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初夏,文革的烈火熊熊燃起,并且越烧越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甭管你是啥金刚硬汉,都得想办法躲着点儿。我父母的措施之一就是换房。
简而言之,换房的意思就是大房子换成小房子,从较舒适的居住环境换到拥挤混乱的居住环境。做这件事不但要快,而且还要坚决。这做法应该是文革期间最简单易行的自我保护措施之一,但很多人或是想不到,或是心理上一时接受不了。
父亲是塞外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下属众多工厂中,一间主力工厂的厂长,母亲是同家工厂的工程师。按照旧时的等级制度,在这个工厂里大概有三,四个人享受较高的干部待遇,主要是工资和住房的不同。也许在首都或高官集中的地方根本不算什么,但是在工人和干部比例悬殊的单位,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家的“优越”生活,连我们小孩子都能时时感觉到。
我家搬家前(1966年夏天)居住在那个城市的一个“干部小区”,三室一厅,其中有两间屋子还是木质地板,对于父母加上我们兄弟三人的五口之家,宽敞舒适。父母倒是时常提醒到,我们家应该和厂里其他工人住在同一街区,同样住房云云,我们那时候一来年龄小,二来也不知道父母究竟说的是啥意思。
我父母在66年那个周末,贴出一张换房启示,要求用我家三室一厅100来平米的干部小区房屋,换取一套工人聚居区一套30几平米一室一厅的房屋。几天以后,整个换房工程就完成了。环境瞬间变化了,生活是需要时间来适应的。
父母当然居住在那间唯一的卧室,门厅由我们兄弟三人居住。一个上下铺的Banker床占了半个门厅,座椅板凳占了剩下的空间。晚上睡觉时,两个哥哥睡在上下铺的床上,我需把能折叠的桌子立起来,用凳子和一块儿木板临时搭成的床铺上睡觉,白天再还原桌子板凳。那个床铺狭窄又不平整,在1974年我离家上体校前的8年中,我并没感觉到太多的不适,每天晚上仍然睡的像个死狗。
长话短说,文革期间的生活是艰苦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那种担惊受怕,对未来的恐惧与不确定感,无时无刻不伴随着你。因而家庭的温暖与凝聚力是至关重要的,抛开大的政治环境,能不能最后生存下来,家庭环境是个关键因素。感谢我父母的互敬互爱和他们的英明及刚强,我家文革中做的可谓超级的好,我们兄弟始终享受到了童年的家庭温暖。种种细节,容我另文叙述。
最后说说,大房子换了小房子有啥好处?老实说,就是死里逃生的选择。那几家住在原处的本厂干部全部遭到了抄家的命运。其中的两家,被迫搬进(挤进)了无房居住的造反群众。
挤进党委书记家的那一家人,故意把小便尿在外边,形成小溪,流的到处都是,把室内的粮食等物品都污染了,书记的年迈老伴儿不堪屈辱,上吊自尽了。另外几家也有不同的苦难故事,一个副厂长的女儿长期在街上或工人俱乐部等处晃荡,就是不想回到家里,让侵占她家的那家人的儿子骚扰。她后来早早嫁人搬出家门避祸。
父亲无疑是工厂里的典型走资派,理应抄家。造反派前来勘察计划抄家事宜,看到我家太小,家徒四壁,无从下手。我家居住在贫穷的工人区,邻居工人们会说,MGB的,来我们这里折腾啥,那里有什么特莫的走资派住在这里啊?
我父母重新恢复工作后,总公司和工厂三番五次派人来做工作,要我家调整住房。我父母坚决不肯。我家兄弟仨人1977年同时考上文革后首届大学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和父母重新生活到一起了。父母二老80年代后期,才搬到一处条件稍好,但面积并不大的住房至今。
关于住房的故事,坛子里生活在上海等大城市的网友,会有更为深刻的体会和苦难经历,我只是想通过我家的故事,展现一下那时的生存场景。福兮祸兮,幸福兮悲惨兮,房大房小非主旨,家庭里有爱,团结坚强则灵!
与我家换房的是一个老实的焊工,家有4个女儿,一个小儿子。没人能想到的是,多年以后这个小儿子后来是市里的标枪,手榴弹冠军。市运动会时我们才相识,后来和我们哥仨都相熟。
他老爹见到我父母就说,他家的好风水,好时运是和我家换房开始的,儿女相对过的都不错,呵呵。
好奇啊,谁搬到你们的大房子了? 不过我那时的同学,家里七个八个孩子也有的 :)
不仅仅是睿智避祸,更重要的是,在风雨飘摇的大环境中,
一家人能同心同德凝聚在一起,这一点相当欣慰。
可以换,但是换房的双方都必须是同一公司的职工,好在那个公司有7万多人。另外,换房就等于把电话也取消了,这也是一项自我保护措施。
我外婆家当年也是硬被割让了一大间,我小时候生活也超级不方便。人家一不高兴就半夜开闹,我们家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非常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