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77级新生的大客车停在了学生宿舍楼前。人们刚从车上下来，一眼就看见了一位40来岁的干练女士，手持一把大扫把，一边不慌不忙地干着活儿，一边随机地和走过来的新生们握手。“我是你们的政治辅导员，叫我方老师好了”。

齐耳短发，一条白毛巾挂在项上。举止投足，活脱脱一个样板戏海港中的女一号“方海珍”。方老师练跳高的出身，身材匀称，五官端正，留给人的第一印象很是不错。但我从她的锐利目光中，多多少少感觉到了一丝不安。

我们系77级的180多名男女学生，由方老师一人统领。根据那个时候的习惯认识，方老师的权利涵盖很广。从学生的人团入党，助学金发放；从毕业生的政治鉴定到毕业分配的去向等等无所不包。方老师每天被一些学生干部和“要求进步”的同学们包围着，忙得团团转。

开学后不久，方老师就不满足于学生们平平淡淡的校园生活，计划要开展一些政治思想方面的教育活动。有一个时期，系里要求每个学生制定一项四年大学期间的“红专计划”（又红又专学习计划）。方海珍对这种形式的活动轻车熟路，给很多同学留下深刻印象。

方海珍一方面树立高大上的学生典型，另一方面积极寻找年级里不求上进的“韩小强”。以便进行对比，突出政治工作的作用。方老师头脑中有根深蒂固的框框，习惯于把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家庭成员的政治面貌等等因素预算进去，来判断一个同学的思想认识和未来发展。这样的思想认识显然是不实际，不靠谱的，因此一些同学对方老师有意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我从来信奉，自静其心延寿命，无求于物长精神。30米开外见到方老师，我就绕道走开，尽量不和她接触，免得徒增芥蒂。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方老师却认定我是一名思想落后的同学，一直想找机会和我谈一次话，一件意外的事件促成了这次难忘的谈心。

学校外面是大片的水稻和小麦田，夏季要进行常规的“双抢”收割。这个劳动只进行两天，早上3点起床，4点开始收割，上午10点多就收工结束了。当年我们77级全年级只有包括我在内的4名同学，有资格参加一周以后的全国田径锦标赛，学校严令这几位同学不要参加收割劳动，以集中精力比赛。

我是知青出身，不参加这样的劳动心理上是过不去那个坎的。不巧的是训练中脚趾被磨破了造成感染，脚面红肿，一条红线从脚底直达大腿根部。我早上起来，坐在那里犹豫了片刻，还是不声不响地和大家出发收割去了。回来以后脚面肿胀的穿不上鞋子，并且开始发烧。

我的专项教练误认为是方海珍强令我参加劳动。教练和很熟悉，不见外地跑到她那里吵了一架。吵架后第二天，我就坐到了方海珍的办公室里。方老师沉默了片刻说，我一直想和你谈谈心，现在终于有机会了。没有想到你还会有这样的思想觉悟，带伤参加义务劳动。。。

轮到我说话时，我坦诚地告诉方老师，一个人的思想觉悟是很难量化评定的。我做事凭直觉，凭良心，应该担负的责任半点都不会打折扣的。机会难得，我也把一些对她的看法意见也如实相告。

一转眼就毕业10年了。这十年中方老师的工作好像并不很顺利，人也变得沉默了许多。

1992年我来美留学的前几天，恰巧在学校食堂遇见方海珍。方老师的头发明显地花白了，人看上去也慈祥了一些。我走过去告诉她我将赴美留学的消息，方老师看着我，语重心长地说，美国那么乱，一个人在外可要多保重啊！我心头一热，连忙重重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