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夏天，我们一家移居南京，住在某大院两室一厅的营职楼的一楼，封闭的阳台有很大的一排玻璃窗，天气好的时候，阳光总透过窗户暖暖地照进来。窗下有块小菜地，可我那三代贫农之后的爹却啥也没种。大概是阳光太好，大院里住一楼的人家大多用这扇门出入，而不是黑洞洞脏兮兮的楼道的正门。

右边住了一户人家，长居家的是个说一口上海话的老太太林奶奶，年轻的时候跟老头随军来了南京。做了六年邻居，除了她喊我名字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听懂过她说什么。我后来发现，我爸也一样，林奶奶一跟他说话，超过普通的打招呼以外的话，他就一脸懵逼。

左边也住了一户人家，长居家的是一位年过六旬的大学数学教师陈爷爷和他的老丈母娘——爸妈让我按我们老家的喊法称呼她为“太太”（“太奶奶”的意思）。这家人说的是苏北的方言，但是因为掺杂了普通话，好懂很多。

跟两家邻居，两家老人关系搞得特别好的都是我妈。我至今也不懂我那普通话都说不利索的妈怎么可以毫不费力地听懂东南西北中的方言。今天的故事就是左边这一家，都是我妈告诉我的。

陈爷爷的老婆原是南京前线歌舞团的一位手风琴家，文革的时候被迫害，脑子搞坏了，发起疯来要拿刀杀人，搞得一家人很是筋疲力竭，痛苦不堪。最后实在没了办法，把她送去了精神病院。陈爷爷白天要上班，剩下一对年幼的女儿没人照看，就把老丈母娘接来，从此一住多年。我小时候对左右两家的老太太都躲得远远的，因为怕她们，我怕右边的林奶奶对着我呜哩哇啦说一串让我毫无头绪的上海话；我更怕和左边那个老态龙钟的太太单独在一起，晚上会做噩梦。有一次，我爸买了台小傻瓜相机，整天捣鼓，有一天非逼着我和太太合影，我心生抵触，却不敢抗旨，委屈地站在老太太身边招了张相，特别不能理解。

后来才知道，这个让我做噩梦的老太太年轻的时候竟是国民党最大的那对汉奸政治夫妻“汪陈”家的佣人。她告诉我妈，“先生”和“太太（陈璧君）”对下人们特别好，每到周末，开着汽车带着他们出去野餐，不像后来社会上传得那么恶。后来她和官邸一位男小厮轧了姘头，怀了孕，因为畏惧东窗事发，匆匆辞了事，回了老家。没事干喜欢研究国共政治人物的我爸自打听说了以后，三天两头让我妈去问老太太还记得啥，搞不好能挖掘出个第一手史料啥的。怎奈问得多了深了，老太太说：“唉，记不得啦，太久了。”

我妈跟我说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已经搬去了团职楼好几年，陈爷爷也带着太太搬去了干休所，我一拍大腿：“呀，我终于明白了我爸为啥让我跟她合影，因为她为历史人物擦过皮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