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日本人统治的满洲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可谓是三朝“元老”。不过我决算不上什么元老，只能算是草民。就叫三朝草民吧。
我1930年出生在中国东北辽宁省西部靠近锦州的一个叫虹螺岘（以附近的虹螺山得名）的农村小镇。我出生的第二年，日本军队就占领了我国东北，并很快建立了满洲国。我也就成了小亡国奴。

亡国奴时代

从我出生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我的整个童年全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度过的。我的小学是在红螺岘读的。虽然当地没有日本人（日本殖民者都在城市居住），但日本人的统治随处可见。所谓满洲国，实际就是日本的殖民地。小学生已经被要求读日语。当地的农民被要求交出粮食，名曰出荷粮。农民种的水稻收获后，必须全部作为出荷粮上交，不得留下半点自己吃。这是专门供给来东北的日本人吃的。如有发现中国人吃大米，就会被作为经济犯判罪。中国人的主食只能是高粱米小米玉米等粗粮。只有到过年（春节)时，才能吃上白面和大米（还不能让别人知道）。
我父亲是个小学教员。从小就督促我好好学习。好在我不是太笨，学习成绩一直是班上的尖子。我的个子小，不敢和旁的孩子打架（一打架我只能是吃亏的)。多是自己一个人玩。晚上睡觉前，父亲往往出几道算术题，让我在被窝里心算。这样来锻炼我的智力。
我家并不很富有。从我记事起，我们是租房住。后来父亲积攒了几个钱，才有了自己的房子，并置办了一些土地。由于父亲只会教书，土地就租给农民种，我们家收租。后来共产党来了后，土改时我父亲被划为小地主，受到无情斗争，最后被扫地出门，没收全部家产。
我家的伙食很简单，一年见不到几次肉。大多是全家6口人吃一块豆腐。我经常去豆腐坊买豆腐，每次都是一块。只有我父亲是例外。他是我家的特权阶级。每天都让我去给他买一两肉，我妈单独给他炒吃。他吃剩下的盘底（只是一点残汤），归我这个唯一的男孩独享，我的姐妹们只能看着眼馋。这就是我们小地主家的生活。
我小学毕业以后，报考了锦州的中学。当时锦州有两所中学，名叫第一和第二国民高等学校（简称国高），学历四年。其中二高是较好的。我考的就是二高 。被录取后于1942年初开始上课。对日本人的接触也是从此开始。

锦州在东北属于中等城市。当时设锦州省，省会在锦州。华人和日人的比例约为4：1.这些日本人都是在日本九一八入侵东北后，以殖民者的身份移民过来的。除军人外，有不少商人，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担任教师。他们在锦州都是趾高气扬，横行霸道，以占领者自居。可随便打骂中国人，中国人不敢还手，只能忍气吞声。
我读书的第二国高，也有日本人，有的当教师，有的当副校长。副校长的权力要远远大于中国人的校长。我们的校长纯粹是个傀儡，一切都听副校长的。日本人推行的是奴化教育，要中国人当他们的奴才。我们这些学生每天朝会要先向日本天皇的方向鞠躬敬礼，其次向满洲国的皇帝方向鞠躬敬礼，还要背诵“国民训”。不时还要去日本神社敬拜。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啥也不懂，叫干啥就干啥。日本教师打骂学生是家常便饭。最可恨的是一个名叫宇田川的副校长，他曾经强迫学生在操场四肢着地爬，像猪狗一样侮辱。对这个穷凶极恶的殖民者，虽然过去了70多年，我今天还准确记得他的名字。
我家离锦州约25公里。只能在校住宿。宿舍是一个个大房子。每室住二三十人。室内有双层板铺，冬季寒冷（无取暖设备），夏季蚊虫叮咬。这些都还容易挺过去。最要命的是不让我们吃饱饭。虽然都交了伙食费，但日本人就是绝不让孩子们吃饱。食堂每天供应的几乎全是玉米糊糊（玉米面熬的粥）。每桌只给稀稀的一盆玉米糊糊，只够每人喝一碗多一点。再加一点咸菜。为了能盛到第二碗糊糊，头一碗不能盛满。这样在很快喝完第一碗后，还能抢到第二碗。有的人就因为抢不到第二碗，和同学打架。即便能喝到第二碗糊糊，也是吃不饱。日本人就这样阴狠地折磨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十几岁的孩子，让我们发育不良，永远当东亚病夫。
当时锦州除第一国高和第二国高两所中学外，还有一所专供日本孩子上学的中学，我们叫它日本中学堂。这些日本学生继承了父辈的霸气，以大和民族为荣，也摆出殖民者的架势，欺压中国学生。有一次我校的一个同学，在路上被日本学生殴打。回校后向同学诉苦。同学们很气愤，决定报复。找了几个大个同学（我当时个子很小，不够格），去街上截了个日本学生，也打了几下。这下可捅了马蜂窝。日本宪兵队立即到我校调查，把参加打人的同学抓进宪兵队。幸而很快就到了八一五。日本投降，这些同学才被放了出来。
我在日本人统治下生活了14年。受了几年的奴化教育。但是，他们的奴化教育是不成功的。面对日本人的欺压，除极少数汉奸外，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恨日本人。没有几个甘心当奴隶的。我校的音乐教师刘希祥，就曾冒着很大危险，用抗日歌曲“工农兵联合起来”的曲调，谱写了校歌，让我们唱。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抗日歌曲的曲调。日本人也不知道。

国民党时代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东北出现了一段空白。无人统治。学校停课，我只好回家。1945年秋冬，共产党军队从关内开到锦州。紧接着国民党军队就跟进来，把共产党的军队赶跑。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接管了锦州，开始了它的统治。这段时间不长，到1948年秋，前后不过三年。
这三年我读高中。原来的国高只读四年，要考大学就必须把高中读完。锦州被国民党统治后，不到两年，同沈阳的交通被断，成了孤城。外边全是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教师也不能安心教课。学生也不能安心学习。国民党对学校不怎么管，可能是无暇东顾。不记得学校开过政治课。学校的三青团也没有啥活动。对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贪污腐败，我们中学生也只是发发牢骚。老百姓流传：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我当时是一心想上大学，刻苦准备考大学。很快挨到高中毕业（1948年夏）。

我的父亲母亲

我父亲年轻时读了师范学校，毕业后开始当小学教员。直到1937年左右，他辞去了教员工作，改作金钱借贷。就是人家把不用的钱放在他那里，他把这些钱借给需要的人，他拿利息差。当时我家乡虹螺岘没有银行。他就起个小银行的作用。他就专门做这种生意。大概收入比当教员好一些，也不用每天去上班。在我的家乡小镇，虽不算富户，也可以算是中上等人家。有几十亩农田，大多出租给旁人，自己收取地租。为此，土改时被划为小地主，没收全部家产，扫地出门。所幸土改斗争时，他逃离在外，没受到肉体折磨。代他受罪的是我的继母。
父亲对我们几个孩子非常严厉，经常厉声责骂 。我们见到父亲，就像耗子见了猫，常常是吓得浑身打战 。对父亲，我大多是怕，没有多少爱。
我母亲是个农家妇女，小脚，没有文化。自己纺线织布，给孩子们做被褥和衣服。我们盖的蓝色麻花被子，全是母亲用自己织的布，在染缸里染色做成的。我们穿的衣服鞋袜，几乎全是母亲做的。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干活，一直忙到晚上孩子们都睡下，她还要为我们缝补衣服。她先后生了5个孩子，我有一个妹妹夭折。剩下三女一男，我排行老二。我的姐妹只读完小学，父亲就不让她们继续读了。只有我这个儿子独享特权，让我读中学。我父亲吃剩下的特权菜的盘底，也由我独享。尽管那个盘底也只剩下一点残汤，根本没有任何肉渣。我母亲成天干活，积劳成疾，操劳过度，最后病倒。农村又没有好的医疗条件。在我读中学的第一年（我十二岁）时，她因病逝世。死时还不到45岁。我从锦州回家奔丧，我们几个孩子哭成一团。我从此失去了最亲爱的母亲，成了没妈的孩子。
不久，父亲又娶了个女人，也就是我的继母。这时，我常年在锦州读书，一年回家住不了几天。跟父亲的关系也只剩下
向他讨要学费和生活费。跟继母没有什么感情。我那时就想尽快考上大学，然后自己独立生活，不再向父亲伸手要钱。

大约是1946-1947年，共产党游击队常来红螺岘。好多人都害怕被斗，搬离了红螺岘。我家也搬到了锦州。开始是租房住，后来买了个房子。一直到1948年共产党军队打下了锦州，父亲才又把家搬回红螺岘。

我中学毕业后，锦州到沈阳的交通已经断绝。沈阳也没有几所大学。我们这些毕业生只好到关内去考大学。当时去关内的火车还通。锦州中学组织个流亡团，奔赴北京。参加到东北流亡学生的队伍中。没有住的地方，就到处强占。我们开始住在北京雍和宫，睡在殿堂的地板上。后来在北新桥王大人胡同发现一处某外交官的官邸。官员跑到外地，只留下一对老人看房子。我们翻墙进去占为我们的栖身之地。国民党政府对我们也无可奈何，不仅不干预，还给我们发玉米面，每人一天发一个玉米窝头。我也就靠这个窝头维持生命，没有饿死。因为我身上早就没有钱。我赌气离的家，没有向父亲要钱。在北京报考了几所大学。到九月初，天气渐冷，我带的的衣服不够，几个同学决定回锦州拿衣服。火车到了天津，就不能往前开了，铁路已中断。我们决定走海路到葫芦岛。 乘的是能载几十人的机动船。从天津一出海，就碰到大浪。我是第一次乘海船，很快就开始呕吐。直到把胃里的东西全吐光，接着吐苦的胆汁。连开船的船工也吐，足见风浪之大。我们躺在船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听天由命。经过一天一夜的折腾，总算到了葫芦岛。但从葫芦岛到锦州的火车也已断绝。距锦州约50公里。我们开始徒步走。葫芦岛由国民党占领，出来几里就是共产党的世界。好在我们都是17-18岁的学生，没有把我们当国民党的特务抓起来。走到距锦州十几里时，碰见从前线视察地形回来的共军首脑。他说前面正在打仗，很危险，让我们等打进锦州后再走进去。大概也是怕我们泄露机密吧。我们跟他们军队一起住了几天，锦州就被攻破了。我回到了家。

共产党时代

原来把家搬到锦州是为了躲共产党，现在锦州也被共产党占领，父亲决定把家搬回红螺岘。我曾劝告他，到乡下会受到土改斗争，他不听。回去后不久，就被划为小地主，遭到斗争清算。
我一心要上大学，关里已经不能去，只好去沈阳找大学。11月到沈阳后，能找到的唯一大学是新成立的东北农学院。我本想上工学院，但沈阳没有，只好进了农学院。当时学校利用沈阳塔湾的一处房子，招收一些学生。入学后，学校供吃供住。不像我在北京时的挨饿。这第一个印象就不错。学校只有几名工作人员，根本上不了课。没过多久，决定北迁哈尔滨。

我的大学生涯

思想改造

1949年1月到达哈尔滨后，已经有一百多学生。开始上政治课，请哈尔滨市的领导人给讲课。讲抗日战争是共产党打的，蒋介石抗战时躲在峨眉山上。日本投降，他下山来摘桃子，争夺胜利果实。国民党无恶不作。共产党一心为人民。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工人阶级最先进。我们这些学生都属于资产阶级，必须彻底改造，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我们虽然毫无资产（我当时连牙粉都买不起，用食盐刷牙），但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必须接受改造。后来可能觉得把我们算资产阶级有点勉强，又在前面加了个“小”字，成了小资产阶级。要深挖资产阶级思想，彻底批判自己。名曰脱裤子割尾巴，脱胎换骨。每个人都把自己骂个狗血喷头，猪狗不如。
除政治学习外，还要每个人交代个人历史。我们当时都是不到20岁的小青年（我18岁）。究竟有多少历史可以交代？但必须人人过关。自己在小组会上讲，旁人分析批判你是否讲的真实。会议领导人多是党员，非常严厉。有的人经不起审问逼供，痛哭流涕。我们班有一名同学（姓侯），受不了这种折磨，于夜间上吊自杀。死后，被批为替国民党殉葬。
这一段政治学习持续了半年多，直到1949年9月，才开始上课。我们这些学生，经过半年多的思想改造（实际是洗脑），对共产党已是顶礼膜拜，把毛泽东奉为人民大救星，决心跟着共产党走，甘当党的驯服工具。我本来不愿学农。到这时，反倒批判自己有个人打算，是个人主义（有个人志愿就是个人主义）。党叫干啥就干啥。彻底成了奴隶，而且是心甘情愿的奴隶。学校让我入俄文班学俄文，我毫无异议，老老实实进了俄文班。口号是“做党的螺丝钉，哪里需要拧在哪”。从这里可以看出，共产党的思想改造是非常成功的。它远远超过了日本人的奴化教育，更超过了国民党。当然，他们靠的是谎言和欺骗，而且一骗就是几十年，人们才逐渐知道真相。共产党这套本领是日本人和国民党望尘莫及的。

正式开学

1949年9月，东北农学院正式开学。我被分配到俄文班专门学俄文，准备当翻译。共产党提出的口号是全面学习苏联。为此，专门成立了两个俄文班，培养翻译。当时在哈尔滨有很多俄国人（据说超过10万）。从他们中聘了几位教师，教我们俄文。我们的老师是一位俄国老太太，名叫薇拉，伊娃史凯维奇。学识渊博，备课认真。她选的教材，既有俄罗斯古典文学，也有苏联现代作家的作品。我的俄文基础全是她帮助打下的。我终生感念不忘。
开学后，推行集体主义学习，把班上的学生分成多少个互助组，提倡互相帮助。我在班上是尖子，就和班上最差的同学组成互助组。每天我得化很多时间帮他学习。可惜，他不是学习的材料。我使出最大的劲，也不见效果。直到毕业，他也没有学好俄文。
俄文是世界上最难的文字之一。名词有6种变格。名词又分阳性，阴性和中性，变格都不一样。这就要记住18种变格。名词又分单数复数，变格又不同。这就是有36种变格。形容词也一样变格，也分性别和单复数。这又是36种变格。动词又分完成体为和未完成体，主动和被动，还有形动词和副动词。记起来非常困难。为了帮助记忆，我利用大家熟悉的歌曲，编出俄文文法歌，教同学们唱。这样对记忆很有帮助。
我学习俄文，并不吃力。倒是互助组让我白白花了不少时间。或许我学习外文有一点聪明，我的成绩远远超过其他同学。除该学习的课程外，我课外读了很多书。图书馆的小说，我差不多都读过。后来就开始试着看俄文的书刊。1950年冬，我学俄文刚一年，我试着翻译了一篇文章（名字是“意志就是力量”），投稿到东北地区青年团的报纸。很快就刊登出来，给我寄来稿费和那一份报纸。看到自己的名字登在报纸上，我高兴异常。这是我第一篇发表的译作。我那时20岁。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经常被批判为个人英雄主义，只专不红），我哪里敢张扬。只能偷偷地把报纸藏起来，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除了学习俄文，我们也学习专业课。全班划分为三个组：农学，畜牧和森林。我被分在森林组。学习与林业有关的基础课和专业课。我在学习上一直遥遥领先。1951年，为了探索在南方陆地种植橡胶，中国政府邀请苏联派出代表团来考察。林业部（当时叫林垦部）向我校借翻译。学校派我和另一人去北京当翻译。去后不久，我就取代了原来部里的翻译，成了主角。那时我不过21岁。到广西广东海南考察，全是前所未见的新鲜事物。我兴奋异常，终生难忘。苏联代表团回国后，林业部要把我立即留在部里当翻译。但我还想读完大学，我们校长刘成栋也支持我（他兼任东北人民政府林业部副部长），我才得以返校读书。
共产党的阶级斗争运动不断，我们这些学生必须参加运动，叫做完成政治任务。教师的思想改造，要我们去“帮助”，批判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三反五反，我们当打虎队，呐喊助威。胡风事件，我们得学习报纸文件。此外，日常的政治学习必须保证。经常的生活检讨会，更是我最厌烦头疼的。这是每个人都得过的关。会议的主持人多是党员。会上，每人把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暴露出来，自己把自己骂个狗血喷头。再由旁人严厉批判。一位男同学检讨他的自慰行为（手淫），在会上痛哭流涕。我随苏联代表团去南方时买了几件工艺品，也作为资产阶级思想拿出来批判。
大学期间，除政治学习和生活检讨会外，我度过的还是很轻松的。同学到考试时，都在紧张地复习。唯有我，则和平时一样，该玩就玩，因为学的那些课程，我已完全贯通。课外的俄文书籍我也读了很多。我的考试成绩，从一年级到毕业，几乎全是5分（当时实行5分制）。

翻译生涯

1953年，我大学毕业。学校已聘请两位苏联专家来校讲学，一位森林工程专家，一位农业机械专家。我班几个学林的，全被留校。专家到校后，成立专家工作室。我虽然不是党员，但党员的业务不如我，只好让我当工作室的头，实际就是专家的口译员。
在被林业部借调北京期间，我曾见识过陈云副总理的翻译。那人的翻译水平真叫我佩服地五体投地。从那以后，我就特别注意俄文跟中文的不同表达方式，尽量让自己说出标准的俄文。同时，在读报时，注意中文的表达词句。锻炼自己表达中文的能力，让自己说出的每句话，尽量是标准的中国话，去掉那些虚词。因而，在苏联专家到校后，我的翻译水平双方都满意。学校经常请专家给全校师生作报告，介绍苏联大学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考试制度等。每次都是我担任口译。师生对我的翻译很满意。我也成了学校的知名人物，大大出了风头。
1952年林学院从农学院分出，单独成立林学院。东北林学院是当时全国最早聘请苏联专家的林学院。为了学习苏联，1956年南京林学院聘请我校苏联专家去短期讲学。我就跟着去了南京。回哈尔滨路过北京，我被林业部留下，让我担任苏联森林工业代表团团长的翻译。这样，我又陪他们从北京一路到东北林区，作报告，表演技术。我的名声传遍了林业界，成了林业系统顶尖的俄文翻译。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同苏联驻哈领事谈农业，也叫我去当翻译。1956年8月，林业部组团去苏联考察森林工业，团长由副部长刘成栋担任，我又被点名跟团当翻译。一直到1957年一月，我才回到学校。
1956年夏，我的苏联专家工作期满回国。我们几个翻译分到专业教研室当助教。但我的翻译生涯，一直持续到1957年1月我从苏联回国才结束。从1953年到1957年初这四年，是我一生最舒心的几年。这也是跟我们林学院刘成栋院长的赏识分不开的。为了使用我的这点才华，学校不得不让我这个非党人士担任要职，让我到处风光，26岁时就出国。我的工资也比同班同学高一级。57年反右以后，我就被打入另册，成了彻底的被改造对象。

被改造生涯

1957年5月，共产党号召开展鸣放，让非党人士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几个民主党派的头头纷纷提出意见。我们林学院属于高等院校，是开展鸣放的重点区。我们系的领导召集下面的小头头开会，布置鸣放。我当时是青年团支部书记，也参加了会。领导要求尽量发动群众提意见，提任何意见都好，让大家敞开思想。特别指示对不正确的意见也不得反驳。鸣放开始后，大家踊跃提意见。我历来是党叫干啥就干啥 ，是党的驯服工具。我也就受到的不公平批评，提了意见。
事情是由我们专家工作室的一名翻译而起的。他是我们几个人当中俄文最差的，但它是党员。校领导就让他担任林业经济专家（1955年到校）的翻译。领导做这个决定，当然用不着同我商量。他的翻译质量很快就被苏联专家发现。该专家跟我说过几次，我只能拖着。后来专家硬要我去听一次他的课。我知道还是为翻译的事，但又不能不去。只好硬着头皮去听课。结果可想而知。我们那位翻译担任口译，译的一塌糊涂。他不懂装懂，瞎翻一气。专家提一个问题要学生回答，由于他把问题译错，没有一个学生答对。专家猜到是翻译的问题。专家让我回答，我当然答对了。专家当时气得一摆手，“下课”。课后，他严肃地要我把实情向院领导报告。结果，该翻译被撤换。为此，该翻译对我恨之入骨。在生活会上，我受到党总支委员的严厉批评，说我目无组织。可能是怪我没有事先跟他这个党员报告。我觉得很委屈。在鸣放会上我讲了这件事。对其他受到委屈的人也表示了同情。不久，风头突变，共产党又号召反击右派。中央发了令，下面立即雷厉风行。原本是你要别人提意见，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着足戒”。现在又反过来倒打一耙，说提意见的人是右派进攻。人家提了几条意见，就翻脸不认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当时我有病休养，也被叫回学校参加反右，先让我当打手，。尽管想不通，为了自保，也得摇旗呐喊，反击右派，上纲上线，严厉批判。我们30多人的森工系，就打出5个右派。我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也几乎被打成右派。多亏刘成栋院长保了一下，得以过关，但被定为中右。
反右后，1958年春，我就被派到学校在小兴安岭建立的凉水林场，名曰劳动锻炼，实为劳动改造。林场的条件非常艰苦。冬季气温零下40度，夏季蚊虫叮咬。我们去时没有任何蔬菜，只能靠盐水泡黄豆当菜吃。林场的劳动力由几十名右派和一些工人构成。我和他们一起劳动，一天劳动10多个小时。在林场“锻炼”了四年。1962年才让我回校教课。没过几年(1966)，文化大革命开始，高等学校首当其冲。我们林学院建立了许多专案组，斗争教授等知识分子。毛泽东提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知识越多越反动。不到1000人的林学院，被逼非正常死亡的就达14人，多数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作为“漏网右派”被揪出，受尽了凌辱折磨批判斗争，总算死里逃生，保住了性命。后来我全家被驱赶到农村插队落户，和农民一起劳动三年。直到1972年才离开农村，回到学校。1976年毛泽东逝世，文化大革命结束，我的厄运才到头。从1957年到1976年，正是我27岁到46岁本可以有所作为的宝贵时间段，这20年我始终处于被改造地位，受尽凌辱，不断接受批判斗争，一直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这段时光，就这样被糟蹋掉了。
我一直无限信仰的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泽东，就是这样残酷地对待它的驯服奴隶。随着它的欺骗谎言逐渐被揭穿，我也逐渐认识了这个现代最残暴的专制政党和大独裁者。
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前，高喊要民主，反独裁的口号。联合一切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甚至提出要实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但是，在打倒了国民党后，立即宣布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把原来的同盟民主党派，统统称为资产阶级政党，严厉打压。把原来自己说过的话和做的承诺，统统推翻。毛泽东成了无法无天的专制皇帝。先后发动反右，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害死无数知识精英和几千万百姓，把中国 经济弄到崩溃的边缘。这些罪行至今得不到清算。他的头像至今还挂在天安门上。反毛被视为反共反革命，要被抓进监狱判刑。中国何时才能对老百姓讲真理呢？何时才能让这段历史回归本来面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