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习中国近代史就在本科时代，是从一个简单的发问开始的”

记者：郭教授，您好！最近在拜读您的随笔集《史源法流》，书中许多篇章使我对您的学问人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能介绍一下您是怎么走上中国近代史研究之路的吗？

郭世佑：高考制度恢复不久，我离开电影放映员的岗位，别无选择地走进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课堂。那时，我们的中国近代史基础课程是由林增平教授主讲的。林老师是驰名中外的近代史专家，由他亲临讲台，不仅可以开智，还有一份无形的安慰与感召力。我研习中国近代史就在本科时代，是从一个简单的发问开始的：既然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被称作辛亥革命，中华民国还以武昌起义的爆发之日作为纪念日，那么，武昌起义的重要性就非同一般，而蒋翊武身为湖北革命军的总指挥，理当属于风云人物，为什么在有关辛亥革命史与中华民国史的论著中语焉不详？

当我这样问林老师时，他笑着回答：“关于蒋翊武这个人，大家知道的还很少，你可以着手研究。”我就真的去研究，由林老师写出字条，我就奔跑于学院图书馆、省图书馆、省社会科学院、省政协文史委员会，还有在长沙的蒋氏后裔之家，尽心地收集资料。一年之后，我写出《试论蒋翊武革命的一生》一文，获得湖南省首届大学生学术论文报告会的优秀论文奖(不分等级)，并且在本校学报发表，还收进林老师主编的一个辛亥革命史论文集。我还被林老师推荐，为《湖南日报》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专栏撰稿，周围的同学都挺羡慕的。初战告“捷”的喜悦使我开始明白，读书乃苦差一桩，但只有真正刻苦读书者才能尝到它的苦味，也只有真正刻苦读书者方可最终尝到它的甜头。大学期间，我还另外写了两篇与近代史有关的论文，也陆续发表，我的学术训练就是在本科时代基本完成的。后来通过学术研讨会，走近史学大家李时岳、陈旭麓、丁日初等先生，得到他们不同程度的指点与提携，有些读者还误以为我就是他们的研究生。其中李时岳先生还是在我对他的某个重要观点提出批评意见之后，对我特别关爱。

“应把立宪运动列入广义的辛亥革命的范畴加以认真研究”

记者：您是辛亥革命研究专家，听说您在1991年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接受了多家媒体的专题采访，那时您虽年轻，但提出的观点却非常犀利，影响很大。能回忆一下您当时发表的主要看法吗？

郭世佑：当时，与会者大都认为，中外学者研究辛亥革命的著述已经堆积如山，再继续研究已经很难，但我并不认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真的就无话可说了。我在答记者问时，列举了三点理由：

第一、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史学主体对客体的阐释将不会终结；

第二、从近代社会史、文化史、中西关系史、清末政局等角度研究辛亥革命的工作方兴未艾，还远不是鸣金收兵的时候；

第三、即使是老课题和现成结论，都还不能说已完全还原或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我还提到，至少有两个关键性的问题急需解决：一是有些基本概念并不准确和全面，二是“正统”史观的影响还很大，不少学者并没有站在公正的立场来评价辛亥革命中的所有人和事。比如，就概念来说，什么叫革命？什么叫辛亥革命？似乎还缺乏认真的思考。人们把辛亥革命局限于孙中山等人的武装反清，却把梁启超、张謇等倡导的立宪运动排除在外，充其量蜻蜓点水式地谈一下后者的客观作用。其实，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方案都曾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前辈尝试过并且分别获得成功的革命方案。在法国大革命中，君主立宪派也属于革命派。在近代中国，试图以君宪制取代君主制的立宪活动无疑也意味着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应当列入广义的辛亥革命的范畴加以认真研究。这些学术思路在我于1997年出版的专著《晚清政治革命新论》中有比较系统的阐述。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无法通过加减计算的方法来判断其功过大小的”

记者：您的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也有很强的针对性。研究中国近代史有一个问题始终绕不开，这就是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比如，对于曾国藩的评价，有人称他是中国近代化的倡导者，是“中兴名臣”，有人说他是“汉奸、刽子手”。这里涉及到对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问题。您对此有何看法？

郭世佑：记得十多年前，在全国首届曾国藩学术研讨会上，面对众多学者为“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之类“盖棺定论”争得不可开交的局面，我在闭幕式上奉命发言，直言不讳：此类结论乍看起来很精确，好像就是建立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实际上还是意念支配下的主观估摸，是用经典力学的思维定势来对待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与历史人物，既没有找到也无法找到功过定量分析的客观尺度。因为从根本上说来，历史人物作用于不同的时空，而且内容不同、方向、类别乃至性质也不同的那些活动，是无法借用数学坐标上的正负值来表示，无法通过加减计算的方法来判断其功过大小的。况且，许多历史人物的所谓功与过往往互相联系着，有时还具有某种因果必然性甚至互补性。如果以为历史人物的功与过可以加减甚至可以抵消，那只是一种错觉，是科学主义对人文学科的束缚所致。应该摒弃这些似是而非的思维定势与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