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朵葵花

                         作者：Wind Capital

二

  “四人帮”粉碎以后，姥娘开始念叨把我送还给父母。她的岁数越来越老，而且觉得我越来越捣蛋。

  我觉得自己并没有改变，只是一些事情碰巧发生了，而人们对我——一个住在姥娘家的外甥的要求越来越苛刻，村里对我的说法是“住姥娘家住红眼了”。在他们的眼里，住姥娘家的人是外乡人，“住红眼了”就是错把自己当本村人了。

  革命形势总是在内部阵营出现叛徒时急转直下。我和长果儿的友谊最先终结，他的背叛把我在柳林堡的处境推到了下坡路上。柳林堡每家都养猪，打猪草是孩子们最常做的体力劳动和社交活动。舅舅每天上工和玩耍，打猪草通常是姥娘的活儿。我觉得到了替姥娘分担家务的年龄，就约了长果儿放学后一起去。

  柳林堡有用食物来给孩子起小名的风俗。长果儿其实就是花生，他的大名叫薛志坚。村子里的孩子从小一起长大，没人叫大名。卫老师在课堂上开始叫同学大名时，还有人笑。长果儿不但熟悉孩子们的各种捣蛋耍物，比如摸泥鳅、捉驼子（蝉的幼虫）、掏屎壳郎，还学会了一些半大孩子的活计，比如打猪草、趟西瓜、采槐花。长果儿经常打猪草，他熟悉村子附近所有野草的品种和长势，跟着他显然比自己瞎找强。

  我和长果儿在寻找的路上，经过一片红薯地，茂盛的红薯秧子吸引了我的注意。我想红薯的茎粗厚多汁，比野草强，猪一定喜欢。长果儿很犹豫，他说秧子拽了红薯不就死了。看起来他对于红薯还不是很了解。我告诉他红薯马上就要收了，这些秧子已经没用了。我的坚决态度和科学讲解打消了他的顾虑，当然，也会省不少时间和腿脚。趁四周没人，我们俩每人弄了一筐子，高高兴兴地回家了。猪很喜欢吃。

  红薯地里的秧子稀了，被人发现了。村里有人说看见是我和长果儿干的。我坚决不承认，又没有抓住证据，凭什么承认。可是，长果儿竟然承认了！他叫薛志坚，志一点都不坚。丢人啊！长果儿自然不好意思做我的朋友了。我当然不想失去朋友，但是不能因为珍惜友谊就原谅背叛吧，况且屁股上结结实实地挨了舅舅几巴掌。于是我和长果儿就不说话了。我也落下了“住姥娘家住红了眼”的恶评。舅舅警告我说姥娘已经在催我爸妈，把我接回冀南市。我突然觉得干坏事真有惩罚，舅舅认真地告诫我：干坏事，最好还是单干，朋友是靠不住的。

  铁墩儿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最看得起的同学，不单是因为他有《少儿革命歌曲选》。他也是父母放到老家的，跟我一样。我们两个都是第一批红小兵。他爸在文化宫画画，石家庄市的毛主席像都是他爸画的，所以他对毛主席知道很多，比如毛主席的痦子是长在下巴左边的，这个痦子年轻时是没有的。不过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都是他爸告诉他的。他的学习一般，只是沾了他爸的光，才能跟我一起在二年级开学后加入了红小兵。

  铁墩有了好玩的物件儿，也总是先让我看。他爸给了他一个望远镜，他怕拿出去谝被人弄坏了，又想谝，于是叫我到他家看。我太喜欢了，挂在脖子上好威风。确实挺好玩儿的，远处的鸡，在望远镜里看得很大。我向他借，他说不能借，摔坏了我赔不起。我心想不借就不借，我父母都是国家干部，有什么赔不起的东西，小气就是小气。我说：“不借就不借，这个东西有什么好玩儿的，一会就玩腻了。”铁墩儿说：“玩不腻。”

  铁墩儿带我上了房顶，靠房子的后面有棵槐树，他让我用望远镜，透过树，看隔壁的院子。里面模模糊糊有个人影，穿着白色的上衣。铁墩儿帮我慢慢调清楚了。天啊！是班主任卫老师，她在洗衣服。我突然觉得象在做坏事，拿开望远镜，隔着树，院子里看不到这边。我说：“这有什么意思啊？”铁墩儿说：“当然有意思，我还看见过卫老师穿着红裤衩呢。”我的脑袋突然一片空白，然后象放电影一样出现了卫老师穿红裤衩的画面，并且伴着旁白：铁墩儿是一个流氓。这个旁白在我的脑袋里不停地播放，驱使我走进了尹校长的办公室。

  我把铁墩是个流氓的事情报告给了尹校长。告密这个词使我在尹校长办公室门口犹豫了一下，揭发这个词又很快打消了我的犹豫。我当然得报告，铁墩儿就是在耍流氓，如果我不报告，他还会继续偷看卫老师在院子里穿着红裤衩。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他会成为一个流氓犯。流氓犯是要被枪毙的，就在河滩里，脖子后面插着牌子，牌子上写着名字，名字上打着叉儿。铁墩儿的前途让我的心里不安，我不能看着他在邪恶的道路上堕落，而且他也不把望远镜借给我。

  铁墩儿第二天就被他爸领走了。我虽然失去了一个朋友，但是心里坚定了信念，不能让友谊成为邪恶的帮凶。奇怪的是，卫老师并没有感谢我的大义灭友，反而也开始传播“晓文住姥娘家住红了眼”的谣言。这让我非常难过，铁墩儿干的坏事，又不是我，住在姥娘家就不能检举揭发坏人吗？不过，这种正义感很快被失去朋友的孤独感所代替。我始终没有想明白一个问题：大义灭友，然而又得不到好处，该不该去干呢？

  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铁墩儿。据说他爸在毛主席去世之后就开始画华主席像，后来谁的像也不画了，主要画电影海报。

  我不能找长果儿一起打猪草，也就不去操替姥娘干活的闲心了。我也不用想办法再借铁墩儿的《少儿革命歌曲》，也没了学习革命歌曲的劲头。我的“红眼病”也使很多孩子远离我，一个年级的二十多位同学里，只剩下槐花儿经常来找我去她家看兔子。

  我不喜欢槐花儿的姐姐杨花儿。杨花儿跟槐花儿长得一样，就是不好看，还总是吸溜鼻涕。而且杨花儿只是比槐花儿早从娘肚子里出来，人们都管她们的爹叫杨花儿爹，管她们的娘叫杨花儿娘，就好象槐花儿不存在一样。

  杨花儿叫张世文，槐花儿叫张世静。他们家解放前是柳林堡这个小村里唯一像样的地主，他爷爷在世时，经常被一大早叫起来扫大街。其实本来就是土路，土路怎么扫得干净。因为出身的缘故，姐妹俩的朋友很少。我喜欢跟槐花儿玩儿，她长得好看，说话声音也好听。同样是滹沱河土话，她说出来特别好听。槐花儿也喜欢跟我玩儿，我帮她做作业，什么题都难不住我。

  我喜欢槐花儿的家，除了兔子以外，还有猪、羊、狗、猫，不像我姥娘家，只有猪。有动物的家，都是热闹而活泼的。猪不能算动物，猪是养来吃肉的。槐花儿家的兔子越来越大，我去她家也越来越不享受。那一对兔子白天除了吃，就是拉。杨花儿他爹娘只管喂，把清理的活儿交给杨花儿和槐花儿。杨花儿是个屁股上长了棘棘的女孩子，在家待不住。清理兔子窝的脏活儿，就全落到槐花儿身上了。她经常拉着我一起干。这两只兔子像是两只造粪机，他们的排便能力令人惊奇，我终于明白姥娘家为什么不养这些活物儿了。

    有一天下午放学后，我拿着姥娘串亲戚带回来的年糕来找槐花儿。她已经在清理兔子窝，就招呼我把年糕放在窗台上，一起干。我干得太卖力，摔倒在了兔子窝里，褂子脏了。干完了，槐花儿说：“你脱了，我给你洗洗。”我就把褂子脱了，里面是一件印着“北京”俩字的白色背心。她一边洗，一边问：“你去过北京吗？”我说：“去过，我还跟天安门前的石头狮子照过相。”槐花儿的眼睛里已经满是羡慕。我说：“我爸爸还见过毛主席呢！”她的表情使我确信：我爸爸见过毛主席就等于我见过毛主席。

  衣服洗完了，晾在院子里的绳子上。槐花儿从北屋里拿出一个铁盒子，给我看她的相片。所有的相片都是和杨花儿一起照的，只有一张是单人儿的。她很小的时候，胸前戴着毛主席纪念章，拿着一本《毛主席语录》。旁边配着天安门和一些花朵，还有一行字——朵朵葵花向太阳。我想杨花儿应该也有一张一模一样的，但是又觉得自己很可笑，俩人长得一样，照片有什么区别呢。槐花儿说：“能让我看看你的照片吗？”我说：“行。等我爸下次来看我，让他带过来。我也有一张”葵花朵朵向太阳“的。”我这么说着，想到我爸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看我，心里闪过一点难过。

  我有点冷，槐花儿说到她家的东屋里待一会。在我的记忆中，东屋一直锁着，从没人进出。她的提议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她拿钥匙开了门，小心地推开，里面有点暗，她招呼我进来。从光亮处进到屋里，由于窗帘拉着，里面有点暗，眼睛还不习惯。槐花儿拉住我的手，走过门厅，进到里间，慢慢看清了。迎面是一张深红色桌子，上面是一面巨大的镜子，镜子的边框上还雕着云彩。桌子上有一个巴掌大的相框，有张女人的黑白照片。这是一个只有在老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女人。她盘着头，头发紧紧地贴在头上，头显得很小。身体被紧裹在深色的衣服里，手里拿着一柄小扇。她的眼睛直视着相框外，身体仿佛缩向照片里面。女人的眉眼有点象槐花儿。她在我身后小声说：“这是我奶奶，她活着时住这间屋。这是她的梳妆台。她穿的是旗袍，大城市时兴的衣裳，村儿里只有她穿过。”

  这间屋子里面很干净，就像常年住着人一样。只是土炕边的灶台没有生火，炕上铺着席子，上面有两个大箱子，我猜那里装的是槐花儿家的故事。在我的双手抚摸梳妆台的时候，突然感到后背发热，脖子被两只胳膊缠住了。我看着梳妆台的镜子里，槐花儿从后面抱住了我。我有点害怕，但是并不想挣脱。她最近长得真快啊，几乎比我高半头了。

  “那天我在姥娘家，看见小姨跟她对象亲热。”槐花儿说话的声音很小，几乎听不见。

  “真的？“我的声音更小，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了。

   槐花儿把我的身体转过来，我们面对面抱在一起。 我的胳膊从她的胳肘下穿过，不知道该不该使劲。她的呼气吹在我的脖子上，痒痒地，暖暖地。这种感觉叫什么呢？婴儿在妈妈的怀里也是这种感觉吗？

  “他们还亲嘴呢。”她的嘴真的凑上来了。

  “真的？”我的脑子一片迷茫，嘴里出来的只有两个字。

   “是啊。就像这样。”她是真的见到了。

  “你真好看，比杨花儿好看多了……”我透上了气，看着她说。

  突然窗外一声响，象是什么东西倒了。一定是窗外有人偷看，我的魂儿都吓飞了。放开槐花儿，扑棱着跑出门，跑到院门口，折返回来摘下褂子，撒腿跑了。槐花儿在做什么，我不知道，反正没有再回头。

  一气儿跑回家，心在怦怦跳。我很害怕，杨花儿她爹也许晚上会找过来。舅舅知道了，少不了挨一顿打。

  晚上，等到水塔上的大喇叭住嘴的时候，杨花儿她爹也没来。也许根本没人偷看，窗外的响动是她家的猫。躺在炕上，我突然想起，年糕还在窗台上呢。

三

  第二天一早，我在学校门口等槐花儿。她冲我走过来，但是假装没看见我。

  “年糕还在窗台上，你见了吗？”我急切地问。周围没人。

  “没见。”她没有看我，快步走了。

  第一节课是语文课，讲的是红军长征过云南，周副主席教育战士不要白拿老百姓的鸡蛋。我的注意力无法集中在鸡蛋上，脑子里都是年糕。在周副主席最终被战士们劝说吃了鸡蛋的时候，我把年糕的条理也捋清了。有可能是猫吃了年糕，碰倒东西的也是猫，没有人发现我跟槐花儿的事。也有可能是杨花儿吃了年糕，碰倒东西的也是杨花儿，她发现了我跟槐花儿的事，但是她吃了我的年糕，不会去告诉大人。下课的时候，我的心里敞亮多了。

  但是槐花儿依然不理我。好几次从门口看见她自己在家清理兔子窝，也不叫我帮忙。而且村里放映儿童电影《我们都是向阳花》，她也不来看，象是躲着我。

  杨花儿她爹始终没有来姥娘家。但是我的心里却更不踏实。铁墩儿曾经说过，男女亲嘴儿能让女孩怀孕。虽然我对铁墩传授的科学知识将信将疑，但心头还是压了一块石头。槐花儿的肚子要是大了，那多可怕。但是铁墩儿已经走了，班里已经没有关系好的同学可以回答这么尴尬的问题了。我只能把担忧憋在心里，每天战战兢兢，既不希望见到槐花儿，又希望见到槐花儿。

  槐花儿的肚子很平静，我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了。但是姥娘更频繁地提出让父母把我接走，而她竟然也开始说我“住姥娘家住红了眼”，似乎她知道了我和槐花儿的事情，但是舅舅并没有打我。也许是其他人或者杨花儿看见了我和槐花儿的事情，告诉了杨花儿他爹。反正年糕不知道被谁吃了。

  顺着这个思路，槐花儿对我的冷淡有了合理的解释。可是她不应该这样啊，又不怨我。我的担忧转变为了委屈，委屈又转变为了无奈，无奈又转变为了痛苦。我下定决心要挽回和槐花儿的交往。我听舅舅说，哄娘们儿高兴，花钱最管用。我有钱，我有五分钱。这是爸爸上次看我时留给我的，那是我在七岁时压箱子底儿的积蓄。

  在买物件儿之前，我先去村里唯一的小卖铺看了一下。五分钱，买牛奶糖的话，可以买两块儿，买水果糖的话，可以买五块儿。但是糖吃了就没了，所以买糖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买练习本儿，可以买一个好的，但是写完了，也就没用了。最好买一个她一直能用的物件儿。

  柜台里的一个红色的塑料发卡吸引了我的视线，槐花儿戴上一定好看，送给她，她一定喜欢，而且刚好五分钱。她曾经摸着我的红领巾说她喜欢红色。

  那一天是我在柳林堡的童年生活中最倒霉的一天。当我攥着五分钱钢镚儿兴冲冲地奔向小卖铺的时候，小卖铺的门槛已经设下了邪恶的绊子。我的心情太急切了，脚步跟不上心情。当我的心情已经进了小卖铺时，脚被门槛绊住了。我的身子摔向里面，手在空中紧紧攥着钢镚儿。但是在身子触地的一刹那，手不争气地松开了。那个承载着我的希望的钢蹦儿着地后，在平地上滚出一个优美的弧线，驶入了通向柜台后面的狭窄通道，消失在柜台后面。

  我爬起来走到柜台前，里面站起来一个驼背老人。他就是小卖铺的管事儿的，人们都叫他木匠。木匠其实不老，不到六十，只是驼背使他显得老。他总是坐在柜台后面的马扎儿上，从外面看不见。他的耳朵很好使，有人进来，他就知道。

  “木匠大伯，我的五分钱钢镚儿轱辘到柜台里面了。”我对木匠说。我能感到自己讨好的笑容。木匠的历史不干净，解放前在外地混过，有人说是参加了国民党军队，他自己不承认。虽然不承认，但是内里不硬气，背也挺不直。村里人也很少给他笑脸，除了请他做木匠活儿以外。我今天的笑容完全是因为钢蹦儿。

  “没有啊，我没看见。”木匠不承认。

  “就是从这里轱辘进去的。”我走到柜台通道前，比划了一下。

  “你进来看看，没有啊。”木匠还是不承认。

  我撩开横在通道中间的隔板，走了进去，地上没有。我又趴到地上，脸贴着地面看柜台下面，也没有。怪了，我明明看见钢镚儿轱辘进柜台后面的。

  “走吧，别捣乱了。”木匠开始撵我了。

  “真的，五分钱钢镚儿，轱辘进去了！”我开始着急了，带着哭腔儿。我猜想是木匠在后面捡到了，耍赖，装起来了。

  “嘿嘿，都说你住姥娘家住红眼了，不假。”木匠开始欺负人了。

  “不骗你，钢蹦儿就是轱辘进柜台后面了，向毛主席保证。”为了五分钱，我不得不用自己最庄重的誓言来担保。

  “毛主席已经过世了，你是说笑话么？”木匠竟然对我的誓言发出了轻蔑的嘲讽。毛主席他老人家生前为什么不抓他呢？有人看见他用带有毛主席语录的报纸卷烟抽，对毛主席大不敬。他也一定用带有毛主席照片的报纸擦过屁股。这种历史不干净的坏分子，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呢？说不定他是潜伏下来的特务，等着国民党反攻大陆呢？

  “老木匠，你肯定把五分钱装起来了。敢不敢翻翻你的口袋！”我已经开始喊了，对毛主席大不敬的人，是不配我的尊敬的。

  “小子，真是住姥娘家住红眼了，我说了，没看见。快滚蛋。”木匠越来越赖，他开始向外推我。

  “你不还我五分钱，我就不走！”我死死抓住门框，大喊着，想吸引人来观看，出他的丑。

  我的喊叫奏效了。在这个两条狗交配都能引来一个生产小队围观的村子，我和木匠的争吵很快引来一群人的围观。围观的人里，就有槐花儿。

 尹校长用威严的口吻终止了我不停的喊叫：“让孩子说，怎么回事？”。木匠也闭嘴了。

  我的情绪还是没有平静：“我来小卖铺买物件儿，门槛把我绊倒了，五分钱轱辘进了柜台里面，木匠说没看见。”

  木匠作出一付无辜的样子：“我怎么会赖一个小孩子，根本就没有。谁信你呀。“

  木匠的无赖已经让我发疯了，我指着红色的发卡说：“你就是耍赖，我拿五分钱来买东西，买发卡，红色的那个，刚好五分钱。“

  “你一个男孩子，买红色的发卡做什么？”木匠真狡猾，居然转移话题。但是围观的人很愚蠢，他们居然都笑了，还有恶意的、大声的笑。我这个时候才觉得，这个村子的人不但愚蠢，还坏。但是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能感觉到自己脸憋得通红，呼吸急促。

  这个时候，舅舅拨开人群，走了进来。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毛主席去世之后，我又一次落泪了。舅舅的到来给了我底气，我冲着还在笑的人们大喊：“看他敢不敢翻翻口袋？敢不敢？”

  但是舅舅并没有支持我。他高高地扬起手，给了我脑后一个脖儿拐，不是太重。然后把我拽出小卖铺。我听到人们在说“晓文住姥娘家住红眼了”，还有会意的笑声。我感到了自己的可怜，舅舅也连带着背兴。我第一次觉得想要离开这个我成长的村子，还没到家，我就对舅舅说：“你跟姥娘说，快让我爸妈接我走吧。”舅舅答应了。

  晚上，小卖铺的玻璃被砸了。我只在第二天去看了看，核实了一下木匠应得的报应。

  槐花儿后来一直没有跟我说话。两只特别能拉的兔子被炖了，她再也不用清理兔子窝了。

  我盼望着离开柳林堡，回到父母身边。但是孩子的心愿种子长出来的总是等待。我没有了朋友，每天到铁桥边，看着去往南方的列车，想象着有一列是载我去见爸妈的。那一段时间，我最怕下雨。一下雨，我就只能待在家里，望着窗外的雨发呆，姥娘的炸面鱼儿和炸麻糖也不能使我快乐。

  姥娘催我爸妈快点接我走，但是他们做事并不符合新闻广播里的“大干快上”。也许他们忙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大事，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孩子。等到我爸妈让姥娘把我送到他们身边的时候，已经是1978年春天了。喇叭里说，那是一个科学的春天。“破四旧”也不提了，柳林堡里的人开始排练被禁演多年的丝弦传统戏。不过我不喜欢丝弦儿，不好听。

  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槐花儿。父母说到老家的事儿时偶然谈到她。她是柳林堡重开丝弦儿戏以后第一拨儿上台的女孩儿，扮相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