957年，已经退休的舒新城向毛泽东进言，建议再次修订《辞海》，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次年，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成立，舒新城再次主持《辞海》的修订工作，直至1960年去世。

　　1959年，29岁的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谈宗英被借调到辞海编辑所，参与了这一版《辞海》的修订工作，负责历史类词条。

　　“杨度”词条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有关杨度的资料很少。他们只知道，袁世凯死后，杨度可能去了上海，但没有查到可靠的记载。他们还找了上海市文史馆副馆长陶菊隐的书来看。陶菊隐当年是行走在老上海滩的记者，他在文章中曾提及，杨度晚年与共产党人走得很近。当然，这个说法不可能在词条中得到采用。

　　1965年4月，《辞海》(未定稿)在内部发行。关于杨度的词条写道：

　　杨度(1875-1932)，近代政客。字皙子。湖南湘潭人，王贻运门生，留学日本。1902年与杨笃生创刊《游学译编》，后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受袁世凯指使，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破坏革命，拥袁窃国。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任参政院参政，次年勾结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组织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1916年袁世凯死后被通缉，流寓上海。

　　“未定稿”本拟第二年定稿发行，但文革爆发，新修订的《辞海》没能出版。

　　1971年3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指示，要继续修订《辞海》，并将其纳入国家出版计划。在工宣队和军宣队领导的大批判下，这项工作断断续续。

　　1974年，中宣部、中组部、外交部、国家民委、国务院侨办、国家宗教事务局等部门组织力量，开始审定《辞海》条目。修订工作才步入正轨。

　　筹安会六君子之首、历史教科书中的“帝制余孽”，忽然成为周恩来口中的共产党员，让谈宗英大吃一惊。

　　在上海的寓所里，84岁的他向作者回忆，接到任务后，他开始搜集历史资料，寻找杨度后人。

“二等公民”

　　杨度有两个妻子，八个孩子。大太太黄华育有两子：杨公庶和杨公兆。二太太徐粲楞育有三子三女：杨云慧、杨云碧、杨公素、杨公敏、杨云洁、杨公武。

　　杨公庶和杨公兆1914年留学德国，分别攻读化学和地质学。1915年末袁世凯称帝后，他们被留学生中的进步组织摒除在外。两人不再关心政治，埋头读书，得到博士学位后才归国。

　　其他几个子女则一直在杨度身边长大。长女杨云慧记得，中学时上历史课，老师讲袁世凯复辟时，提到“助纣为虐”的杨度，话说得很不好听，她埋着头，唯恐周围人知道自己就是杨度的女儿。

　　杨度所带来的这种负面影响，一直持续到了建国后。

　　1952年，杨公庶的小儿子、17岁的杨友麒参加高考，因成绩优异被选入留苏预备班，在北京的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一年后，全年级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因为出身问题被刷了下来，他就是其中之一。

　　时任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亲自做这批落选学生的思想工作。“他说，苏联要求我们，送过去的人社会关系不能复杂，否则一些保密的工厂不好安排。但政府是信任你们的，不歧视你们的。国内的大学随便你们挑，想去哪里都可以。”79岁的杨友麒告诉作者。

　　在这之前，他和所有17岁的孩子一样，懵懵懂懂，不关心政治。这次，他受到了很大打击，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二等公民”。

　　他选择了有苏联专家的大连工学院化工系。因为俄文免修，他自学了英语，大三后又自学了德语。“既然我去不了苏联，我就要求自己努力学外语，不比那些出去的同学差。”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多次申请入党，“久经考验”后，才终于被吸纳入党。

　　相比之下，哥哥杨友龙比他幸运。

　　1951年，杨友龙考上清华大学机械系，一年后入党，曾担任过学生会副主席，毕业后留校任教。文革时，他从未因为杨度的原因被批斗。文革结束后，他进入北京市经委任总工程师，直到退休。

　　在杨友龙看来，作为杨度的后人，也有受人青睐的一面。83岁的他告诉作者，杨度虽有拥护袁世凯称帝的恶名，但也有《湖南少年歌》等著名爱国诗作，是清末经济特科考试第二名(榜眼)，是近代著名书法家，在法学和佛学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

 

    1920年，杨度和家人在长沙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杨云慧、杨云洁、二太太徐采楞、大太太黄华、杨度母亲、杨度、杨云碧、杨公素、杨公敏。长子杨公庶和二儿子杨公兆在德国留学，最小的儿子杨公武尚未出生。

家人眼中的杨度

　　经同事介绍，谈宗英找到了在上海电影译制厂工作的杨云慧和在上海一家工厂做工程师的杨公敏。

　　谈宗英记得，杨公敏的太太是俄罗斯人，在他们到访时，特意准备了当时非常罕见的冰淇淋。

　　得知周恩来的嘱托后，姐弟俩非常激动。他们介绍了杨度的基本情况，对他的生年和卒年均作了更正，但对他的政治活动情况，二人都说，当时年纪小，不了解。

　　一直以来，关于杨度的真实身份，在杨家是一个复杂难言的问题。

　　杨云慧在其1987年出版的《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我的父亲杨度》中回忆，1949年，她与一些文艺工作者一起，从欧洲集体回国，在北京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一眼认出了她，走过来与她碰杯，还说：“让我们向杨皙子先生致敬!”走之前，周恩来说：“你以后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来找我。”

　　文革开始后，杨度的二太太徐粲楞的住处被抄，红卫兵骂杨度是官僚地主、卖国贼。徐粲楞忍不住争辩说，杨度不是卖国贼，周总理都尊重他。因为“侮辱中央首长”，红卫兵当众批斗了她。

　　身在北京的杨云慧听说后，立刻拜访了章士钊。章士钊与杨度在1900年代就相识，与杨家来往密切。章士钊明确告诉她：“你父亲的确是加入了共产党，而且是在周总理领导下入的党。这件事，毛主席曾经亲口和我讲过，不过对党外一向没有公开。”

　　后来红卫兵再次来扰，杨云慧写信向章士钊求助。几天后，章士钊来信，说周恩来已经打电话给上海有关单位，叫他们放心。她家从此平静下来，再也没有人来骚扰了。

　　杨友麒则告诉作者，他在建国前就已经知道，祖父和共产党走得很近。

　　1949年4月，杨公庶忽然离开了上海的家。还在上中学的杨友麒和杨友龙询问母亲，才知道，当时正在国共谈判，父亲随着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团去了北平。母亲告诉他们，当年2月，民主人士章士钊秘密访问西柏坡，和毛泽东见面。两人都是湖南人，谈起湖南还有什么名人的时候，章士钊说，数得上的应是杨度了。

　　“毛泽东说，杨度是我们的人啊。章士钊很惊讶。毛泽东解释说，杨度是党员，在上海秘密入党。他还问，杨度有后人吗?章士钊说我和杨度的儿子很熟。毛泽东说，你下次来的话，也把他带来吧。”

　　两个月后，章士钊特意带着“电报员”杨公庶去北平，参加了国共两党最后一次谈判。

　　谈宗英等人在杨家收获不大。他们向北京有关部门去函征询情况，也没有结果。因为当时历史地理编辑室任务繁重，他们很快投入到其他词条的准备工作中去了。

“杨度确是同志”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1978年。

　　这年7月30日，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难忘的记忆》，披露了周恩来嘱咐他为杨度恢复名誉一事。

　　9月6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时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的文章《关于杨度入党问题》，文章白纸黑字地写道：“杨度确是党员，确是同志。”李一氓说，他1930年就听说，杨度是党员。此外，在上海的中共中央1930年出版的《红旗日报》的报头，就是杨度题的。

　　同样在这一版，还刊登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党组副书记夏衍的文章《杨度同志二三事》。夏衍在文章中说：“现在，知道杨度是‘筹安会六君子’者多，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者少，因此，跟他有过工作关系的人，有实事求是地说明事实、表扬他的晚节的责任。”

　　夏衍写道，李大钊牺牲后，杨度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和章士钊奔走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周济遇难者家属。1929年秋，经周恩来批准，他加入了中共。周恩来离开上海后，组织上决定，由夏衍和他单线联系。

　　夏衍每月跟他联系一次，给他送去党内刊物和市面上买不到的“禁书”，也与他谈论国内外形势。他则不止一次地把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经由夏衍转给上级组织。夏衍最初只知这是一位姓杨的秘密党员，后来逐渐熟悉了才知道，这便是鼎鼎大名的杨度。

　　夏衍回忆，杨度曾对他说：“我平生做过两件大错事， 一是辛亥革命前，我拒绝和孙中山先生合作，说黄兴可以和你(指孙中山)共事，我可不能和你合作，对这件事，我后来曾向孙中山先生认过错;二是我一贯排满，但我不相信中国能实行共和，主张中国要有一个皇帝来统治，这件事直到张勋复辟后，我才认了错。”

　　对自己的入党动机，杨度曾跟夏衍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杀头灭族之机。”

从丙等到乙等

　　有了王冶秋、夏衍和李一氓等人的相关文章，周恩来交代的任务可以完成了。

　　谈宗英告诉作者，在《辞海》的编辑中，历史类词条分特、甲、乙、丙、丁五个等级。特等就是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词条，甲等是孔子、汉武帝等。丁等是最低一级的，如某个皇帝的年号。等级越高，字数越多。他的印象中，“杨度”词条从原来的丙等提升到了乙等。

　　重要的条目，会送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普通词条则由编审(上海各出版社都派了编审参加审稿工作)审定。杨度词条由辞海编辑所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主编陈旭麓(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执笔修改，经辞书出版社编辑、编辑室主任和总编三审定稿。谈宗英记得，因相关资料详实可考，杨度词条没有专门送审。

　　最终修订的杨度词条，约276字：

　　杨度(1874-1931)，近代湖南湘潭人。字皙子。王贻运门生，留学日本。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与杨笃生等创刊《游学译编》，后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受袁世凯指使，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任参政院参政，次年与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组织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袁世凯死后被通缉。后倾向革命，1927年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前后，他曾多方营救。晚年移居上海，加入中国互济会及其他进步团体。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

　　在词条中，杨度的生卒年均作了更正。同时，“破坏革命”“拥袁窃国”“勾结”等负面定性词语都消失了。

　　巢峰告诉，现在回过头去看，杨度为党所做的贡献，当时说得还不够多，可以再增加更多的细节。

新墓

　　杨度入党之事公开后，杨家后人开始走出阴影。

　　1978年，中国将向美国派出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化工部也被要求派人参加考试，考试科目只有一门：英语。之前，在化工部科技局总工办担任支部书记的杨友麒碍于家庭出身没有报名。看到王冶秋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后，他找到科技局政治部要求报名。他说：“我背了这么多年的黑锅，现在总可以报名考试了吧。”局长同意了。

　　最终，科技局派出17人，考上3人，杨友麒就是其中之一。1979年，他以访问学者的名义，在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系学习了两年，之后成为化工节水节能方面的知名专家。

　　同时，杨家人为了杨度的新墓开始了多方奔走。

　　文革期间，杨度的坟墓被夷为平地，棺木和遗体遗失，土地被公社收走种菜。徐粲楞为此十分伤心，但杨家人自知身份，什么话都没说。

　　1985年，上海清理公墓时发现了杨度的墓碑，通知任上海市政协委员的杨云慧将墓碑领走。杨云慧不知如何处理此事，就向在北京的杨家第三代征求意见。

　　杨友龙向作者介绍，当时在民族音乐研究所任研究员的二姐杨友鸿揽下了此事。

　　通过朋友介绍，杨友鸿登门拜访了夏衍。夏衍很热情，当场就写了两封信，让她带给上海市统战部部长。她带着信找到上海统战部，对方答应处理此事。但过了一段时间，事情却没有下文。

　　杨友鸿再次来到上海统战部。对方说，做墓碑要有墓志铭，墓志铭代表定性，杨度这样复杂的人物，他们没法写。她提议，不写墓志铭，只写一个简介。对方考虑后觉得可行。

　　随后，“杨度同志新墓筹建委员会”成立，由上海市政协出面，在上海万国公墓中选了一块地，作为墓址。1986年，新墓落成，邻近宋庆龄墓地。

　　墓碑是原有的，碑身上写着：湘潭杨皙子先生之墓。这是由夏寿田所写。夏和杨度一样，早年在袁世凯政府任职，后来也曾帮助过上海地下党。由于一般人不清楚“杨皙子”为何人，又请赵朴初书写了一块小碑“杨度之墓”加上去。

　　墓前的石刻碑文最后写道：

　　1922年，受孙中山先生委托，南北奔走，匡民救国，追求革命真理。1927年，多方营救共产党人李大钊。1929年秋，经潘汉年同志介绍、周恩来同志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作出贡献。

　　6月28日，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杨士法主持了新墓地的落成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和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张瑞芳参加了仪式。

　　杨度的长女杨云慧、五子杨公敏夫妇以及第三代多人参加了仪式。从北京赶来的杨友龙作为长房长孙，代表家属发言，并对上海市政协、上海市统战部表示了感谢。

　　86岁的夏衍没有参加仪式，但写了一篇《续杨度同志二三事》，专程托人送到上海。他写道：“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可以不自觉地沉沦下去，也可以领悟而来一次飞跃，杨度同志的飞跃是可贵的，他心安理得地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工作，所以在他逝世半个多世纪以后，还有这么多人在怀念他，对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说。”

　　杨云慧代为宣读了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

　　“姑姑杨云慧受杨度的影响比我们大。迁墓的时候，她很激动。她觉得，终于了却了一桩心事。”杨友龙告诉作者。★

作者/徐天 2014-09-12  《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7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