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人生 (小说)
作者：伊城
人生就是错误。一撮毛如是说。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的一个黄昏，一撮毛和两条河正坐在一个废旧的电线杆的石墩上喝啤酒，那种喝法是城市小青年中特别流行的：找个舒服的地方坐下，每人手中握着一瓶啤酒，且喝且聊，聊完了，酒也就喝完了，然后把那个空酒瓶找个空旷处，看看四下里没人的时候，响响亮亮地摔在地上，然后再潇洒地摇摇手各走各的路，又省钱又扮酷。这种喝法在小青年中也有一个特别流行的名称：吹。小青年们见了面后，关系好的，都会互相询问：好久没见，吹一瓶吧。
那天，当两个酒瓶的酒已经被吹掉五分之四的时候，也就是胸口开始发热全身的血液加速运行人也变得特别能说特别容易动感情的时候，一撮毛忽然感慨地说：“人生就是错误……”说完长叹一声，随后又吹进一口啤酒，准备养精蓄锐，继续发表高论。两条河也举起酒瓶跟着吹了一口，深表同意地点点头，附和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一撮毛那双贼亮贼亮的眼睛就看到了我。
一撮毛说：人生就是错误，而这错误有时也偏偏错得那么恰到好处。要不是两条河在跑步的时候，忽然说肚子痛，我们也就不会在你学校的门口停下来；如果我们不停下来，也就不会想到买啤酒；如果我们不买啤酒，也就不会喝啤酒；如果我们不喝啤酒，也就不会在那里坐那么久；如果我们不在那里坐那么久，也就不会看到你追着一张纸，出现在我的眼中；如果没看到你，我也就不会想起我们小时候在一起的样子。
一撮毛把这番有关“错误”的思考，工工整整地用黑色的碳素墨水笔写在一张白纸上，搞得读信的酒瓶李的脸色比碳素墨水还要黑。
我本来还有兴趣听听下面说了些什么错误，但酒瓶李却把信拦腰折起来，放在桌上，又用一本书压在上面。
“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酒瓶李冷冷地看着我，那两道锐利的目光纵然是隔着厚厚的酒瓶底般的眼镜，也能让我觉得凉嗖嗖的。
“我不知道。”我低着头，两手垂直地放在两条外侧的裤缝间，轻声地说。
酒瓶李拿起放在桌子一旁的信封，晃一晃，对我说：“你不知道？这上面可是白纸黑字，写着你的名字。”说完，把信封也压到书的下面，好像怕被风吹走了似的。
我说：“我根本没有收到这封信。”
酒瓶李说：“信是写给你的，你看没看，都是写给你的，收没收到，都是写给你的。白纸黑字写在上面，你是赖不掉的。并且这种信，不让你看，也是为了爱护你。你也知道，学校不许学生谈恋爱，一经证实，立即开除。我今天找你来，是想给你一个机会……”
我说：“我没有谈恋爱。”
洒瓶李说：“每一个被我抓到的人，都说自己没有谈恋爱。”
我说：“我确实没有谈恋爱。”
酒瓶李说：“每一个被我抓到的人，都说自己确实没有谈恋爱。”
酒瓶李说的也许真有道理。每一个上课讲话被老师罚站的学生，都会说：我没有讲话，我只是和同学讨论问题而已。每一个没完成家庭作业的学生，都会说：我不是故意不完成作业，我只是忘记了作业题目而已。依此类推，每一个谈恋爱的中学生，也都会说：我没有谈恋爱，我只是对他的感情特别一些而已。
这样想来，我就不敢再说什么了，只是低头默默地站着。酒瓶李看我不说话了，就乘胜追击又把那封信从书下面取出来，严厉地说：“‘人生就是错误’，这种想法才是严重错误呢！也不知道他当年的政治课是谁教的？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寻找真理，就是寻找真善美，就是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去奋斗。他说人生就是错误，这么消极的思想，有没有影响到你呢？还有，是一张什么样的纸把你引到他的面前呢？你为什么会不迟不早地出现在他的眼中？你小时候又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
酒瓶李的话抑扬顿挫锵镪有力，唾沫星子乱飞，逼得我只得把头低得更低。他看我把头低得更低了，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自己要对自己的过去有一个深刻的反省，让思想中的最隐蔽、最旮旮旯旯、最见不得人、最容易蒙混过关的角角落落都暴露出来，认真清洗、消毒，然后还要在太阳下晒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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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决定去找两条河。
当时的事发现场共有三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一撮毛，一个是两条河。另外两个人我都认识，并不能说明我交游广阔，而是因为从小我就不得不认识他们。既然当时在场的有三个人，而我和其中的一个人又被一封信牵扯到同一个事件中，那么第三个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最好的证人。
只要两条河肯在酒瓶李面前拍着胸脯说：我向毛主席保证，他们两个绝对是七年没有见过面的，并且那次见面，也是偶然碰见，见面的时间很短，只是看见了一下而已，见面后只是彼此报以礼貌地微笑，没有说一句话。没见面的，就不能谈恋爱；见了面没说话的，也不算谈恋爱。
只要两条河轻轻松松地说这么两句话，酒瓶李对我所有的怀疑就可以消除了。又何况，说这么两句实话，对从小就好吹牛，好逞能的两条河又算得了什么呢？我闭着眼睛都能想起他小时候一面用舌头把粘在嘴唇外面的芝麻一个都不放过地舔进嘴里，一面拍着胸脯对老修女赵姑姑说：我向毛主席保证，我绝对没有偷吃你的芝麻糕。两条河身高体胖，拍起胸脯来有一种咚咚的声音，让人容易产生一种实在的感觉。那时候，粮食的定量没有两条河的食量大，所以他每天就到处找吃的，然后又到处拍着胸脯向人家说：“我向毛主席保证……”两条河除了贪吃，还很邋遢，每到冬天又冷又饿的时候，就很容易流鼻涕，流了鼻涕又不清理，所以他的鼻子下面总有两条闪闪发光的东西，久而久之，就成为两条河了。
我决定去找两条河，除了他是我的“恋爱事件”最好的证人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能够找到他。因为这么多年来，先是我家因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分到了一套单元楼房搬走，后来，赵姑姑也因为落实宗教政策，教堂重新开门，又住回到教堂里去了，再后来，是一撮毛他们全家搬进了当年被没收、后来又归还了的在城北的房子里，也就是说，只有两条河他们一家还是住在我小的时候住过十年的那个四合院中。
我决定去找两条河的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和一撮毛相比，我和两条河还是比较熟悉一些的。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搬离了那个四合院，从和一撮毛、两条河同一间的学校，转到另外一间小学读书，但在中学的时候，我又考进了两条河读的那所中学，而一撮毛却在另外一间中学读书。两条河比我高两级，他考上大学后，老师们还常提到他的名字，用来激励我们后辈：“那么憨钝、邋遢的人都考上了大学，你们还有什么借口吗？”对于两条河能考上大学，我倒不觉得奇怪，老师说他憨钝，显然是因为没有看到过他小时候找吃的东西的机灵劲，才得出的错误的结论，并且一个人能否从百分之一的概率中杀出一条血路考上大学，关键看他在学习上专注不专注，而这一点，两条河也恰好最擅长。小的时候，他专注于找吃的；大的时候，生活已经好了，不用每天专注地旋摸着找吃的了，两条河就只好专注于学习了。
在同一间学校，低头不见抬头见，虽然说我俩也像其他同学一样，男女之间不说话，但总归是每天能见面的熟人。熟人好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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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河有气无力地说：“没想到，一撮毛这小子，手脚这么快……”
我说：“两条河，你积点德吧。火烧眉毛了，你还拿我开心。”
两条河说：“你都看到了，不是我不帮你，而是确实帮不了你……”两条河说这番话的时候，正老老实实地躺在床上，左胳膊上插着一个针头，针头上连着一条细管，细管里流着药水，药水是从一个大的药水瓶里流出来的，那个大的药水瓶又挂在一个铁竿子上。此刻的两条河，已经是一个眉清目明整整洁洁规规矩矩的小伙子了，鼻子下面的两条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圈浅黑色的毛茸茸的胡须，我对他说：两条河，现在不该叫你两条河了，你躺在床上，刚做过割除阑尾的手术，又挂着吊针，要叫也只能叫你一条河了。过两天，吊针拔了，你就成了没有河了。
据两条河说，那天他在跑步的时候，忽然觉得肚子痛，教导员就让一撮毛陪他慢慢走一走，结果，他们两个就去买了啤酒来喝，喝完了啤酒，肚子更痛了，当天晚上就住进了医院，开刀摘了阑尾，现在刚回到家里休养，我就来了。
我说：两条河，我怎么都搞不明白，你们不是都考上大学到省城去了吗？怎么还会在这里？老师们都常用你来激励我们呢。
两条河说：我是去了省城上了大学，可大学第一年要军训，所以我和一撮毛又被分配回到老家的部队，接受训练。军训可不是好玩的，你看，我连阑尾都训掉了。
我说：少了一个阑尾不碍什么事，我才命苦呢。你躺在床上不能为我作证，我不知道该怎么向酒瓶李交代。
两条河说：“谁是酒瓶李？”
说真的，谁是酒瓶李，我也搞不太清楚。
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进了文科班，我们的班主任兼政治老师本来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但不幸的是，教高中三年级的政治老师在十月时突然检查出了肝癌，住进了医院。按理说，高三的老师生病，跟我们高二没什么关系，但因为高三的学生面临高考，而高考的成绩又会影响学校在全市的排名，而学校在全市的排名又会影响到老师们年终的奖金，所以全校上下的老师们一致认定，高三一天都不能没有老师，并且一天都不能没有好老师。于是我们那位优秀的政治老师就被调上去教高三了。学校也向教育局申请要新的政治老师，但教育局答复说，我们的新老师要等到一月份才能从进修学校毕业。旧的老师走了，新的老师又接不上，于是我们就过了一个月没有班主任也没有政治老师的放羊般的幸福生活。这一个月来，学校一直想办法帮我们找临时的政治老师，但因为改革开放后，教政治的老师突然发现自己不如校门口卖茶叶蛋的挣得多，更比不上卖油条大饼的，所以一部分政治老师就去改行卖茶叶蛋或油条大饼去了。再加上当时的政治老师多是政史系毕业的，政治历史都能教，所以又有一部分政治老师在学校缩减政治课的课时后，就主动要求去教历史，好根据课时多拿一些补助。总而言之，当时很多的政治老师都好像突然从地球上自然消失了一样，物以稀为贵，政治老师成了奇货可居。好在我们学校不惜花血本地全面撒网，才捞到了这位既没卖茶叶蛋，又没去教历史的已退休的李姓老师，他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班上，那如酒瓶底般的眼镜就让我们敬佩得不敢出声。所以要让我说出酒瓶李是谁，我还真说不准，我只知道他是一位有着丰富的经验的、没有干过任何旁门左道的、一身致力于政治课的政治老师。至于他的经验是在哪里积累的，他的业绩如何，我们统统不知道，我想我们学校的校长也不一定知道。我们背后叫他酒瓶李，也是充满着对知识、对历史、对权威、对政治的敬意的表现。总而言之，酒瓶李以他酒瓶底般的眼镜后的两道锐利的目光，让我们这些对政治课已经不那么重视的学生重新清醒起来。
两条河既不能帮上我的忙，向酒瓶李证明我的无辜，我又无法向他说明白谁是酒瓶李，我们的谈话也就不了了之。我一时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个冬日的下午，我一个人在街道上晃来晃去，风吹在我的脸上，每一下都像刀割一样。偶尔的几个行人，看到我这种学生模样的人一个人在街上晃荡，都奇怪地看着我，他们一看我，我就想到远在省城工作的我的父母，如果看到我这个样子，一定也会很伤心，想到父母会伤心，我也就越想越悲伤，越悲伤就越瞎想，最后想来想去，我终于想到了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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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酒瓶李说要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把这件事情的每一个细节都想清楚、解释清楚，他就可以不通知我的父母，不向学校汇报我的情况。
我说，我去找过两条河了，他刚做完手术，躺在床上不能动，所以他不能帮我向酒瓶李证明我没有谈恋爱。
我说，这几天，不论白天黑夜我都在努力地回忆以前的事情，检讨自己以前是否有什么失检点的地方，可是我的记忆力一向都不太好，我不能把以前所有的事通通记起来，通通说清楚。
我说，所以，我需要人帮忙。
我说，我找你有三件事，第一是想搞清楚，“人生就是错误”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二就是想搞清楚那天我为什么会追着一张纸？那张纸又是什么样的纸？第三就是麻烦你帮我一起回忆过去，毕竟我那时年纪太小，记不得多少事。因为酒瓶李要求我把所有思想中肮脏的、不健康的东西都好好反省一下。
我说这些“我说”的时候，一撮毛一直认真地听着，惊喜、兴奋、温暖、深情，各种情感从他的眼神中轮番流出，那双贼亮贼亮的眼睛看得我一直不敢看他。他听我说完了，就又向前跨了一步，轻轻而又真诚地说：你真让我感动。我只是给你写了一封信而已，你却亲自来找我……
我一听就生气了，瞪着他说：一撮毛，我今天找你可是办公事的，你已经害得我够惨了。我瞪着他，他却依然真诚深情地看着我，最终让我又不好意思看他了。
说实在的，那天匆匆地见面时，如果不是两条河大声喊：“一撮毛，你看，小时候玩过家家时作你孩子的妈妈的人来了！”我还不一定能认出他来。刚才在营房外等他，也是靠着一个大概的轮廓的印象认出他。只有在生气瞪他的时候，才细细地看清楚了，原来一撮毛的长相还真不错。
其实，一撮毛不仅长相不错，人也蛮讲义气的。他当时就表示：虽然他对酒瓶李私拆他人信件的做法非常厌恶，虽然那次见面后，他确实喜欢上了我，但他不会那么自私，不会只喜欢我而不帮我，更不会因为喜欢我，反而害了我。于是他决定把这些儿女情长的事先放在一边，立即着手帮我解决目前面临的难题。
一撮毛说，关于人生就是错误这个命题，因为牵涉面太广，目前只是处于情感上的感慨而已，还没有办法把它提升到理论层面上来证明，并且这种大的命题，往往是在青年时代有感慨，然后开始积累论据，到老年时代才有结论的。也就是说，他虽然把这句话写在了给我的第一封情书里，但这种感慨是否正确，是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还要等到我们白头偕老的老了之后，才能有结论。所以这个问题目前只能让它悬在那里。
至于第二个问题，你为什么会追着一张纸，那张纸又是什么样的纸，这也是我想知道的。一撮毛继续说，虽然我们的情圣贾宝玉先生曾有过“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感慨，但其实林妹妹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坐船从苏州来的。这一点曹雪芹先生已经考证过了。那个害得我失眠了好几个夜晚的冬日的黄昏，本来只有我和两条河坐在那里吹啤酒，方圆五十步都没有人，为什么突然多了你，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好像是一阵风刮过后，我睁开眼，你就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了。当然，我不会写“风里吹来个李妹妹”之类邯郸学步的话，因为既然已经证明林妹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所以李妹妹也绝对不是风里吹来的。我只记得你跌跌撞撞地跑过来，张着手臂乱挥舞，极力要抓住在你前面飞着的那张纸。
我们是带着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讨论这些问题的。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总不能像两条电线杆子一样一直戳在兵营的门口，并且在冬天戳在那里也绝对会冻成电线杆的，于是我们就边走边讨论。一撮毛还建议，我们最好还是走到那天的事发现场，让直观的现场景物来刺激一下我们的思维，这样会对我们的回忆更有利。
我们这个小城中最长的一条路叫建国路，顾名思义，这条路是建国后才修的，路的最北端是我们的学校，路的最南端是军营，我们两个就一直从建国路的最南端走到了最北端。
校门口的东面和西面，各有一个岔路，东边的岔路上有油印店，有书店，有小饭店、有杂货店、有服装店和鞋店，西边的岔路则是由两座四合院的后墙形成的一条很短的死胡同，除了几个电线杆的废旧石墩，就是碎瓦砾。当我们走到学校门口时，我向左右看了看，忽然想明白那天我为什么会追着一张纸了。
那天，也是酒瓶李第一天来学校给我们上课，他在课堂上看到我们的课本已经和他以前教书的时候大不一样了，就情绪激昂地发了一通课本越改越差的讲话，然后就宣布他不用课本，要用自己的讲义。我还记得他的讲题是“什么是真善美”，下课后，酒瓶李让我去把他的讲义拿到油印店里去印，然后再发给大家。那天，我本来是拿着讲义，已经走到东边的油印店门口了，没想到忽然刮来一阵风，我拿着讲义正要推门的手不知怎么地一松，讲义就被吹走了。我于是就这样追着讲义，从东边的油印店门口开始，经过学校门口，一直追到西边的旧电线杆的石墩旁边，也就是一撮毛和两条河吹啤酒的地方。
实地考察果然有效，我们欣喜地看到，两个人的记忆，在这从东到西短短的一段路上汇合了。
一撮毛兴奋地拍着那个石墩子：就是这里，就是这里，我就是在这里看到你的。然后他一屁股坐在上面，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我们两个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就都沉默了。本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没想到沉默中一撮毛又发现了新问题：“不对啊，冬天应该刮西北风，也就是说，只能是把我的啤酒吹到你的油印店门口，没可能是把你讲义吹到我的这边来。”我站在那里，上下左右的比划了一下风向，没错，冬天刮的是西北风，要把讲义从油印店的门口吹过来，除非是刮夏天常刮的东南风。而在冬天， 是不可能刮夏天的风的。
一撮毛忽然恍然大悟地拍一下脑袋：“我想明白了，这就是人生的错误。你想想，冬天刮夏天的风，这不就是错误吗？”他兴奋地从上衣袋里掏中一个小本子，把这番话记了下来，然后又对我说，那天莫名其妙地刮来的东南风其实就是“人生就是错误”的一个重要证据。但是不要害怕这种错误，因为人生的错误有时也是错得恰到好处的。
其实仔细想想，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中可能真的是充满了这样的错误。我小时候住过的那个小小的四合院，也有一个不相称的错误的名称：社会主义向阳大院。名为大院，其实院子空间很小，一家打个响屁，四家全能听到，并且里面的四户人家，在当时来看，全都是属于非社会主义阵营的：一撮毛是属于资本家的后代，虽然资本家的全部资本到了文革时就只有一处被没收的院子而已；两条河是地主家庭，这个地主的后代既没有地，又没有雇工，父亲早逝，孩子又多，他家本来就穷，抄过几次家后，就成了比穷苦农民还穷的人了；我老爸老妈大学毕业后不久，就赶上反右，于是他们顺理成章地全都成了右派；赵姑姑是在洋人教堂里长大的孤儿，自然与帝国主义脱不了关系。其实仔细想来，我们这四家的问题在当时汗奸公贼满地都是的时代中，也算不得什么问题，但遗憾的是，因为城市太小了，每到斗争的时候，就总得找出些斗争的对象，所以只好把富农放大成为地主，把小业主放大成为资本家，把右派放大成为反动派，把修女放大成为帝国主义者，这样放大后，起码在名称上气派了很多。
只要有问题，就得斗争，这是绝对的真理，绝对的正确。但不幸的是，这一真理到我出生的时候，似乎也不是绝对正确的了。那时已是文革的后期了，该抄家的，都已经抄得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该批斗的，都已经认罪了，连我老爸这样的右派，都结束了牛棚生活，可以回到“向阳大院”了，总而言之，那个时候，大家都已经折腾到差不多气数已尽了。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最有精力折腾的红卫兵们也已经被折腾到农村去了，城市里一下子安静、平稳了，在这安静、平稳中，恰好放置了我的童年。从我记事起，我就看见资本家的后代总把头发剃成电影中农民小英雄的茶壶盖般的头型，也就是说，那个时候，资本家也可以享用农民的发型了。后来我们就干脆把这种发型按其发型的本意称为一撮毛，一撮毛的名字就是这样叫开的。
那些有问题的人住在一个院子中，按说是应该互相监督、互相揭发的，这样才可以提升自己的地位，这样做才是正确的，但我们那四家却采取了错误的方法，相处得出奇地好。我们小孩子有时候吵架了，也会互相揭短，比如我会骂两条河“小地主”，两条河会叫我小右派，一撮毛自然会被我们叫为小资产阶级。这种谩骂不会经常发生，并且发生了也不会持久，我们一开始互相谩骂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就立刻把各自的孩子拉回去，一通痛打。后来我们幼小的心灵也总结出，这种谩骂中，谁都不会占便宜，因为谁都有不好的名称可以被别人用来谩骂。既然占不到什么便宜，又要面临回家后挨打的危险，所以我们也就停止谩骂了。
我关于过去的回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一撮毛不愧是学数学专业的，他一听就指出，这样的回忆没有条理，没有条理就没有重点，没有重点就抓不到问题的关键。他建议，我们把有关小时候所有的事，分为有趣的事、无聊的事、印象深刻的事三种类型来谈。这样一分，小时候所有的事就变得脉络清晰了。我听了，打心底里佩服他。我搬家的时候，一撮毛的数学就是总拿全班第一的，看来这么多年，他还是没变。
那时候，每条街上都有党代表，叫做街道代表，我们的街道代表是个小个子的瘦女人，人们背后叫她“苦大仇深”，她偶尔会来到我们的小院中，组织大家开会。开会之前总要唱歌预备预备心情。当时有一部电影叫做《洪湖赤卫队》，听了这个名称，不用讲内容，大家都能明白这是部绝对正确的片子，并且那个时候，也没什么不正确的片子可以给我们看。里面的一首主题歌是我们每个孩子都喜欢唱的：“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啊……”那时候我们不认识字，所以学这首歌曲全靠听别人怎么唱，我们就靠着大概的印象跟着怎么唱。有一天，当那位苦大仇深的街道代表又来到我们院中的时候，我们几个小孩子就为她合唱这首歌，但不幸的是，我们一开始就唱错了：“洪湖水呀，老大打老二呀，胡乱打呀是呀么是假想呀……”大人们听了，忍不住要笑，但我们唱得太认真了，他们又不好打断我们，最后，连那位老皱着眉头的街道代表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苦大仇深的街道代表是不应该笑的，笑了就是犯错误了，既然她在我们这些有错误的人面前犯了错误，就算是有了把柄在我们手中，所以从此她很少再来给我们开会了。
像这类有趣的事实在太多了，我和一撮毛用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来整理，还没有谈完。一撮毛正在军训，每星期只有拜三和拜六的晚上可以出兵营，拜日的晚上可以回家，既然我被酒瓶李逼到火烧眉毛的紧要关头，一撮毛就决定放弃拜三和拜六的休息时间，帮助我一起反省过去。
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任何色彩比秋天的天空更美的了，天是那种淡淡的蓝色，悠扬而高远，云是那种亮亮的白色，厚实而温柔，我们的小小的风筝飞上高远的蓝天时，虽然歪歪斜斜，但却那么让人激动。一撮毛把家里他姐姐写毛笔字剩下的一些零碎的麻纸拿出来，两条河在小胡同里到处搜罗一些细软的小木条和粗粗的麻线，我把家里妈妈用白面做好的用来把两层布粘好做鞋垫的浆糊偷偷拿出来，我们三个人就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开始做风筝。半小时后，我们就拖着三个小风筝在胡同里疯跑。我们的风筝百分之九十九的概率都是飞不上天的，充其量飞得高度就是比成年人的身高稍微高些而已，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自豪感和快乐。只有一次，我们的风筝真的飞上了天，比大人的身高高出好多，我们激动地奔跑着，高声地喊叫着，以至于我被一块石子绊倒了都还在笑着。是一撮毛首先发现我的一颗下门牙被磕掉了，当他从泥土地上把我那颗还带着血的牙齿捡起来的时候，我才吓哭了，一撮毛立即安慰我说，别担心，反正你到七岁的时候，这个牙齿也会掉的，你看我和两条河的牙齿就相信了。他们那时八岁，牙齿掉得七零八落。两条河看着我的牙齿反倒高兴地说，太好了，你的门牙只有三颗了。一撮毛，两条河，三颗牙 ，我们三个就是三人帮了。摔掉了牙齿后，我们有好长一段时间不玩风筝了，但我们依然能找到快乐的方法。一撮毛带着我们到住家附近的一个房产管理处，那里有很多修房子的蓝色的和红色的瓦片，我们就用红色和蓝色的瓦片互相摩擦，一边是细细的蓝色粉末，一边是细细的红色粉末，而中间的部分却是两种颜色混合出来的我们说不出名字的最漂亮的一种色彩，我们把这种漂亮色彩的粉末小心地收集起来，活上水，做成小小的泥人，在胡同里的其他小朋友 面前炫耀，一撮毛用小泥人和其他小朋友换连环画小人书，两条河用小泥人换吃的，我则什么都不舍得换，小泥人就是我最喜欢的玩具。那个年代，大人们在忙温饱，忙工作，忙开会，顾不得照顾我们，我们三个人就在小胡同里疯跑疯玩，我们没受到很好的照顾，但我们却那么地幸福。
这是我们在一起进行第二次反省时的主要内容。
我们进行第二次反省的时候，比第一次效率高得多。因为大家一见面后，就能够单刀直入，直奔主题了，不像第一次那样，还需要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还需要克服初次见面的生疏、忸怩，还需要习惯彼此的语言表达，而这一切，都在我们第一次的长达三个小时的回忆中，在那条最长的路上走了几个来回之中，就已经完成了。所以有了第一次之后，我们所有的谈话都是以老朋友般的感觉进行的。我们时而一起大笑，时而一起沉默回想，时而一起共同描述，最后一撮毛说：“我们想这些有趣的事，可以说明什么问题呢？”我说：“可以说明我们过去活得很快乐。”一撮毛说：“那就糟糕了，酒瓶李会说‘这就是你的问题了，正是因为快乐，所以才会有问题。有趣的事，正是失检点的事’。”我想一想，他说的蛮有道理的，我就问他：“那该怎么办呢？”一撮毛说：“你向酒瓶李汇报的时候，就不要提这些有趣的事情了。我们不是还有无聊的事吗？无聊的意思就是没什么，那些无聊的事就是用来证明我们过去确实是没什么的。”
于是我们又发动各自的大脑，叫它们去回忆无聊的事，可想来想去，都想不到一件无聊的事。有些事，原本以为是无聊的，可现在一经回忆，却都是那么有趣。有趣的事不能用，无聊的事也变成有趣的了，这该让我怎么向酒瓶李交代？我们皱着眉头，在建国路上不停地走着，搜肠刮肚地回忆着无聊的事，结果依然是没有结果。
我们就这样在空荡荡的大街上走着。路灯黄色的眼睛都已经疲惫了，而我们的大脑却很清醒。因为是冬天，路上偶尔会有几个行人经过，也偶尔有人向我们投来匆匆的奇怪的一瞥，但我们却全然投入、全然镇定，也全然不觉得冷。
最后，我终于想到一个好办法。前一段时间，我突然迷上了读小说，而当时的小说，大都会把文革拉进去，里面写得伤痕累累，有些甚至惨不忍睹。我对一撮毛说：“咱俩的童年，多少也能跟文革搭上点边，虽然没经历过大场面，但多少总该能找出点痛苦的事吧？当时痛苦的事，现在就该算是无聊了吧。”
于是一撮毛就想起来他本来有个姑姑在台湾，但文革的时候，不敢和她联络，他爸爸常为这件事痛苦不已。这是件痛苦的事，但一撮毛不认为这是无聊的事，并且这件事是一撮毛自己的事，和我没什么关系。经他这么一点醒，我忽然想起，有一次，爸爸的地质队开全体家属会议，开会前，爸爸特意把我拉在一边，告诉我要在会上对别人讲，他天天读毛主席语录读到半夜。如果我肯这样做的话，爸爸会给我买一毛钱的糖作奖励。我问爸爸：“你不是一直告诉我，叫我不能撒谎吗？”当时我看到爸爸的脸色又尴尬又痛苦。好在我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孩子，后来，我果然得到了一毛钱的糖。
我问一撮毛：“这种事够无聊的了吧？”
一撮毛说：“矮子里面拔将军，勉强对付酒瓶李吧。”
在回忆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时，我们却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那已经是我们第三次肩并肩地在建国路上进行深刻反省了。一撮毛说，他印象最深刻的事是我常常哭，大事小事，有理没理，动不动就哭，大家在一起玩抓猫猫的时候，我追不上他们，也会哭起来，他们不小心碰一下我，我也会哭起来，下五子棋输了，我也会哭起来。我一哭，他就好像觉得自己真的欺负我了，而实际上，是我欺负他的时候多过他欺负我的时候。我说：“如果能证明你小的时候常常欺负我，让我哭，就可以证明我俩之间不会有任何好感。没有任何好感，就不会有失检点的地方，没有失检点的地方，酒瓶李就满意了。”
一撮毛也表示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就顺着这条思路，最后果然找到了一件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那是在我们临搬家前，一撮毛的妈妈过来我家帮我妈妈收拾一些零碎东西，一撮毛也跟着来了。一撮毛的手里还拿着一把塑料小宝剑，绿色的，特别小巧，我看了后，就想要玩一下，但他却说女孩子不能玩这些东西，于是我就说这种假东西不玩也好，连张纸都捅不破，还叫什么宝剑，玩了反倒会降低水平。一撮毛听了，就气愤起来，坚持说他的宝剑能捅破纸，最后我们到处找纸。那时候，妈妈几乎已经把所有的东西都打了包，所以我们没有找到纸，又不敢拿报纸试验，生怕不留神把什么重要的文章或是伟人的肖像刺破引来麻烦，于是我就说：“我愿意拿胳膊让你试一下，你就知道你的宝剑有多钝了。”一撮毛说：“这可是你让我试的啊，割疼了你可别哭。”我说：“我保证不哭。”当时是夏天，我穿着短袖衣服，一撮毛就拿起他的宝剑在我胳膊上一捅，塑料的东西当然捅不破皮肤，但剑锋上没磨平的塑料毛茬却在最后他把剑收起来的时候把我的胳膊划出了血。当时我确实没哭，只是坚持说，这不算是捅破的，一撮毛却坚持说，这恰恰正是宝剑的厉害之处。我们正在争执的时候，一撮毛的妈妈进来了，她看到我的胳膊就大叫了一声，随后就是一记耳光射向一撮毛。
一撮毛说，他对这件事印象最深刻，因为那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被他妈妈打，而且是当着众人的面打，够丢人的，所以记得特别清楚。我说这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因为我身上唯一的一块伤疤就是那时候留下的。虽然不长、不深、不痛，但毕竟是唯一的伤疤。唯一的都是值得纪念的。
顺着这条线，我们又自然而然地谈起了各自的父母，甚至还谈起了各自的亲人，话题也越来越有人情味了。在晚上十点半的时候，我们一起走到了我的学校门口，那时校工正在准备把沉重的铁门关上。铁门是有轮子的，地上有一条轨道，我站在轨道里面，轻松地对一撮毛说：“我已经找到最有力的证据了。我要告诉酒瓶李，我怎么会和一个给我造成过伤害、还留下伤疤的人谈恋爱呢？如果他不信，我就捋起袖子给他看。”一撮毛站在轨道外面，坚定地对我说：“我倒是觉得，正是有了这个伤疤，我才更应该对你负责任呢。”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一撮毛继续深情地说：那条伤疤真的还在吗？我点点头。一撮毛又说：太好了，这是命中注定，至少让你一辈子在看到那条伤疤的时候就能想到我。
他说完了，铁门就在我们面前轰隆隆地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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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此这般地向酒瓶李汇报了我的反省结果。
酒瓶李仔细地听着，脸色由第一次召见我的那种比碳素墨水还要黑的颜色，渐渐缓和成为深灰色，我由此断定，酒瓶李对我的反省基本上是满意的。果然酒瓶李说：“不错，如果你早有如此的反省，事情就不会弄到这个地步。人要时常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让你一辈子受益无穷的做法。你现在正是寻求真理、寻求真善美的时候，下面你要再接再厉，面对更严峻的挑战。”说完，酒瓶李就小心地从上衣袋里找出一把钥匙，又小心地用这把钥匙打开抽屉的锁，最后又小心地从抽屉里的一本书下面拿出那封该死的信来。我的心顿时扁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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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一撮毛说：“没想到你竟然写出这么无耻的话。你知道我有多难堪吗？酒瓶李念到那句‘该凸的地方都凸了起来，该凹的地方都凹了下去’时，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发脾气的时候，一撮毛一直在我面前赔着笑脸，赔着小心，毕竟是他自己做错了。等我发够了脾气，一撮毛才说：“对不起，我真没想到，酒瓶李他那么大把年纪了，还好意思念这种话。”我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一撮毛说：“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写这种话、听这种话，都是自然的，是正常的，酒瓶李他那么一大把年纪了还想过这种嘴瘾，简直是变态。”
我一时怔住了。我记起来酒瓶李抑扬顿挫地念信时，两眼放光的情景。
我说：“那还得怪你。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谁叫你写下了这样的话？”一撮毛又赔着笑说：“所以我一直在给你赔不是嘛。”他这样一说，我反倒不知该怎么做了。
一撮毛向我表示，他也觉得这封信没写出水平，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以前没有写过类似的信，老师也没有教过如何写类似的信。我听了，不知怎么地，心里居然有一股热热的、踏实的感觉。
一撮毛又说，别看我是学数学专业的，但我的文学水平并不差。这可不是吹牛。随便让我给什么警察大爷、解放军叔叔、食堂里煮饭的大婶、甚至打扫马路的阿姨们写封信，都难不倒我。这样的范文从小到大课本里多的是，并且写这样的信，既不需要太优美的言辞，又不需要动真感情。就算是写一份登大场面的大会发言稿、批判稿、或者把求爱信写成可以教育青少年的公开信，这也难不倒我。不过我想，这些假大空的东西都是用来对付领导、老师、别人的，怎么能用来对付你呢？我要给你写的信，是有着以住课本中没有教过的那种感情的，没有出现过的那种字眼的，也没有出现过的那种表达方式的，以往学过的文章，没有一个能帮到我，所以我只能靠自己去摸索了。信写成这个样子，我也觉得不够理想，但我已经尽力了。那天当我看到你的时候，两条河大叫了一声，我才认出是你，当时我们没来得及打招呼，或者是你不好意思和我们两个男的打招呼，但你低头一笑的神态让我立刻就呆住了。我当时立即想起的是一个叫徐志摩的人写的两句诗：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就像一朵海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但我没有在给你的信中用这句话，一是因为我不想直接抄袭别人或者重复别人的感觉，另外我后来考察了一下，徐志摩这个人文笔不错，但为人不好，特别是对待爱情和家庭，比较不负责任，我怎么能和不负责任的人说同样的话呢？为了写这封信，我还专门去参考了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先生的作品，我发现鲁迅他老人家的文章里面，大多是些燃烧或毁灭或暴发之类的有暴力倾向的文字，和我要写的信的温柔豁达的风格完全相反。虽然鲁迅他老人家也写过一边卖豆腐，一边卖风情的杨二嫂，但也没写出卖风情的细节，并且杨二嫂的结局也不美。鲁迅他老人家的文章中也有写怎么样向别人求爱的，但我总觉得与其写“我要和你困觉”之类粗俗的话，还不如我写的那句“该凸的地方都凸了起来，该凹的地方都凹了下去”含蓄、优美。找遍了从小到大的语文课本，竟然找不到一篇适合的文章来套用，不知你们现在的课本有没有改变？
我说，我们现在已经有所改观了，我们前几天才学了“执手相看泪眼”这句话。
一撮毛听了后，想了想，有点遗憾地说：优美是够优美了，但也不适合我们，这毕竟是我写给你的第一封信，“泪眼”这个词显然不合适，况且我们还没有到“执手”的地步呢。
既然一撮毛老坚持说是因为找不到更深情、更准确、更形象的词，才把这封信写成这个样子，既然在课本里也找不到合适的好词，所以我们就决定到课本外的书中找一找。
在建国路的中间向左一拐，是一个专门卖书、租书的书市，那些书摊上的小老板们一见到我们就争先恐后地问：“租书还是买书？要上面的还是要下面的？”开始我们听不明白什么是上面的，什么是下面的，后来来的次数多了，才知道上面的是公开合法出版的，下面的是指那些盗版的、或者是不允许出版的。我们两个都是学生，没有什么钱，所以很多书都是翻翻看看，看到有些确实好的书，就租下来，把那些好的字句抄下来。一连几次，有些书摊的老板看到我们都会像老熟人般地打招呼：“二位又来找词啊！随便看吧。”经过这么一找，我们的词汇量确实立刻丰富了很多，并且还学会了如何从许多近义词中寻找最形象的那一个，以及如何避开别人常用的词，选用一些难写的生僻的词，或给那些常用的词加一些曲里拐弯的意思，再或者是把那些口语中的痞话直接写到纸上。一撮毛用数学统计方法总结出目前课本上或是人们大面上最常用的形容两个人适合结婚的词，比如般配，青梅竹马，门当户对，自由恋爱，等等，但我们觉得这些词都不够深刻，不够美好，这些词对人灵魂深处造成的冲击力和联想力都不够强。后来我们看到一本少数民族的山歌集中有这么一句：哥哥和妹妹一般般高，嘴对嘴来腰对腰。我个人觉得这句话很形象，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但又很含蓄，并且一点都不粗俗。当然我没好意思把这种感受告诉一撮毛，但我心里相信，他一定有同感。
我对一撮毛说，我本来是想学法律的，但是通过这次的找词活动，我决定不学法律了，我要学中文，法律学上尽是些干巴巴的词汇，比我们现在的课本还差。有这么多的现成的好词闲置在这边，不用就可惜了。好词才能表达好的意思，本来有好的，我们为什么还要用那些不好的呢？所以今后我要尽量找好词，尽量享受好词。一撮毛也说他发现，最好的文章、最好的词句，原来不是在课本上，也不是报纸上，而是在这书摊上，并且书摊下面的书比上面的书还要好。难怪很多作家都说他们从民间文学中吸收了很多营养，他们说对了，但又不好意思说明白，其实他们是从书摊下面的书中吸收了很多营养。
我们的考察已经证明，民间文学中流传着大量深刻、优美、贴切的词，是我们在课堂上完全学不到的。不仅印成书的民间文学中有好词，甚至是墙壁文学中、厕所文学中也都充满了让人们读了就会心跳加速的词语。原来我们学了这么多年的语文，竟然没有学到它的精华，真是遗憾。
我们沉浸在找词的快乐中，完全忘记了酒瓶李的吩咐，直到有一天，我们两个找完了词后，带着心满意足的感觉，快快乐乐地走在回学校的路上，忽然迎面看到了两条河。两条河的伤口已经拆了线，但负责军训的教导员还让他在家休养一段时间，所以他就每天东逛西逛，直到逛得遇见了我们。
两条河说：“看来你们两个真的是破罐子破摔了，居然索性公开走在一起了。”
我说：“两条河，你还是积点德吧，要不然，又要摘一回阑尾了。我们是奉酒瓶李的命令，在反省呢。”
两条河说：“酒瓶李让你们反省什么呢？”
一句话惊醒梦中人，这些天我们只顾着找词了，全然忘记了酒瓶李还交代了另一项任务：“反省一下，他为什么会说，你现在已经长大了？”
一撮毛说，如果没有这个问题，他绝对不会把酒瓶李当神经病看，至多把他看成是个智力不健全的人，但既然酒瓶李让我反省这个问题，就是不打自招地承认他自己是神经病。
我说：“一撮毛，打狗还得看主人，他好歹也算是我的老师吧，你就不能说话客气点吗？”
一撮毛说，人长大了，就是长大了，这有什么需要反省的？这就好像庄稼要成熟，小树要长高，花骨朵要开放，就好像春天之后是夏天，夏天之后是秋天一样地自然、正确。想不通这句话的，不是白痴就是神经病。
我说，你可不要小看酒瓶李，他在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总强调一句话：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句话很深奥，我还没有完全理解，只是懂了个大概，意思是说，表面上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真的要说的，酒瓶李可能是要我们思考，“人长大了”的真实含义是什么。
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里，翻看以前学过的教科书，发现可能那本依旧是崭新的、学过就好像没学过一样的《生理卫生》课本能帮得上我。
《生理卫生》是我们初中三年级开的一门课，教课的老师是个刚从卫生学校毕业的小女孩，看到我们就脸红，讲起课来，脸更红了，所以她也基本上不讲课，只是让我们自己看书。女同学们看了目录上的那些敏感的字后，就低着头，不好意思再看书了，只是看桌子或是看自己的手指，男同学们也没有看书，只是互相看着偷偷地笑。后来，数学老师看我们上《生理卫生》纯粹是浪费时间，就干脆在上《生理卫生》课的时候拿一些数学习题来让我们做，再后来，是物理老师、化学老师都抢着在《生理卫生》课上拿习题给我们做，帮助我们彻底摆脱了那种脸红红的窘态。
《生理卫生》的课本分为女性生理卫生和男性生理卫生两部分，我先看女性的那一部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我对自己是那么地不了解。看完了这一部分，我才真的明白，我真的是长大了。既然明白自己长大了，我也就不好意思去找一撮毛了。
看完了女性生理卫生的这部分，我又在想：要不要看有关男性的那一部分？后来，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的指导下，本着不懂就不要装懂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我还是咬着牙坚持看了下去，当然，我看这些书的时候，是在宿舍没人的时候或者宿舍里的其他同学都睡着了的时候。看完了男性的那一部分，我又明白，一撮毛也真的是长大了。既然我已经长大了，他也已经长大了，所以我就更不好意思去找他了。
如果没想到我们小时候的样子，我也就不会写这封信给你。如果不给你写这封信，我也就不会想，你已经长大了，写信的时候，我还能想起那天见到你时，风把你的衣服紧裹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你身上该凸的地方都凸了起来，该凹的地方都凹了下去。几年不见，你长大了，我们都已经长大了。
没去找一撮毛并不表示我没有进行反省。去书市中找了好词，然后又重新学习了生理卫生知识后，我一个人又仔细反省了一撮毛的这段话，我发现一撮毛是个不仅理解了什么是长大了，而且也能够用很形象、很贴切、很通俗的文词把这种理解表达出来的人。当时酒瓶李只是在我面前把这段话念了一遍，没想到这段话的每个字就这样顽强地嵌进了我的心里。看来，人在反省的时候，记忆力会特别地好。
那天夜里，我躺在学校宿舍的下铺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一撮毛的那几句话，象烙印一样在我脑中闪现。我摸到了放在枕边的小镜子和小手电筒，我把被子拉上来，把整个人都包 在被子里，然后我在被窝里脱掉身上所有的衣服，打开手电筒，对着镜子，头一次认真地研究起自己来。
我的世界是一个没有个人隐私的世界，三代同堂，住四合院洗公共澡堂，我对别人很熟悉，但对自己很陌生。我唯一的小镜子从来都只是照门面的，但这一次，它却在寂静中完成了一趟神秘美好而又激动的任务。
一撮毛说的没错，我确实长大了。我第一次这么幸福地感觉到，我长大了，长大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我抬起手臂，长时间地用小手电筒照着右臂上被一撮毛用小宝剑划伤后留下的那个浅浅细细的伤疤，越看越觉得那个小伤疤是如此地美丽。
那天晚上，我也第一次作了一个特别的梦。在梦中放佛有一个男的，好像从天上飘下来一样，我们如此近距离地深情凝望，他的手抚摸我的脸颊然后是我的头发然后是我的身体，他没有说一句话，我也没有说任何话，因为我们不需要言语。当起床的闹钟把我惊醒的那一刻，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去，他往上面飘走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他竟然有着一对天使般的翅膀，他的眼睛却和一撮毛那双亮亮的小眼睛一模一样。
那天在晨跑中，我还在想着前一天晚上的举动和那个梦。我害羞着恐惧着，一遍遍地告诉自己：这辈子，我永远都不要再见一撮毛了。
一撮毛说，是酒瓶李逼着我来找你的。我本来想给你写信，但又怕再被酒瓶李私拆了，让你反省更多；我也想过托别人转话给你，但又怕把那个转话的人也牵连进来，和我们一起反省；但我实在又觉得非找你不可，所以只好亲自来找你了。
我低着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你自己觉得非找我不可，为什么又说是酒瓶李逼着你来的？
一撮毛也有点不好意思了，他笑着说：不敢写信，又不敢托人转话，这全是被酒瓶李逼的，所以我只好亲自来找你，冒险是冒险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但现在看来，这种冒险是值得的。
我没有去找一撮毛的一个星期后，一撮毛来找我了。一撮毛本来是说找我有很重要的话说，但我们在建国路上走了三个小时，他也没说出什么重要的话来。当然我也明白，他可能是像我一样，不好意思把这一个星期来的重要发现讲出来。这是我们第一次这样长时间地默默地走在一起，后来我才明白这种沉默就是那种叫做默契的东西。
我们沉默地走到了学校铁门要关上的那一刻，一撮毛终于开口问我：“明天，你怎么去向酒瓶李汇报呢？”
我说：“很简单，人长大了就是长大了，想不通这句话的，不是白痴就是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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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时怎么也想不通，那天到底为什么酒瓶李会让我去帮他印讲义。我既不是班长又不是政治课代表，既不是坐在第一排又不是坐在最后一排，既不是最漂亮的又不是最丑的，既不是最好的学生又不是最坏的学生。总之，不论用什么理由把全班这五十个学生捞一遍，都绝对不会捞到我去帮他印讲义。而那天酒瓶李却偏偏手一伸，就直接准确无误地指到了我。后来当我把酒瓶李的这一指也归入到“人生就是错误”的证据栏中的时候，一切就都想通了。
某天晚上，当我和一撮毛肩并肩慢慢地走在冷冷清清的街道上的时候，我看到连风也偷偷地躲了起来，只有淡淡的夜雾轻轻地弥漫着，而所有的路灯都显得那么柔和可爱，虽然天气很冷，但我们却感觉被包围在一种温暖的平静中。在这温暖的平静中，一撮毛忽然问我：“那天你追着的那张纸上，到底写着什么？”
那张纸是酒瓶李关于真善美的讲义，但上面到底写着什么内容，我想来想去，始终都是一片模糊，仿佛那讲义本来就是一片模糊，没有任何字迹可以看得清楚的。也就是说我是在不清醒的情况下，在一片模糊中被引到他的面前的。
其实，关于真善美这个问题，酒瓶李课上课下，这一个月来都一直在讲，我也一直在听，但讲下来听下来，结果还是一片模糊。真善美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以前由于没有接受过反省的训练，遇到这类想不明白的问题，我就会偷懒地不去想它，但现在经过酒瓶李的一个月的反省技能训练后，我已经学会对任何一个不明白的问题都进行深刻反省了。
在酒瓶李的政治课上，上课的秩序非常好，真正做到了鸦雀无声。全班50个学生，24个在睡觉，25个在写其他课程的作业，我的这些同学虽然和我一样只有十七、八岁，但他们却非常有道德感，睡觉的人不会打呼噜，写作业的人也不会互相讲话，所以教室里就非常安静。也就是说，全班50个学生中，只有我一个人，因为在反省期，所以既不敢睡觉又不敢写作业，只有我一个人在听酒瓶李讲课。虽然对着我一个人讲课，但他从来没看过我，他也不看任何人，他的眼睛永远朝前面看着教室后面的那堵墙，他的左手永远是握成拳头状，他的右手随时都在坚定地挥舞着。他讲课的时候，为了表现我在认真听课，为了表现我在反省期态度良好，所以我往往是主动地点头，表示认同，主动地用各种反应表示我在认真听课，甚至有几次绞尽脑汁，想出了几个很切合课堂主题的问题，主动举手，想用提问的方式来让酒瓶李注意到我确实是唯一认真听课的人。但酒瓶李根本没看到我，依然激昂地讲他的课。他讲课时用的最多的几个词是坚持、彻底、执行、贯彻、伟大、反省等，他的脸色是红润的，声音是高亢的，气宇是轩昂的，我从座位上看他，仿佛看到了在电影中最常见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都是在日本鬼子或国民党反动派的铡刀面前慷慨陈词然后英勇就义的烈士。
在认真表现又完全失落之后，我终于想明白了，酒瓶李根本不在乎学生是否认真听课，不在乎学生是否在睡觉，不在乎学生是否在做其他课程的作业，甚至他不在乎这些学生存在不存在，他要的不是观众，他要的是舞台。想明白这些问题后，我也开始不认真听课了，但我睡不着觉也不想写其他课程的作业，所以我就有时间老想着一撮毛了。
但酒瓶李布置给我的反省任务还是要努力完成的，如果不努力完成反省任务，按照酒瓶李的说法，我就会被通知家长，我甚至会被学校开除。所以我在反省上丝毫不敢怠慢。既然是那张写满真善美的纸把我引到一撮毛的面前，那就说明真善美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可以说没有那张写满真善美的纸，也就没有我的恋爱事件，所以证明真善美的存在就成了比证明我没有谈恋爱更重要的事了。既然想不起来酒瓶李是怎么说的，看来这个问题就要靠我自己来反省清楚了。
于是我们反省的重点就转移到真善美上面了。我小的时候，看到过一本叫做语录的小红本子，上面写着这样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这是我对真善美的最初的认识。可是七六年后，这些话就不是真的了，所以整个真善美的定义和标准，在那个时候就成为争论最大的问题。我们反省了几个晚上，虽然确信，真善美这种东西确实是存在的，可这种东西到底如何定义，我们还没有把握。
后来一撮毛想出了一个关于真善美的定义，他说，等你毕业后我一定要找机会告诉酒瓶李，真善美的定义其实很简单：我对你的爱是真的，爱护这种感情就是善，这种感情开花结果就是美。但这个定义是要在我毕业后才能讲给酒瓶李的，所以我们还得继续反省真善美的现实定义。
开始我们只是在每个拜三和拜六的晚上进行反省，但越反省我们越发现，我们需要反省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一个星期见两次面根本不够，所以一撮毛和我都决定再把礼拜天的时间也搭进去反省。虽然我们原本都有很多事情要在礼拜天做，比如，一撮毛要回家看他的家人，陪他们吃饭，我要在礼拜天温习一周的功课，还要给我爸妈写信，但因为反省事关重大，并且酒瓶李也有时间上的要求，所以我们就决定，先做这件最重要、最紧迫的事，其他的事只好被牺牲掉了。
我现在还记得，我第一次接触到“反省”这个词，是在读小说的时候，我当时问我老爸，反省到底是怎么回事？老爸告诉我，反省就是把一个人关在一间房子里面，让他不停地想，不停地写，想好了写好了，还要拿给别人审查，还要在群众斗争会上宣读。祖宗十八代以及芝麻绿豆都可能成为你永世不得翻身的证据。我问老爸：“你在牛棚里干的就是这些事吗？”老爸痛苦地点点头，不愿再多说了。
同样的词，放在不同的人身上，却会有不同的感觉。老爸经历过反省，他对反省的感觉只是痛苦，既然他认为反省是痛苦的，所以他就不再提这个词，也不把反省的经验传给我们。酒瓶李也显然是知道反省这个词的来龙去脉的，但他和老爸不同的是，他似乎认为反省是快乐的。这可能是使用反省的人和实践反省的人的不同之处吧。
没有反省的时候，我觉得反省很痛苦，但经过反省之后，才知道反省其实是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时代不同了，我虽然接替我老爸成为新的实践反省的人，但两代人的反省毕竟是不同的。我不用关在房子里，也不用在群众斗争会上宣读我的反省，虽然还要向酒瓶李汇报，但我只需要反省自己的事，不用担心我的祖宗十八代为我惹什么麻烦。
我们又总结出，边走边反省，比坐着反省、躺着反省、跪着反省、低头站着反省更有意思。边走边反省，血液的运行速度会加快，思维速度也会加快，还能够利用路上的风景来刺激大脑，所以就能让人反省出更多的内容。这也是被关在房子里反省的老爸绝对体会不到的。同样是反省，我对反省的感觉要比老爸幸福得多，这和我边走边反省不无关系。
我老爸是搞地质研究的，他那个大大的工作记录本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不同的地名，他老开玩笑说他是丈量土地的，又说每块土地踩上去的感觉都不一样。
当我一次又一次地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地走在建国路上的时候，我也老在想：看来，我不仅接替了我老爸继续反省，我还继承了我老爸热爱丈量土地的这种遗传。不同的是，他在丈量不同的土地，而我却老走不出这同一条路。我也深信，纵使是同一条路，你走一百次，一百次的感觉也绝不相同，走一千次，一千次的感觉也绝不相同。比如，在刚开始反省的时候，我们说很多话，但后来，我们很多时候彼此都不急着说话，并且也不觉得尴尬、沉闷或是难过，有时我们只是默默地走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不相干的话，有时这样走了一个钟头后，我才会忽然想起那天原计划要反省的问题。于是我就停下来说：“一撮毛，我差点搞忘了，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反省什么什么……”一撮毛也停下来，挠挠他的头发，吐一吐舌头，恍然大悟似地说：“噢，差点搞忘了。”然后我们相视一笑，继续反省，继续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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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瓶李第三次找我谈话的时候，我已经在反省中变得非常老练、非常沉着了，我站在他办公桌前不亢不卑，言语简洁镇定。酒瓶李的脸色也比上两次要好得多了，已经转为那种浅灰色，并且每次在我叙述到紧要关头时，我甚至能看到他脸上的一团团红云，透过那浅灰色的表层，顽强地渗透出来。
从酒瓶李的办公室出来后，我径直到军营门口等一撮毛，六点钟的时候，我看到一撮毛快步从里面跑出来。他说刚才他忽然有一种预感，感觉到我已经来了，所以连饭都顾不上吃，就径直跑出来了。我说，酒瓶李的脸色已经变成浅灰色了，看来离恢复正常的人样差不多了。不过他还是让我反省你在信上说的“发展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意思？
一撮毛很有把握地说：“我们不要搭理酒瓶李了吧，我已经打听清楚了，他本来是在城郊的一个中学教书的，因为思想极左，再加上文革中表现过火，所以从八零年起，学校就让他提前退休了，也不知道你们学校怎么会请这样的人来？酒瓶李这种人本来已经从历史舞台上退出了，现在你们学校又重新给他一个舞台，咱俩就成了他操练旧技的场所。再说，他私拆别人的信件，本来已经犯法了，打起官司告到法院，他都理亏。”
我说：“酒瓶李能在我们身上发挥余热，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正好有个政治老师得癌症了，正好有许多政治老师都下海了，正好又有很多政治老师改教历史课了，正好酒瓶李还活着，正好他又没有本事下海也没能力教历史课，所以酒瓶李能出现在我们班上，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杰作。况且如果酒瓶李不私拆那封信，他也就不会让我反省，不让我反省，我就不会和你一起反省，不一起反省，我们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共同的感觉。”
认认真真地反省起来，才发现八七年确实是个充满错误的年代。八七年八月，一辈子都和升官发财之类的好事没什么缘份的老爸却忽然获得三级跳式的高升，去省城担任地质研究所的负责人，于是我们举家迁往省城。本来老爸已经为我联系好了省城的一所重点中学，学校却在我入学前两天又忽然说没有学额，而我又不愿意去别的学校，所以我只得一个人暂时留在小城里。现在想想，这些都是“人生就是错误”的证据：本来不会升官的人却突然升了官，本来已经是有学额的却突然变得没有学额了。如果有学额的话，我会顺顺利利地去省城读书，也就不会碰到一撮毛，碰不到一撮毛也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没这么多麻烦，我也就不会这么苦恼。
但一撮毛却坚持说，最大的错误不在我，也不在他，更不在省城那个开始说有学额但忽然又说没有学额的学校，最大的错误是酒瓶李不该来我们学校教书。如果没有酒瓶李，十九岁的他喜欢十七岁的我，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正是因为有了酒瓶李，这件美好的事才会和反省这个难听的字眼连在一起。
其实，再退一步想，最大的错误也不在酒瓶李身上。因为每个活在世界上的人都要想办法用自己最拿手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比如小孩子生出来后，他没有能力做别的事情，只会哭，所以他就用哭声来证明自己已经来了；长大后又会用听妈妈的话、考试考出个好成绩等方法向老师家长证明自己是个好孩子、好学生；同样，酒瓶李是用让我反省来证明他还活着。而证明自己还活着，是每一个还活着的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人活着就是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而活着的每个时期要证明的东西又都不一样。自从遇到了酒瓶李之后，我活着的责任就是证明自己没有谈恋爱，而反省则只是整个证明过程中的一个细节而已。
一撮毛雄心万丈地说，以前他也是在这种证明的漩涡里打滚，但他现在已经改变了，人的一辈子，不应该只是用证明来证明，而是要用创造来证明。这种创造不仅仅是用一些别人没用过的词来写求爱信，我们这一代人，总会创造出些和我们的爷爷们和我们的爸爸们和所有的酒瓶李之类的人不同的大事情来。
说真心话，我现在已经不认为反省是件多么难堪的事了。以前我看到我的同学们，并没有什么不同的感觉，但现在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要比他们成熟很多，我总是在想：“噢，他们还不够成熟，还嫩得很，因为他们还没有经过反省呢。”
在这个“恋爱事件”刚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是为了对付酒瓶李而检讨，而现在我却是为了自己而反省，为酒瓶李和为自己是两码事，检讨和反省也是两码事。我真的发现有很多自己不明白的东西，既然不明白，就要把他想明白，不是为了酒瓶李，而是为了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
一撮毛也认为我说的有道理，并且说我们要把这件倒霉的事重新变成一件美好的事，想想也是的，我们在一起回忆了过去，分析了现在，酒瓶李还让我们再畅想一下未来。
一撮毛说，其实他写的“发展我们的未来”，意思很简单，说穿了就是表达了想要和我谈恋爱的想法。我说，要我和你谈恋爱，先要告诉我，什么是谈恋爱。
于是我们就边走边慢慢总结谈恋爱的几项要素。第一是要见面，不见面没办法恋上；第二是要说话，不说话就不算谈恋爱；第三是要有行动，要真的表达出想和对方谈恋爱的想法；第四是要有时间，要花时间去谈恋爱，第五是要有空间去培养这段恋爱；第六是双方都要有感觉；这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如果对方没感觉，你就只是单相思，算不得谈恋爱。在总结完毕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那些艺术家们总强调的玄玄乎乎的第六感是什么东西了。
第一和第二点我早就明白了，这也是我以前之所以想让两条河去证明我没有谈恋爱的原因。至于第三点，一撮毛说他在那封信就上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第四点是讲时间方面的，我开始认为和我没关系，但仔细一想却又不大敢肯定。因为一个星期见三次面，每次至少三个小时，这的确不是一个容易让我忽略的数字。至于在空间方面，我一下子又想到了那条最长的路，试想一下，最长的马路四通八达，历经世事风霜，容纳各色人等，城市里还有什么东西能比马路更有空间感吗？
想到这里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这五点现在已经和我们全有关系了。也就是说，在一撮毛给我写信的那时候，这五点中的任何一点都和我们没有关系，但经过这长达一个多月的反省后，这五点却都和我们沾上了边。于是我不敢再去想第六点了。世界上的事真奇怪，不去想它却并不等于它不存在，当我的目光和一撮毛的目光在冬日的月光下相遇的时候，我总能看到有闪电一样的东西划过。
我又想起我们的童年时代，按说是被现在的历史定义为错误的年代的，但我们在那个错误的年代中，却过得那么幸福、那么快乐，以至于连一点无聊的事都想不起来。这倒让我疑惑了，那段历史，到底是对了还是错了？或者历史本来就是对了也是错了，错了也是对了？再或者人也本来就是没谈恋爱也是谈恋爱了，谈恋爱了也是没谈恋爱？
这么一想，我简直吓了一大跳，禁不住叫出声来：“不好了，一撮毛，我发现说咱俩谈恋爱的时候其实是没谈恋爱，证明咱俩没谈恋爱的时候又是谈恋爱了。”
一撮毛却坏坏地说：“正合我意。”
之后，我们两个就都沉默了。我们沉默着在那条最长的路上走了一个又一个来回，最后，在沉默中走着的我们，不知怎么地就拉起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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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瓶李最后一次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的那天，刚好下了一场小雪，我看到细碎的雪花轻轻地落在办公室外的树梢上，但转霎间又不见了。据我十七年的观察，这种雪应该是在初冬或初春的时候下的，现在是深冬季节，再加上我是在反省期间，所以不论是从季节上还是从心情的角度来看，都应该下那种铺天盖地、肃杀冷酷的鹅毛大雪，而不应该是这种轻盈俏丽、香酥妩媚的雪。这难道又是一个“人生就是错误”的证据？我正想伸出头看个仔细，就听酒瓶李郑重地清了清嗓音，我只得老老实实地把双手放在两条裤缝间，低下了头。
酒瓶李照旧小心地掏出钥匙，照旧小心地打开抽屉，照旧小心地从书下面取出那封信。我也照旧地低着头，站在一边，却以无比喜悦、无比期待的心情等着他继续读下一段。没想到他却对我说：“经过这一个多月的反省，我觉得你进步了很多，也从那种谈恋爱的泥潭中勇敢地爬了出来。鉴于你在自我检讨过程中的认真和真诚，我宣布从今天起，你就可以结束反省了。”酒瓶李的脸色，已经回复到那种正常的老年人的脸色，白中泛着黄，黄中显着红，红中又藏着黑。
我忙说：“老师，我觉得我反省得还不够，您再继续往下念吧，我愿意把这封信上的每一个字都反省一下。”
酒瓶李说：“我已经念完了，你也已经都反省过了。”
我问：“全部信就是这些吗？”
“就这些了。”酒瓶李像作政治报告那样正规地说：“根据你一个多月来的汇报、反省，也根据我一个多月来对你的观察、分析，我确信你确实没有谈恋爱。为了表示对你的鼓励，也为了表示我做事光明磊落，绝不秋后算帐，所以我把这封信当着你的面烧掉。希望你永远忘记这封信，也永远忘记这件事。今天是八七年的最后一天，希望你在新的一年有一个新的开始。”说完，他拿起那封白纸黑字的信，撕成两半，然后又掏出打火机来，随后，白纸黑字就都化成一股蓝色的火苗，蜷屈在桌上那个硕大的烟灰缸中。
在火苗吞食的那一刻，我有一种想上去把那张纸抢救下来的冲动。
当然，如果不是因为我们都长大了，我也就不会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认认真真地考虑，我们是否可以发展我们的未来？
这是一撮毛写给我的第一封信的最后一段，是以问号结束的，而此刻我多么希望这问号后面还有答案。
每次酒瓶李用融合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念一撮毛的信的时候，我心里就由衷地佩服：酒瓶李真不愧是教政治的，念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酒瓶李大概不会知道，以后的日子里，我回想起他的时候，总有两个镜头在我脑中晃荡，一个是他念信的时候所具有的那种开批判会的专业的神情，一个是他拿起那封白纸黑字的信，撕成两半，然后又掏出打火机来。最后，我的记忆也随着那吞食白纸黑字的蓝色火苗，一起蜷屈在他桌上的那个硕大的烟灰缸中。
这一个多月中，我怕别的同学知道我的事，怕父母知道我的事，怕学校的其它老师知道我的事，而这一切的开始，全是因为这封白纸黑字的信。这一个多月中，我瘦了，变得沉默寡言了，我几乎没有一个朋友了，而此刻，当这封信就这样化成一片烟灰的时候，我却是那么地惋惜。我问自己：就这样结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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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我和一撮毛例常约定的时间，由于摆脱了重担，我也有心情地把自己收拾了一下，换了一身比较好看的衣服，还换了一种更有香味的脸油抹在脸上，然后我就快快乐乐地朝老地方走去。但一边走一边又悲哀起来：如果这件事真的就此结束了，像那封白纸黑字的信一样，化成一片烟灰，那我是不是就不应该再找他了？
我站在军营附近的一棵树后面。
我看到一撮毛满脸幸福地从里面大步走出来。
我看到一撮毛一直像一根电线杆一样地戳在往日与我会合的那个电线杆下。
我看到一撮毛偶尔会搓搓冻得发麻的手，跺跺冻得发麻的脚。
我看到夜色慢慢地将一撮毛盖住，而路灯又将他的身影揪出来让我看到。
我看到一撮毛还是一直站在那里，向我来的方向张望着，直到两条河从我后边经过。两条河的伤口已经彻底好了，正从家里拎着一些日用品准备归队继续参加军训。
“你们两个吵架了吗，干吗一个站在这边一个站在那边？”两条河以前鼻子没有遮拦，现在变得口没遮拦了。
我说：“酒瓶李已经宣布，我的反省期结束了，我想我不应该过去找他了。”
两条河说：“好多次我看到你们两个在这条路上走来走去，我心里就想，这两个主儿，其实还蛮般配的。”
我说：“所以我不敢过去找他了。”
两条河说：“想开点，恋爱这玩意就像洪水猛兽，想躲都躲不掉。”
我没答理他，转身往学校走去。
在回学校的路上，我又想起那天我那么失望地从两条河家里出来，心里特别难过，就一个人在这条街上走来走去，想来想去，最后我终于想到了一句话：解铃还需系铃人。看来，人在危急时刻，还是能想出些好主意的。那天是我十七岁的生命第一次在这条街上走来走去地反省，今天会不会是最后一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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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有一个通病，有些东西一旦形成了习惯，就很难改掉。酒瓶李是习惯了私拆别人的信件，习惯了让所有的人都按着他的标准去讲真善美，也习惯于让别人去反省，这些习惯都是很难改掉的。好老师有时候传授了坏习惯给学生，我小学二年级的数学老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全省的心算大王，算题时从来不用草稿纸，但却百发百中，我们班上的同学都学了他不用草稿纸的习惯，但每次考试都要在最简单的运算中丢分；而坏老师有时候也能传授好习惯给学生，酒瓶李不就把反省这个让我将来一辈子受惠无穷的法宝传给我了吗？所以，好老师和坏老师的界线也就变得很难界定的。当酒瓶李让我停止反省的时候，我已经不认为他是一个坏老师了，因为我绝对同意，人生确实需要反省，要不然，人们怎么会发现人生原来有这么多美好的错误呢？也许寻找真善美以及试图证明自己没有谈恋爱，这些本身都是错误的，但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还是要寻找，还是要证明，还是要走下去，只有日后回首的时候才明白，有些错误在错了的那一刻，却是那样地美丽，这就恰如坏老师的好习惯一样。
那天晚上，可能是由于激动吧，所以就睡不着，因为睡不着，所以就会胡思乱想。我在迷迷糊糊中，又想起那个莫名其妙的冬日的黄昏，本来已经离开小城却又突然回来的城市小青年一撮毛正坐在一条死胡同里的废旧电线杆的石墩上和他童年最好的朋友吹啤酒的时候，一阵突然而来的风又把他青梅竹马的一个女孩子带到他的面前，于是沉睡的青春就苏醒了。这种情节看似浪漫美好，但仔细审查下来，每一个环节其实都充满了不能回避的错误。当一切发生的那一刻，只有冬天黄昏时分的残阳是正确的，它如最血腥最痛苦的记忆，笼罩在历史的天空里，但当它照在被莫名其妙地扯在一起的人的身上的时候，一切却又变得那么地美。
在迷迷糊糊中，那模糊许久的真善美的定义却逐渐清晰起来。那是生命经历过震荡之后的吹尽狂沙始到金的感觉，那是饥渴的心灵久违的定义、久违的存在。它其实一直都那么质朴、那么顽强、那么执着地存在着，它渴望与人亲近，但又回避与人亲近，它和人类不知疲倦地做着捉迷藏的游戏。当人类外表热情地高举着它的旗号的时候它却沉默着，但当人类放弃一切假大空的表达，进入一种无伪无己的迷迷糊糊的状态中的时候它却清晰了。
那一夜，我根本就没有睡着觉，当新年的第一线曙光透过窗帘照进来的时候，我从床上爬起来，找出一张雪白雪白的纸，用碳素墨水在上面写下一段话：老师，谢谢您的帮助。经过这一个多月的反省，我现在真正理解什么是真善美了。真就是存在于心灵底层的那种磨不灭踩不烂压不扁的感觉。爱护这种感觉的就是善。在人的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美的。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日，这是新的一年的第一天上课，我把书包放进教室里，然后就义气风发地径直走到酒瓶李的办公室，准备把我个人关于真善美这个问题的反省交给他。
酒瓶李办公室的门开着，他的桌前却坐着一个留着披肩发的年轻女老师，她正在把一些书从一个大的旅行袋中掏出来放在桌子上，桌子的一角，那个硕大的烟灰缸还放在那里，里面还蜷屈着那封白纸黑字的信变成的灰色带状物。那个上了锁的抽屉也半开着，里面空空如也。女老师看到我，笑了笑，轻轻地问：“你有什么事吗？”她一边说一边顺手把那个烟灰缸丢进垃圾筒里，我看到那灰色的带状物经过震动后，立刻变成了灰色的粉末，向垃圾桶的最底部沉淀下去。
我说：“我来找李老师。”她说：“李老师？你是说那个高二政治的临时代课老师？”我一边看着这位年轻的老师把她的几支笔放进那个曾经放过那封白纸黑字的信的抽屉中，一边答是。她又说：“他已经离开了，我是新来的政治老师。你找他有事吗？”
冬日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灿烂地扑在她的脸上。我看着她那飘动的亮丽黑发，对她笑一笑，然后轻轻地说：“没有。”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