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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刘志丹》一波三折背后

2003年3月28日 09:05 
 
原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的秘书组长李原，在《百年潮》第3期上撰文，透露了小说《刘志丹》被否定—肯定—最终否定的经过，现摘编如下。

小说《刘志丹》是刘志丹的一位亲属撰写的长篇历史传记小说。1962年7月21日，阎红彦从昆明去北戴河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途经北京时，在闲谈中得知一位老战友收到了《刘志丹》（上卷）样书，阎才知道这部小说即将出版。

阎红彦随即借来样书阅读，发现有些重大问题不符合历史事实，是作者随意虚构的，便打电话，请一位西北老同志转告作者，他认为小说需要修改，建议暂缓出版。但没有想到，8月3日他从北京来到北戴河后，发现《工人日报》已于7月28日开始连载这部小说的部分章节，并加了按语推荐此书。

这就使阎红彦深感意外，明明书中涉及到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在报刊上连载和出书呢。他决定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正常程序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8月17日，他致信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简要地叙述了对这部小说的看法。

阎红彦对这部书稿提出的主要意见是：1、它重新肯定了被高岗篡改的西北革命历史；2、把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拔高为全国的领袖；3、随意贬低另一位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及其他老同志。

然而他不知道，在这之前，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康生已直接介入此事。康于8月24日致信杨尚昆，要书记处处理《刘志丹》的问题。同时，康生已通知出版社赶印小说第五稿600本和第三稿300本，送中央会议审查。8月26日至9月23日，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9月24日至27日，正式举行十中全会。

9月24日，毛主席在十中全会上讲话强调阶级斗争时，康生递了一张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说：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毛主席后来说过，利用小说反党，是康生发现的。这里说的小说，就是《刘志丹》。

从此，此书正式被中央否定，并把有的西北老同志列为审查对象。康生任审查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对无辜的同志进行旷日持久的残酷迫害。康生介入以后的事态发展，完全是阎红彦始料不及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央组织部委托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院的文艺工作者审读了小说《刘志丹》。1979年7月14日，中央组织部向中央写出报告，认为这部小说“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这个案件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1980年2月，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发出通知，为包括小说作者在内的所有有关人员和为数众多的受牵连人员平反。

于是，三卷本小说《刘志丹》从1984年12月到1985年6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本来人们期待着看到一部可信之作。遗憾的是，它一面世，便被了解历史的读者发现，这部小说描绘的一些历史是不真实的，这引起社会舆论和许多老干部的不满。人们纷纷给中央领导人写信，要求按照党的纪律严肃处理。中央委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主持处理此事。

1986年1月3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主持召开座谈会。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这部小说确实存在严重的错误。主要是违背中央文件精神，同中央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方针相悖，对刘志丹、谢子长两位深受人们尊敬的业已故去的领导同志任意褒贬，对被贬者的某些描写也违背了党的原则。5日，冯文彬遵照习仲勋的指示，向胡耀邦总书记就上述意见作出报告。

1月12日，胡耀邦总书记就此作了重要批示，批示指出，党史题材作品特别是文学传记作品，“不应虚构重大的党史史实，对党的历史人物的描写，更不能歪曲。”任何以风格和艺术上的自由选择为由而否定这个原则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随后中央办公厅转发了胡耀邦的批示。中央决定，该书立即停止发行，并对作者进行严肃的批评帮助和适当的处理。

  选稿:史雯琴 来源:报刊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