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写“文革”十年史

    1996年7月，经中宣部批准，《“文化大革命”简史》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第一次印刷5万册，很快售罄。第二次印刷7000册，再次热卖。至今，已八次印刷，总印数超过20万册。

　　迄今为止，这是唯一一本经官方审定的“文革”史。书的写作开始于“文革”结束10周年，出版时，已是“文革”结束20周年。

“三次斗争”研究小组

　　对“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研究，最早始于1977年。

　　这年3月，中央党校复校，胡耀邦出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课程设置依然为“老五门”，即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建设和中共党史。

　　前四门课的准备都比较顺利，但中共党史这门课却难住了大家。教研室几十人，却提不出一个教学方案。

　　在一次胡耀邦参加的研究室会议上，研究室主任提出，党史课的最大困难是“三无”：一无党史定本，二是党史上一些重大是非尚无定论，三是教员多年不搞教学无人能登讲台。

　　胡耀邦要求大家自力更生，不要教条主义、照搬文件。他指示，第九、十和十一次路线斗争要着重研究。这三次所谓的路线斗争，即刘少奇、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问题研究。

　　会后，“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成立，中共党史教研室研究员、45岁的金春明任组长。“三次路线斗争研究，说到底就是‘文革’史研究。”金春明告诉记者。

　　10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下发，明文提出：“要认真学习党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

　　10月9日，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讲话中说：“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他还说：“我们要把被歪曲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

　　1978年4月，小组写出了内部讲话稿《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共3万余字。当时“文革”研究仍属禁区，因此讲话稿字斟句酌，措辞谨慎。

　　讲话稿发给全校学员讨论了10天，引起了学员的极大兴趣。讲稿的内容也被传播到了全国各地。

　　也是在这一年，金春明和小组成员开始了“文革”重大事件的调查和走访。夏天，他们在上海调研“一月革命”，访问当事人，看文件、记录以及“四人帮”集团成员的检查、交代等。冬天，他们到了武汉，调研“720”事件，参加时任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主持的“百万雄师”平反座谈会，听了王力当时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录音，还访问了不少当事人。

　　1980年，金春明从中央党校借调到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担任第六组组长。该组为专门研究“文革”时期的小组，共五六个成员，王鸿模为副组长。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时期的“重大是非”已有定论，在“文革”史的研究上，禁区逐渐放开。1982年，参与《决议》起草及其注释本编写的席宣也调入了这个小组。

热潮

　　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整党开始。

　　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清理“文革”中的“三种人”。为此，各单位都被要求认真学习和了解“文革”史。中央党校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文革”史专家都变得“炙手可热”。

　　金春明记得，那时他整天连轴转，跑场子讲“文革”，主题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常常他还在这个单位上课，下个单位的人已经在门口等着接他了。

　　1984年，金春明回到中央党校。“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更名为“‘文革’研究小组”，他担任组长。中央党史研究室第六组长(业务已扩展为“文革”以及之后的新时期)由王鸿模接任，席宣任主管“文革”研究的副组长。

　　那是“文革”史研究的热潮时期，也是环境最宽松的时期。“那时国内对于有关‘文革’的出版物并无禁忌。”金春明告诉记者。

　　那几年，国内尚无专门介绍“文革”十年史的学术著作出版，只有一些专题性著作。198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了《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其中的“文革”十年部分，由金春明和党史研究室第六组的同事共同完成。1985年，金春明的论文集《“文化大革命”论析》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外，就是配合整党所出的一些宣传性出版物。1984年，金春明根据自己外出谈“文革”史的讲稿所著的《谈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1985年，中央党校“文革”研究小组写作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十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首次便印刷45万册，之后多次再版。

搁浅

　　1985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即将十周年。

　　广州的文化出版社计划出一本给青年人系统讲“文革”的书籍，六七月份间，出版社编辑找到了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陈文炜，陈文炜推荐了席宣。

　　席宣觉得这是件有意义的事情。这几年，他对“文革”作了许多专题研究，并按照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党史编写计划，写出了五万多字的“文革”部分初稿。如果要写书，加以扩充即可。他请示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廖表示支持，他便答应了出版社。

　　之前的几年，为了研究“文革”，席宣去中央档案馆查阅了大量档案。

　　如今88岁的席宣告诉记者，按照保密级别，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划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他们能够接触的是第三类。

　　根据规定，查看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必须先提交申请，写明档案的标题或具体内容，由部级以上单位批准。而“文革”档案保密性强，很难提得出档案标题。为此，中央政治局委员、前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乔木批示，允许研究室的有关研究人员调阅有关“文革”的第三类档案的目录，由研究室开介绍信，去中央档案馆借阅。

　　看档案是一件苦差事。有的档案字迹不清，需反复辨认。有的档案是从原件复制成压缩胶卷，需要在黑暗中从幻灯机上阅读。

　　按规定，有的保密档案不能整段抄，只能摘抄。每天离开前，摘抄本需上交，接受审查，不允许摘抄的部分会被完全涂黑。下次查档时，才能取回摘抄本。

北京西郊的中央档案馆内景。图/新华社
 

　　三个多月后，席宣完成了16万字的著作。他给书取名为《十年风云》，交由廖盖隆审稿。廖说稿子不看了，但这个书名太虚，最好用实题。席宣于是将书名改为《“文化大革命”简史》。

　　书稿交给了人民出版社。编辑陈文炜用平邮的方式，寄往广州的文化出版社。

　　邮件整整走了一个多月。在这期间，一份中央文件下发到了各省，也传达到了文化出版社。按照文件规定，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出版物必须经过省委以上审批。

　　出版社不知道该如何送审。于是，书稿被退回，束之高阁，一放就是十年。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了金春明的身上。

　　1985年，金春明写作了将近30万字的 《“文化大革命”史稿》，交给了一家出版社。出版社将书稿呈送给文化部出版局审阅，但很久都没有回音。

　　金春明知道这书也会送中宣部审，因此托一个在中宣部办公厅工作的学生去打听。学生告诉他，书放在一位副部长的桌子上，看样子放了很久都没有动。

　　金春明把书稿要了回来，同样存放起来。

高潮过后

　　1987年起，“文革”研究的全国性热潮逐渐减退。

　　开始几年，仍有两本“文革”史著作出版。

　　一本是出版于1986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不久，在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共党史研究》月刊兼任副主编的席宣就接到指示，要他组织文章，批评这本书。他约请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研究室正师职教员王年一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批评文章，在该刊上发表。

　　金春明也对这本书印象深刻。在他看来，作为第一本有关“文革”史的书，书中的史实错误比较多。他后来碰到该书作者，问他有没有查过档案，对方说没有，资料来源主要是“文革”小报。

　　另一本是王年一所著的《大动乱的年代》。

　　1988年，为了庆祝建国40周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了一套历史丛书，《大动乱的年代》是第三本。这本书在学界颇受好评，至今都被认为是“文革”史方面的一本有分量的著作。

　　八九风波之后，“文革”史研究专著停止了出版。不过，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记中，却逐渐开始涉及“文革”部分。其中第一本，便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周恩来传(1949-1976)》。该书中，周恩来在“文革”中的经历占据了很大比例。

　　十年里，席宣唯一的用武之地，就是在几本通史、现代史和党史著作中，执笔其中的“文革”部分。

　　金春明坚持着写作，在地方刊物或者党校内部的刊物上，东一篇西一篇发表有关“文革”史研究的文章。“一流的刊物就不要想了。”

　　也是在这十年里，海外的“文革”研究出现了热潮。

　　这段时间里，曾有一个出版社找过席宣。他们想出版一套面向青年人的丛书，希望能把席宣这本《“文化大革命”简史》编入其中。但送审时，其他书目都通过了，只有这本被划掉了。

修订

　　时至1995年，“文革”结束20周年将至。

　　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龚育之提出，国外对“文革”的研究著述已如此之多，各种说法都有，我们自己也该出一本较为正规的书了。

　　中共党史出版社副总编朱中文告诉席宣，准备出版他的《“文化大革命”简史》，请他加以充实。

　　席宣将书稿从头到尾理了一遍，认为中间部分应补充一些史料和论断，开头结尾应就“文革”的起因和经验教训再多作一些论述。

　　此时，席宣已经从中央党史研究室离休，正参与《薄一波传》的写作，整个写作班子都住在玉泉山，不方便查资料，遂邀请金春明合作。两人商定，由金春明对中间的史实部分进行补充校订，席宣则负责修改开头和结尾部分。两人对疑点进行了多次讨论，并交叉修改稿件。

　　三个月后，《“文化大革命”简史》修订完成。全书增加到了20多万字。

　　书稿纠正了一些以讹传讹的史实。如1986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提到，《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是毛泽东自己写的一张大字报，贴在中南海大院里。而席宣从档案中查到，这是毛泽东随手写在1966年5月2日的《北京日报》空白处的，经他的机要秘书徐业夫抄写后，他加了标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会议结束后，红卫兵拿到了这份文件，以大字报形式传遍全国。

　　书中另一处亮点，来自于对汪东兴的访谈。

　　1980年代，中央党史研究室六组对廖盖隆提出，想对最了解“文革”情况的汪东兴做访谈。经中央许可后，席宣书面提出了20多个问题，交给汪东兴。之后，他连续三个下午去了汪东兴家面谈。

　　此书中有关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就是以对汪东兴的访谈为基础撰写，属于首次正式公开披露。

　　书稿经出版社校对后，打出了四份清样，分送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四位副主任——龚育之、李传华、郑惠和陈威审稿。

　　龚育之要求每个副主任都要从头到尾看一遍，在清样上修改，改完后交给他，由他来汇总。审完后，他找来席宣和金春明，当面谈修改意见。席宣认为，很多意见都极为关键。

　　审改后的稿子送呈中宣部，两周后，稿子退回，一字未动。

　　中宣部只提了一个意见。书稿中原有一个图表，列出了“文革”开始后各省第一书记的名字、被打倒的时间、成立省革委会的时间等，建议删掉。

　　书出版后，反响很大，多次再版。

　　1998年10月，日本著名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岸田五郎等人将此书翻译为日文，由日本中央公论社出版。

　　2000年1月，在北大读博士的韩国人李正男将此书翻译成韩文，由韩国汉城树与林出版社出版。

五本专著

　　也是在1995年，金春明写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得以出版。

　　出书之事是四川人民出版社主动提出的，书经过多重审批手续得以出版，第一次印刷两万册。

　　根据国家出版总署的意见，这本书没有再版。

　　金春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据他所知，国内有关“文革”史的专著，迄今为止只有五本。除了80年代的两本、席宣和他的两本之外，还有人民日报社记者纪希晨出版于2001年的《史无前例的时代》。

　　如今，专门研究“文革”史的全国性会议十余年没有召开过。不过，个人和地方性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近年来在口述史和地方“文革”史的研究方面还取得了不少成果。★

《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72期  2014年 8月14日   记者/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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