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个圆圈，父亲和大伯的90年

大伯生于1924年，父亲生于1926年，在他们的7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和第五。两人一生有很多个关键性的拐点，反映在中国近代社会风云变幻之中。再加上两人性格，运气不同，命运迥异。我用大事记形式记录如下：

我家祖籍浙江桐乡县。爷爷1916年从上海铁路局到京汉铁路任职。父亲和大伯出生在北京丰台长辛店。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家人从后方昆明回到上海。父亲和大伯同时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学习。父亲在工学院，大伯在医学院。爷爷极其器重大伯，以为是个可造之材，因此对两个儿子不同待遇。父亲省吃俭用，需要自己打工补贴生活费用，常常步行十几里地，不时饿肚子。大伯开销自由，坐洋车下馆子。兴趣广泛，跳舞拍拖。

大伯风流倜傥，热议时政，结识朋友。父亲沉默寡言，埋头工作，不善交际。大伯痛恨国民党腐败政府，和“进步”同学一起反饥饿，反内战。事发后，朋友们大都跑到了解放区，大伯却蹲了国民党的监狱。父亲没有气力上街反饥饿，他需要工作买食品填饱肚子。

1949年初，父亲毕业即失业，生活成了问题。共产党派人到上海秘密招收大学毕业生，父亲进入“革命军政大学”短期培训后，被派往东北鞍山工作。大伯留在同济医学院工作。三年后的1952年，父亲在鞍钢的生产第一线上忙碌；大伯随军在丹东野战医院抗美援朝。大伯性格不改妄议朝政，半分功劳未得，却被组织下放到西北的一个医学院工作。 

1954年父亲和志同道合的母亲结婚，恩爱一生，风雨同舟。母亲出身地主（外祖父，两个舅舅1951年均被镇压），身体赢弱多病。大伯1955年爱情婚姻一波三折，前伯母思想进步出身红门碧玉。

1956年至1957年的近两年里，父亲在越南北方的大山丛林里艰辛地跋涉（援越建设）。大伯坐在宽敞的会议室里诚恳地给共产党提意见。越南总理赠给父亲一枚勋章。党给大伯戴了顶右派帽子。

1966年文革开始，我家全家老小闭门商讨对策，决定不避剑戟，生死与共。大伯大伯母一家风暴来临各自飞。伯母反戈一击，收集整理材料，检举揭发大伯。大伯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整整坐了近11年的大牢。（大伯1968年离婚）。 

文革结束，我家哥仨都考上了77级大学，毕业后两个分配在北京工作。大伯的两个女儿一个考上78级的山西大学，一个考上79级的清华大学。我上体院时，相距只有骑车几分钟的路。两个女儿毕业都在北京工作。 

1980年代，很多乡镇私营企业说项父亲入伙，父亲不为所动，虽然乐意为他们讲课和技术咨询，并不深入参与。大伯用平反补发的钱积极参与新时代的下海经商。挣到了些钱，赔进去些钱，自己气得大病一场，找补平了。 

2010年父亲到北京我哥家小住，下楼散步，楼下刚建好了一个挺漂亮的养老院。父亲不知什么时候自己联系好了所有入住事宜，方才告诉我哥。我们问父亲是否再仔细考虑一下？父亲说，我出生的地点离这里仅有几公里，想必都是上天的安排，不可违拗。

两个月后，大伯迁入了女儿女婿给他在丰台区买的一套公寓房。根据报来的地址，我哥上网一查，天哪，公寓楼就在我爸所说的，大伯和他出生那所医院的原址上。人生百年，眨眼之间，就像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圈！

2018年2月10日，94岁的大伯安安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