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给上海人带来了幸福生活，上海人至今还没有忘记这样幸福的生活。

看60年代上海人是怎样过日子的。

当时的月收入：

年轻人：学徒12－18元（因里弄生产组、集体、国营的单位不同而异），转正后24－36元。

大学刚毕业：本科48.5元，大专约42元。转正后：本科58元，大专约52元。

中老年人：纺织女工：50－75元。

实际上当时拿一百多的工人也不少，各个老厂都有，纱厂上年纪的女工，工资也在一百以上，但都是解放前或解放初私营厂定的工资。这些老工人绝大部分解放后（到七十年代）没有加过工资。

上述资料说明了几个问题：

1.脑力劳动不被重视，到文革时已发展到薪酬部分倒挂，有个身边的例子：邻居两口子都是解放初工作的工人，工资70左右，丈夫考上了大学，带薪读书，（40多元/月）可毕业后工资反而比原来少了十来元，从此在家里抬不起头来。

2.56年全面公私合营，走社会主义道路后，城市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一直在下降，到文革时已降至近乎无法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城市固然在用剪刀差剥夺农村，但城市劳动者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好处。

3.当时的制度是无法长期运转下去的。实际上很多人现在还在念叨的当时的退休劳保制度，是建立在后续劳动者成倍增加，平均工资急剧下降的基础上的。到文革后期这个游戏已经玩不下去了：不可能再成倍提供更多的劳动机会，平均工资也已降到了底。而政府完全没有为劳动者储存下养老基金。

所以改革根本是无可避免的。

“衣”：

一般衣料和衣服需要凭布票供应。每人每年一丈二尺,一般靠家庭内部按照不同需要，量入为出，调剂安排使用。比如说，年纪大的，穿着不必讲究，可以靠缝缝补补，不添置新衣服，省些给孩子用（孩子发育长大，打扮，或者结婚，耗量较大）。

有海外汇款收入者，按照汇款金额发放“侨汇布票”、“侨汇票”。“侨汇票”可以购买到工业品和一些市场紧缺物品。

单位、工厂根据不同工种发放“劳动防护用品”，有：工作帽、工作大衣、套装工作服、围裙、棉纱手套、套鞋、毡皮靴......不等。不收布票和钞票。

“人造棉”布料可以不收布票，好看的就排队，售完为止。

“的确凉”（涤纶）布料，大概是按照其中含棉的比例凭布票供应。

被子的芯子，凭“棉花票” 供应。棉衣凭布票加“棉花票”供应。

当时上海流行穿中装棉衣，外面加“罩衫”。 男式“罩衫”蓝、灰两种颜色；女式“罩衫”可以花样多多，争奇斗艳。曾经流行女同志把衬衫领子翻到“罩衫”领子外面，一来好看，二来保护棉袄领子。

天冷时，脖子上套上绒线领套或者围巾，耳朵戴上耳朵套。

彩色被面、呢绒大衣、呢绒中山装、绒线、羊毛衫、牛皮皮鞋、套鞋、尼龙袜子、卡普龙袜子等等，凭“工业品票” 供应。“工业品票”的发放数量与工资收入“正相关”。

布鞋、棉鞋、布袜子凭布票供应。

有所谓“节约领”者，就是衬衫的“领头”，穿在里面反正看不见，可以省钱省布票。

又有所谓“765皮鞋”者，是猪皮制作，不须凭票，一般人买来上班，或者学生穿用。

“毛的确凉”裤子每条约20多元，“棉的确凉” 衬衫约10元；牛皮皮鞋每双约20多元；呢绒短大衣77元，尼龙袜子2.5元,羊毛围巾5－10元,混纺围巾2－3元;羊毛绒线20多元一斤，混纺的10多元。

当时曾经流行“元宝针”厚毛衣，男式的，一件需耗费绒线2斤；衬衫、夹克衫、卡其裤子等每件约10元；棉袄约15－30元；罩衫约10多元。

“住”

说到“住房”，上海大概算是全国最困难的了，三代人住一个12平方米的房间，包吃包撒，并非罕见。一般情况，上海人多住在市区弄堂狭小拥挤的“石库门”房子。上者，有“新式弄堂”、“公寓”等；下者，有大量的“棚户”，就是最简易的小房屋，一般都是“私房”—— 国家不愿意接收这种简陋房屋。

典型的传统弄堂“石库门”房子的结构，大致是这样的：

底层：有前门和后门。前门进去，是一个小天井，4－6平方。然后进入“客堂间”，约20－ 28 平方不等。一般比较阴暗潮湿。再深入，经过楼梯和小卫生间，到达厨房，约6－8平方。厨房有后门。

上一道楼梯，到达“亭子间”，约6－10 平方，朝北，阴冷。再上一道楼梯，到达二楼“房间”，面积与“客堂间”相等。

再上一道楼梯，就到了一个小晒台，也就是“亭子间”的房顶。再上一道楼梯，是“三层阁楼”，三角斜顶，“老虎窗”，人能够站得直得面积大约12平方。

这样得房子，原始的设计，是一家人居住，“客堂间”会客，二楼“房间”是卧室，“亭子间”和“三层阁楼”堆放杂物。结构和现在的“联体别墅”相仿。

解放前，“亭子间”往往就是许多穷文人租住的地方。解放后，一般这么一个房子会住进四家人，最多的听说有七家的（子女结婚“派生”而来，用“硬件”或者“软件”隔开 ）。相对于“棚户”，这还算天堂了。如果男孩子住在“棚户”区，谈恋爱都大大的有问题：女方家长一般都要极力反对。

于是，你在“石库门”房子的厨房，会看到好几套灶台，不少白天各自上锁，怕邻居偷着用，还有各自的点灯开关。烧饭时候，抢占水斗洗菜淘米等，难免磕磕碰碰。互不相让就会造成“邻里纠纷”。再“升级”，找人来打架，砸东西。“武斗”吃了亏的，可能会搞“阶级斗争”报复 —— 举报对方平时的“反动言论”，经常有鬼鬼祟祟的人聚集（其实是来往亲戚），是“反革命地下黑俱乐部”等等。由简单的“邻里纠纷”攘成大祸的，并不少见。

当然，邻居的主流，还是互相帮助，互通有无。邻居有当医生的，当老师的，卖肉的，卖衣服的。。。都可以沾光。自然，你也得巴结着他们。一般的，烧了好吃的，大家分点尝尝，搞好关系。如今，人们住上了独立式的高楼大厦，怀念“石库门”房子的邻里热闹，自然就“过滤”了当时那些不方便的甚至痛苦的回忆，这也是人情之常。不过，怀念归怀念，任谁也不会真正要“回去”。

住房困难，青年男女的约会，一般是“看电影”。当然醉翁之意，不是要瞻仰《列宁在十月》里列宁的胡子啦。省钱的方式，是逛马路。再要省脚力，就是到外滩的凳子上坐着谈恋爱，那是上海著名座无虚席的“情人角”，一般不成文的游戏规则，是每张凳子上背靠背坐上两对。于是有传说，最后的结果，有对角线交错了谈成功的。这个当然很难排除，不过怕是想象力的成果居多。

恋爱成熟要结婚，是单位负责分配房子。一般，单位先调查男女双方原来居住的房屋面积。如果比较宽敞，不予分配。但可以出证明，让房管所帮助“间隔”分开。如果具备条件可以分配到一间8平方的“亭子间”作为婚房，就可以拥拥挤挤放进一套新家具和箱笼、缝纫机、马桶等物，床上堆叠摆放10－20床五颜六色的被子，当时算是十分荣耀，万分幸福的了。新婚之夜，洞房里的活计，首先要大费力气的，是把床上这堆被子搬开摆放到地板、沙发等合适的地方......

大街上常见的是“房屋交换广告”。有意图牺牲地段换取较大面积的，比如有子女要结婚。有以一换二，方便分家的......不一而足。如果认得“房管所”有权的人，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越换越好。

“行”

先说市内公交。公交一般分段计费，大致每4个站为一段。

当时上海有三种：

有轨电车，线路不太多，比较慢，但路线都是重要干线，比如1路车，由静安寺穿越整条南京路到虹口公园；8路车，由东新桥（广东路--浙江中路，靠近南京东路）经过秦皇岛轮船码头（往大连、青岛）到杨树浦底；而且价格便宜：3分、6分、9分、12分...... 无轨电车，4分、7分、10分、15分...... 公共汽车，5分、10分、15分、20分（这么长的线路不多）

上海人比较精打细算，一般会前面走一站，下车后再走一站，省下一段的票价。现在听起来，就3分钱，太可笑了吧？现在去买菜，给两个5分的硬币凑一毛钱，人家还拒收呢。可是在当时，省这几分钱乃是上海人民的共同实践，主要原因当然不是上海人特别“抠”，完全是因为经济条件啊！我们知道，当时工资收入的“流行配置”乃是36元！中老年人，家庭负担重的，还有不少是起早摸黑，步行一小时上班的。不是为了锻炼身体，而是省钱。 说到公共汽车，上班的人不少有月票，每月6元（单位根据上班路程远近给部分补贴），上车出示一下就行。有月票的人当然就不必考虑“省下一段的票价”，他们会想法尽量乘得离家更近少走路。但是如果用自行车上班，就不会有月票。

当时没有出租车扬招，要车可以打电话预订，但一般视为奢侈，病人出院都不会叫车，只有产妇抱小孩回家，不愿吹着冷风，才可能会叫车，这种情况，邻居也能理解。结婚，是绝对不敢叫车的！

其它比较常用的就是人力三轮车，再要省钱，单位或者什么地方借来“黄鱼车”（人力三轮运货车）用用也是有的，再其次，就是自行车带人了 --警察要管的，最多带一段，下来走一段。过年的时候，一部自行车上面载着一家三口（一个小小孩子），车头挂着一盒大蛋糕，走亲戚，乃是当年上海的流行一景。 当然，最普遍的交通工具还是自行车。一部自行车的价格大致是150-180元，凭票供应。这个价钱，对比收入，绝对是一笔很大的投资！所以，大部分骑车人，爱护自行车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每天上班时间，用一个多小时揩拭宝车的，所在多有。这样的男人，你让他为自己的小孩洗澡他还绝对没有这么好的耐心和细致呢。还有自我规定下雨不骑的，不是怕危险，是爱护自行车。

还有极其少数的人（主要是有“外汇”收入的）会拥有机器脚踏两用车。轻骑牌或者上海牌，大约每辆600-800元。相对而言，其稀有和威风的程度，自然远胜过如今拥有大奔和宝马汽车！

市外的出行，主要是火车。上海到苏州，90公里，慢车票价1.2元，车行2小时，平均5分钟停一站。要乘快车，是以慢车票价1.2元为基础，加“加快费”0.6元（另外再给一张票），车行1小时左右。上海到西安，快车22元左右，车行约25小时。以上说的都不是卧铺，而是硬座。

那些年，不少人都会在长途火车上花去很多的钱，夫妻分居两地，探亲假以外再想团聚的；上山下乡回家探亲的（大部分家庭都会有）......不少人会说：挣来的钱都送给铁路局了，还哪有什么积蓄？

轮船比火车便宜，但费时间比较多，也有“水陆联运”的。上海到大连的船票，5等（散席）约9.3元，4等12元左右，大概是火车票的三分一。

“食”

首先是粮食定量供应，一般每人每月27－31斤。当年全国只有上海发行过“半两”的粮票。“半两”的粮票用处甚多，可以买一根油条（据说当时全国最大的油条是武汉的，一根油条要收二两粮票）；或者一碗小馄饨；或者一碗鸡粥；或者一块“奶油”蛋糕（其实是白蛋糕）......

要购买米，光有粮票不行，还得带购粮证，到家里附近指定得粮店才能购买。每人每月27－31斤得定量，规定了供应大米和籼米的比例，这个比例每月在粮店公布。粮食不够吃的，会把自家的大米定量让给别人，交换得到对方的粮票。比如一斤大米可能调换一斤半籼米。 基本上，一切点心类食品，包括饼干，都是要收粮票的。

买肉凭票，是七十年代末才取消的。此前，上海每人每月“配给”猪肉1.50元，当时猪肉均价约每斤1元。认识卖肉的，让他在操刀的时候有所“倾斜”，绝对是当时上海人无上的荣耀。而当时对于猪肉的这些“执行总裁”们，气势之盛，也绝对不亚于水浒中的郑大官人！

购买熟食的话，0.50元的一张肉票，可以买到比如说0.80元的熟肉（红肠、叉烧之属），这也是合理的，因为熟肉经过加工，售价里含有加工费，应该“折”成“净肉”收取肉票。熟食店里的鸡头鸭脚不收票，可以买来下酒 -- 如果经济许可的话。当然，也可以托人到山东买来“便宜”的花生，炒炒下酒，但是香烟和老酒也都要票。 买鱼要鱼票、买蛋要蛋票，买豆制品要豆制品票......只有蔬菜和酱菜不要票。 鸡鸭鹅每年大节日（春节，国庆）供应一次,按照户口分“大户”和“小户”，供应的份量不同。每到这时候，小菜场里半夜三点钟开始排队，也有用菜篮子当作人参加站队的。要买到这个可怜的禽类过节，大致得花6－8小时，脚也要冻僵。家中人多的，还可以替换。排队过程中，当然争吵难免。整个菜场人头潮涌，兴旺繁荣，谁能不过节？谁能不抓住这个一年一度难得的机会好好地打打牙祭？ 这种肉食供应状况，终文革十年，还延伸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逐渐好转。

所以，一般人都识相，非不得已，绝不到别人家里吃饭。 然而，自家人就不同。从外地回家，家长疼惜自己地孩子，往往把肉票用到刀口上。看到大家都不去碰那肉，家长作主，用筷子夹了肉往归来团聚的孩子碗里拣，同时也不忘记拣给家中的小小孩 ， 小孩子不懂事的，瞪着眼睛看，不能让他们向隅啊。大人们自然都相让。而外地归来团聚的孩子呢，长者赐，不敢辞，嘴里含着肉也不知肉味，眼里噙着的泪水，禁不住滴落到喉咙里，倒是咸咸苦苦的。这肉，是长亲和家人嘴巴里省下来让自己吃的啊，吃着，就有点像吃着亲人的肉 ， 不是他们身上的肉，而是能够让他们身上长肉的“营养”物质。 多年以后，长亲墓木已拱。当年“推食”时的慈爱笑容，伴随着血缘中的遗传信息，在后人的心底和身上，就一样留到了永远。

饭店不需要肉票，只是，不会有太多的人有足够的钞票。 “小姑娘永远是父亲的掌上明珠。不是“最小”，也要“偏怜”，更何况从小体弱多病，显得特别的娇。尽管家境不大好，父亲兜里只要有点钱，会带上女儿，来到淮海西餐馆，叫个汤和牛排，坐在一旁看着女孩儿吃的甜。终于，小女孩哭着撒娇：“爸爸，你不吃，我一个人怎么吃得下去？你不吃，我也不吃了，咱们就耗着”。没有办法，爸爸老大不情愿地为自己叫了个汤，才看到孩子破涕为笑......父亲去世多年后，当年这一顿顿的西餐，还老挂在女儿的嘴上，说个没完......当年的上海，逛街，逛公园，妻子给丈夫和孩子买冷饮，自己欣赏着亲人吃的；或者丈夫买了好吃的单给妻子和孩子品尝而自得其乐的，不在少数。君子固穷，伤哉贫也！你没有任何办法改变自己的经济环境，别说努力了，要卖命也没有地方好卖（也有卖血的，自然得不偿失）。想做生意？那叫“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找死！

上海人上班路远，中午一般都吃食堂。单位食堂不必交肉票（上面有计划供应，这一点条件会比外地好得多），但要交油票。油票是每人每月半斤（也比不少地方多），到外地出差，要掉换全国粮票，也得按比例交油票。在那食品贫乏的年代，肚子里缺少“油水”，每月半斤油是不够用的，只好处处留心节省着用。比如煎带鱼，锅子里只放一点点油，慢火，不时把锅子挪移，让油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一位长亲说，她至今不舍得把用过的油倒掉，虽然现在这么点油实在值不了什么钱，比起倒掉的剩菜价值差远了。这可能就是当年“油票”在潜意识中的影响。

食堂里一顿饭大概0.15--0.20元,标准配置为：一块大排骨0.1元，一盘素菜0.03元，一碗汤0.01元，米饭3两约0.05元。

客亦知乎“汤司令”否？“汤司令”来源于当时流行的一部描写解放战争的电影，是国军将领。他亮相时，卫兵立正高喊：“汤司令到！”给人印象深刻。而现行的“汤司令”们，则是男大当婚的小伙子，为了省钱，食堂里每顿只吃一碗汤（0.01元）下饭。下班以后，还得自己动手，奋力打制结婚用的家具，营养和体力，自然都大大透支。若干年后，听到时代精英“英年早逝”的报道，总不由想到“汤司令”，一声叹息。

说到营养，当时牛奶是凭医生证明订购，每天早上送来或者自取。奶粉则凭婴儿出生证明。 看望病人，可以买听装“乐口福”，这是当时一种有点像阿华田的冲服饮品。 上海人走亲戚，看朋友，流行买“蛋糕”，有下列品种： “小方盒”，每盒1元，一个半软硬板纸白色方盒子（价值1角），里面可以放：一整块的方形素蛋糕，或者10个心形蛋糕；或者10块蛋白蛋糕；或者10块“干点”，如“椒盐袜底酥”之类。 方盒或者圆盒整个奶油蛋糕，大小不等，价格不同。过年用的，多数圆形，直径较大，盒子也高。 水果蛋糕：这是一种高密度的蛋糕，咖啡色，很实在，油水也足，价钱最贵，形状像枕头面包，每个3-5元。

早餐，一般都知道，上海人习惯吃泡饭，过饭的，可以是隔夜剩菜，或者酱菜。有时想开荤，买两根油条（每根4分，粮票半两），煎开成段放碗里，加点酱油，一家人尝个鲜。 破费点，外面吃的，有： 大饼，3分，甜的4分；糍饭团（里面包一根油条，加红糖粉少许）约一毛几分，按糍饭团的份量而异（1两，1两半，2两.......）；肉馒头5分；豆沙馒头5分；白馒头3分......

点心店里坐下来吃的，有： 生煎馒头，每客4个，0.12元；咖喱牛羊肉汤：2角（清汤，无肉的5分）；大汤团，每个4分；煎锅贴；豆浆：淡浆3分；咸浆5分，甜浆5分；小馄饨0.12元；大馄饨0.20元；阳春面8分（2两）；排骨面2毛...... 热天供应冷面，清冷面，每两6分,加浇头有各种品种，另计。

可以带走或买回家吃的糕团、双酿团9分（里面包有酥糖盒豆沙两种馅子），黄团7分；豆沙条头糕6分；方糕5分......小小孩总是嘴馋，母亲最会体谅，不时示意给孩子买块糕团。买到家里，孩子一看，欢喜雀跃，父母看着，当然都笑得灿烂，甜到心底......

下面说说“糖烟酒”，当年，这是一个“系统”，另一个类似的“系统”叫“五交化”，留待下文另说。

食糖凭票每人每月供应半斤，比较宽裕，因为亲邻常有买不完的，可以问人家要来买。 糖果凭证不凭票，一般的，有各种“什锦糖”，就是不同品种糖果的混合。上海人最喜欢的，是到淮海路和陕西南路交界处的哈尔滨食品店买的糖果。该店是上海糖果西点“第一块牌子”，前店后厂，食品都是自己制造，很有特色。路过“哈尔滨”附近，远远就能闻到香甜的气味，是挡不住的诱惑，脚，会很自然地迈进去。

哈尔滨的蛋糕、西点、巧克力、糖果，都有本店牌子的包装，糖果的纸头也书明“哈尔滨”字样。吃起来，和市面上的“大路货”有明显的不同，高下立判。价钱，也就稍稍贵一点点。那年头，任谁也不敢“脱离工农兵广大群众”啊！

香烟是每户按月配给，每月供应的品种不同。一般是： 高端：牡丹、上海选一包，都是0.50元；中端2－3包：可选大前门、光荣。大前门三角七分，有锡纸的0.39元；光荣三角四分，有锡纸的0.36元；低端：飞马两角八分，有锡纸的0.30元，海鸥0.32元。可能免票的：劳动0.19元，勇士0.13元，经济0.08元。免票的香烟可以拆零供应。比如给一分钱，拿一支“劳动”。 中华牌香烟一般节日才“放”出。有三种，最贵的一种1.35元，最便宜的0.70元。

一般的零拷酒有时也不须凭票。节日市场的长白山葡萄酒之类，大多敞开供应。瓶装上海牌啤酒，有黄啤酒和黑啤酒两种，是按户凭证供应的，每瓶一毛多钱。散装生啤每斤几分钱，有时排队买。

关于“食”，最后说说水果。水果大致总是凭证限量的。当时不少人都会有一个愿望，但愿有朝一日，能把水果吃个够！直到文革后期，水果店有厄瓜多尔香蕉敞开供应。不过这种香蕉个头大，卖相好，价钱也高些，没有香味，中看不中吃。

大体说来，当时上海的食品供应，都是凭票或者凭证。比如糖果，尽管有充足的货源，但还是凭证。我猜测是怕大量外流吧。应该说，从外地走进上海，到南京路看看，还是会觉得商品琳琅满目，供应充足的。一打听，才知道这也凭票那也凭证，有钱也不能买。

不时会有重要外宾到上海或者其它大城市参观。一般都安排好要参观的市场。这里面鱼、肉、水产、蔬菜自然供应充足，顾客不多，购物者也都是有关部门安排好的，假装挑选购买，事后再退还市场。一般上海人都“懂经”“识相”，哪敢去买？甚至走近市场门口就有人出来“挡驾”了，弄不好还得担心事后会不会遭受“调查”。

其它用品

日用品的品类纷繁，不胜枚举，就能够想到的言之，洗衣肥皂，是每人每月半块，洗衣粉好像是每户两袋；香皂凭证每户每月两块。另外，草纸，卫生纸、牙膏也是凭证限量供应。

沪产自行车的顶峰是永久13型，这是文革前就有的产品，用锰钢制造的车架（据说因此曾受到周总理严厉批评），车身轻而结实，踏起来明显的感到轻快不费劲。后来的凤凰14型、18型；永久17型，都是13型的滥觞，售价均在170－180元左右。其它还有普通“蝴蝶头”26寸男女跑车；双管加固“支农型”28寸重型自行车等，都在150－160元左右。看似价格差别不大，但因为凭票，搞到票子就不容易，可不由你选择。

于是人们“自行组装”。一般都是到虹口的虬江路（四川北路口）市场淘零部件，逐步收集。那里永远热闹非凡，许多人互通有无，交换部件。零件齐备，组装成功，需要携带主要部件的发票去“上牌”，然后才能上路。组装车比整车大概便宜20－30元，但关键是不要“票”。也有组装好马上加价就地出售，或者卖到农村，然后再组装，甚至事先接受农村或者外地的“定单”而组装的。

缝纫机大约和自行车同价，每台约150元，凭票。

国产手表的价格，大概从80元到120元，按钻数（17钻；21钻）、半钢全钢、防水防震等不同功能配置不同。进口手表售价最低者为英纳格，165元左右。其它如梅花、奥米加等，再加上日历、“双历”等等，就是300元以上了。进口手表是部队官兵、野外工作者、海员等收入较高而平日消费不多者的爱宠。除了可以“摆阔”，还认为有“保值”功能。

国产照相机以120双镜头盒式的为主流，代表产品是上海牌120A/B/C，售价120－180元。其中120C可以方便地作12张/ 16张 的转换，反而售价较低。都凭票。

收音机。当时，便携式半导体收音机早已经进入寻常人家。然而，作为家庭摆设和使用，还是以台式机为主。海燕牌全晶体管台式收音机是文革末年才出来的，当时一般还是以电子管的为主。售价从90多元（体积比较小的一种）到130多元。有红灯（上无二厂）；春雷（上无三厂）等品牌，但总的说来，品类不多。

文革前夕，上海广播器材厂、南京无线电厂的电声产品，已经比较接近国际水平（当时荷兰菲利普是老大）。说来话长，这里仅举其中一例：上海广播器材厂的上海牌133四喇叭收音机，造型紧跟国际潮流，相当美观。有三排分立的琴键功能按钮和两组隐藏式高低音音调控制拨动旋纽；有双电眼，有内藏磁性天线旋转调节旋纽，调谐指示的玻璃板宽阔大方，除了多波段接收外，还有独立的长波和超短波调谐接收，音色也美焕美伦，整机高贵雅致，蔚为大观。然而可惜的是，这部机器还没有来得及真正走向市场，就迎来了文革。而到了文革，如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东还怎么敢生产？于是低调地另外出了一种普通型的上海牌144型，其特点是面板上有三个琴键按钮，分别调控高、中、低音，售价145元。

文革期间，上海中国唱片厂的206电唱机几乎一统天下。它质量稳定，造型简朴甚至可以说不美观，售价60元。全国各地的广播站都可以申请购买一台，作为宣传广播的有力工具。当时流行的薄膜唱片每张3角，品种不少，广受欢迎，所以206电唱机也走进千家万户。在上海也是凭票供应。

逛街购物，永远是上海生活的一个主题。当时上海有十大百货商店，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南京路上的“一百”和“十百”（原“永安公司”，现“华联商厦”）。此外，南京路上还有许多专门商店，如：第一食品商店；时装商店；老介福布店；恒源祥毛线商店；华侨商店；第一医药商店；蓝棠皮鞋店（南京西路）；音乐书店（西藏路）......淮海路上有：妇女用品商店；“二百”；第二食品商店；南北土特产商店......只怕你没有钱，没有票证。

值得一提的补充景观是“旧货商店”，那里似乎有着更热闹的人气。“旧货商店”不一定全部卖旧货，常常有各种“处理商品”在这些地方发售，实用，实惠，“合算”，而且“免票”，让人们加入长长的排队中去。

“旧货商店”，声名最著者为“淮国旧”（ 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它座落在淮海路－重庆路中心地带，店堂面积广大，商品众多，一般为生活用品，包括各种“三转一响”。比如外观略有瑕疵的套鞋，出口转内销的浴巾，工厂的次品，以及各种稀奇古怪的物品 ，会有文字告诉你：可作什么什么用。顾客受到启发，一想，是啊，合算！

其它较大的“国旧”还有：南京东路－山西路，一家；南京西路－青海路的“南国旧”，也是店堂面积广大，而且有楼上，门前还有宽广的场地，可以休息；襄阳路“国旧”，特色是有大量的电子原件、自行车零配件等供应，更是“有仙则名”。其次的，还有虹口四川北路的；提篮桥的……不一而足。

每家“旧货商店”都挂有大量的旧衣裳。现在似乎很难想象，怎么敢买来穿？可是，当时却是购销两旺的。不少人会把稍许穿过的衣服卖掉，另买新的，“翻行头”。买入的人呢，也知道这情况，买来可以省钱省布票。

华侨商店在医药公司（新永安大搂）底层，凭“侨汇卡”才能进入。里面供应的许多紧俏商品，凭“侨汇票”购买。这些商品的售价，比市场的便宜。比如半钢上海牌手表，外面卖80元的，这里是60元。因此，“侨汇票”本身就有一定的“价值”。后来，华侨商店的门口，就有“黄牛”交易。也正因为这样，一般都不会向亲友“要”侨汇票，那岂不等于问人家要钱？

（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