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算是运气不好，碰上这位中学班主任徐老师。我只和她相处了一年就上体校去了。然而，班里近70名同学与她在一起整整5年，有些同学被徐老师深深地伤害了。直到2000年以后徐老师病危时，班里多数同学才选择原谅她。

徐老师毕业于大连的一所大学，学的是生物。学生时期被打成右派，后来被摘了帽子称作“摘帽右派”，那段经历对她的性格产生了多大影响不得而知。

徐老师有30%的时间热情似火，在班里组织生物小组，油画小组（不是她的本职工作），督导有潜力的同学努力学习。但是70%时间里脸色阴沉，情绪不稳，喜怒无常。挖苦，训斥同学们是家常便饭。

徐老师还有其它怪癖。她见不得女同学打扮的漂漂亮亮，比如，裤子衣服腰身紧了一点，略有一点高跟的皮鞋，稍稍卷烫的头发等等都会招来她的猛烈批评。“像个女流氓！”是徐老师用过最多的词汇。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奇怪的是徐老师对热爱体育，活泼上进的男同学们也不喜欢，毫无理由地阻挠同学们参加体育活动和校运动队的训练比赛。为了不让她用“影响学习”为由干涉我参加校队活动。我总是公公正正地提前交作业，还是打动不了徐老师。

一年以后我选择了离开。体校的3年时间，我的学业是彻底的荒废了。后来我人生中的学术方面一直缺乏根基，走得跌跌撞撞，底气不足。我是那个班里最幸运的人，唯一考上77级大学的。

我们班当时是那所中学的4个高中班里，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人数最少的一个班。仅此一点，同学们的怨气就再也不能平息了。

其实，徐老师在班里还是有所顾忌的，她在家里更是霸道。我父母和徐老师的丈夫几十年前在东北鞍山就认识，一个儒雅宽厚的湖南籍工程师。徐老师在家里把丈夫修理的服服帖帖，她这些表现在当地都是家喻户晓的事情。徐老师夫妇有一个和我二哥同岁的儿子，在家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饱受徐老师修理。人长得像一株豆芽菜，精神上萎靡一点也不阳光。

学校里曾经组织学工劳动，同学们步行往返于工厂和学校。徐老师的儿子体弱，回程时走不动了。他央求着搭乘上了一架马车，上车后由于疲劳，很快就睡着了。儿子在睡梦中从马车上摔下来，造成锁骨粉碎性骨折。

徐老师路上遇到一位同学的母亲，她向这位女士抱怨儿子的不幸遭遇。同学的母亲正没好气，说道：我儿子从飞机上掉下来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