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向哲浚先生当时作为中国代表，以检察官的身份参加了东京庭审，是中国代表团中最早抵达东京，也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见证了庭审的全部过程。当时，中国代表团人数非常少，在历时两年多的审判过程中，前后总共只有17个人。怎么解释中国作为最大的受害国却只有人数这么少的一个团队参加审判呢？

向隆万：我相信，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国民政府—主要是蒋介石，他的注意力已经不在这里，当时，国内战争已经开始。我在斯坦福大学看了蒋先生的日记，在3年间，他只有两次提到东京审判，一次是开幕，一次是闭幕，中间那么长时间，还有此前的人员任命等基本上没有提及，一直都在讲与共产党打仗的事，他对这个非常关心。我觉得这是主要原因。

当然，当时，（抗战）胜利以后，国力比较弱，人力物力（有限），派更多的人可能也不容易；从人才角度来讲，因为（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体系，强调无罪推定、人证物证等，国内在这方面比较精通的人才可能也不多……这些可能都是原因。

法广：在东京审判之后不久，国民党就溃走台湾。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父亲选择了留在大陆，而不是去台湾呢？

向隆万：当然，我父亲并没有对我讲过（为什么），其实，全家当时去广州的飞机票都买好了，但从现在来看，我想他还是因为对国民政府不满意。我不敢说从宏观上有什么问题，就只从东京审判的角度来讲，一个是他可能觉得人力物力不够，另外一点是从指导思想上来讲，他可能觉得也不够强烈。比如，我看到一个很小的插曲，当时，我父亲发回来一份电报：针对南京大屠杀，中国当时请了8位证人到场。其中有一个作为受害人代表的证人叫尚德义，他是从死尸堆里逃出来的。他是做小生意的，东京审判这段时间，他就没有收入了。他就写了一份申请报告，希望政府提供一些补助。我父亲专门为他写了一份证明，确认他的这种情况。但最后，我们看到国民政府的评语好像不同意这样做。我父亲并没有说他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但我从侧面来看，我相信他感觉这（法广注：拒绝补助）没有什么道理。当然，这是小事情。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感觉不是很满意。另外，他对美国也不满意，因为天皇被赦免，细菌战也没有审议，还有一些他认为应该判罪的人最后并没有被判罪。包括现在日本安倍首相的外公岸信介。我看到一份档案，他（向哲浚）给时任外交部长王世杰发了一份信，提到已经宣布释放了一批甲级嫌疑犯—他们并没有被定罪，但关在监狱里，（他提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岸信介……

法广：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多，我想，在您父亲的法律生涯中，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但是，很蹊跷，他并没有留下回忆这段历史的文字，为什么呢？

向隆万：这个……现在有句话就是：“你懂的”……因为，东京审判被边缘化。为什么边缘化呢，就是国共两党、海峡两岸都既不否定，也不肯定。为什么？共产党认为这批人是国民党派出去的，但他们是去审判日本战犯，所以，他们就没有动力去讲它好，但也不说坏。同样，从蒋介石那边看，这批人大部分都没有跟他去台湾，梅汝璈（东京审判中的中方法官）没有跟他走，向哲浚没有跟他走，倪征没有跟他走……这实际上也成了一件（让他）很尴尬的事情。

法广：但是您父亲自己没有想到过记录下这段历史、留下一些文字么？

向隆万：曾经有两次，但是，中国57年开始反右运动，后来又有文革，也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法广：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您父亲是否也受到了影响呢？

向隆万：其他还差不多，文革中当然……所有知识分子都受到（影响）。不过，还算好，因为他退休比较早，没有遇到太大问题。

法广：东京审判时他在法学界地位已经很高（注：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东京审判之后，国民政府提议他担任最高检察署检察长和司法院大法官。但是，在此后的38年间，他基本上再没有接触法律专业，这是因为什么呢？

向隆万：他开始曾（在大学）教法律，是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58年法律系撤销了—那时候，我们可能也是受到左的思潮影响，对这方面不重视。

法广：他个人对此是否感觉失落呢？

向隆万：他讲得不多。看我母亲写的回忆录，我觉得我父亲比较淡定。他觉得，东京审判选择了他，他尽力了，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对他的信任。至于他个人，他为什么没有去（台湾）呢，就是他觉得反正他可以教书。他原本从美国回来后就是教书。

法广：他最后的职位是英语教授？！

向隆万：对……这是历史原因。现在法律又被重视得不得了……人生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