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共中央发布一个明文规定，党政领导干部由于工作严重失误、失职而导致了重大后果和恶劣影响，当政者应该辞职。接着，问责制的风暴席卷过春暖花开的四月。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多名高官因为责任事故相继引咎辞职，如吉林市长刚占标、北京密云县长张文、浙江海宁市长张仁贵和江苏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明详，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川化集团总裁谢木喜和成都公交集团董事长李祥生等。在媒体为主导的社会舆论纷纷为“问责风暴”击节叫好时，笔者不禁要问，“问责风暴”到底能刮多少天？ 在当今中国，引咎辞职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完全基于领导干部的道德良心，这使干部问责制成为无水之源。最近引起公愤的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夺去了13个婴儿的生命，100多人可能有终生影响。当记者采访阜阳主管卫生的副市长杜长平时，她回答到：“我不想引咎辞职，我还想继续干下去。”由此可见，这种基于道德良心的问责制由于没有任何法律的约束力，就失去了强制实现的基础。个别官员早已泯灭了道德良心，她怎么会引咎辞职？ 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都被政府掌握，政府不追究责任，中国再也没有另外一个独立机关有权惩处责任人。所以问责制本质是上级政府在问责，而不是社会舆论。中国的社会舆论是由新闻媒体主导的，而新闻媒体则是政府控制的，所以政府间接影响着社会舆论。首先，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灾难性事件，当地政府可以控制当地媒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完全不许报道。人民没有了知情权，便没有了舆论，问责制于是就成为空中楼阁。问责制实施的一个负面结果可能使各地政府为了乌纱帽更加严格控制当地媒体。南方都市报就是这样一个敢于不听广东省政府禁令，擅自发布非典疫情的媒体。终于在今年3月，报社领导被加以罪名，批捕入狱。其次，如果上级主管部门包庇犯了错误的下级干部，控制媒体不许曝光，或者顶着舆论压力，公开包庇下级干部，媒体和舆论对此也无可奈何，因为其根本没有权利责令责任人辞职或将其撤职。假如中央和安徽省政府对阜阳劣质奶粉事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顶着舆论不与追究，请问在中国还有能谁把阜阳副市长杜长平赶下台呢？ “胡温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整顿吏治，这就是问责制的来源。可是这种由上而下的整顿一没有法律保障，二没有有效机制的监管。问责制需要道德良心的维持，需要上级官员的默许，不仅没有强力，而且像婴儿一样需要重重保护，难道不可悲吗？只凭胡温两个人的热情，如何能够除去中国政府的积弊。这注定了“问责风暴”的短命，就像一阵飓风吹落病树的几片枯叶。要根治病树，还是要持续的春风。问责制虽然有积极意义，但是治表不治本。中国需要改革的是产生腐败的根源，是整个国家的权利结构。 0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