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生命中的偶然决定和命运（健康）走向，往往要经历几十年时间的磨练和考验以后方知祸福。

1957年我父母从鞍钢调到塞外钢城工作。塞外钢城是由苏联老大哥设计援建的，10几个主要工厂的生产区和工人生活区相距至少5公里，两区之间由一条昆都仑河隔开。每天清晨7万多工人从生活区骑自行车前往工厂上班，形成了一股汹涌的人流颇为壮观。夏天一眼望不到头的蓝工装，冬天白花花的羊皮袄（冬季工作服是羊毛向里的光面皮袄）。人们顶着刺骨的北风，骑行时间往往在一小时以上。

我父亲所在的工厂和其它同类工厂一样，配备一辆苏式军用吉普车。吉普车是工厂几个主要领导的通勤车。吉普车只有3个乘位，每天接送几个头头上下班。说起来也合乎情理，一个有几千工人的工厂工作十分繁忙，这几位厂长书记吃饭下班都不能够准时，还要到各车间工地巡视，如果骑车上班体力上真的吃不消。

每天早上在骑车上班的人流中，这几辆为数不多的吉普车从乌泱乌泱的上班工人群众中间开过去，也还是蛮显眼的。在那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红色年代，有些人心里会咋想，你懂的。我父亲当年只有31岁（时任常务副厂长）坚决谢绝地了乘坐吉普车上下班的特权，日复一日地骑着自行车上下班。

1962年冬季的一天，父亲骑车下班。一辆马车路径父亲身边，赶车老板一甩鞭子，鞭梢正好缠住我父亲自行车把的铃铛上。父亲失去平衡，跌落在公路上。右肩首先着地，造成上臂肱骨粉碎性骨折。折断的下部骨头插入上面的骨腔里面，医生研判后决定采用保守治疗，不再进行重新接骨手术。结果父亲的左臂比受伤的右臂要长出来一寸多。艰难的功能恢复用了两年时间。

父亲的伤势稍稍稳定，又坚持正常骑车上下班。我母亲也曾劝过我父亲乘坐吉普车，父亲一如既往地坚持己见。几年后文革开始，斗争非常残酷，厂里的党委书记和另一位领导都没能熬过来。乘坐吉普车是罪状之一，被人画成大幅漫画挂在厂房墙上。

文革后期强调 “抓革命促生产”，厂里的工作生产基本恢复了正常。军管会要求我父亲必须乘车上班（便于随叫随到），我父亲坚定地回绝了。新的革委会成立了，领导班子里有了坐汽车上班的新成员。那时家家几乎都有儿女插队上山下乡。乘坐吉普车的领导有机会常常到子女插队的农村拉拉关系，走走门道非常方便。

1975年厂里的一位领导周末乘车（私下）去农村看望插队的孩子，其实是给女儿跑招工返城的事。在崎岖的山路上失控翻车，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当年我哥和我两人插队，没有吉普车的父亲从未私下去农村看望关照过我们。

也说不出什么可信服的大道理，父亲就是坚持骑自行车不乘坐汽车上下班。骑车和乘车上下班几十年来差距可大了去了。小时候有同学说我爸“面”（东北话窝囊没本事的意思）。每天早上要提前40分钟起床，顶着刺骨的寒风雪花骑行。按一天15公里计算，父亲至少骑了12万公里的自行车。

祸兮福兮实难预料，91岁的父亲晚年身体基本健康，生活幸福也是他老人家为人谦和，淡漠名利，自律修身得来的。

1979年的一个早晨，赶去上班的包钢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