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分校名义上是大学，但早期几乎所有教师和学生白天都被派去参加强体力基建劳动，“大会战”不断，挖防空洞，垒护坡，建实验室等。天天晚上则是各种政治学习。小孩子都扔在家里。

     我家是七岁的看着一岁的。因为经常留孩子自己在家，爸把每一扇窗户都密密地钉上了细木条，反正没有纱窗，倒也挡了一些蚊子。一岁的要经常哭闹找妈妈，七岁的只好充当小妈妈，把妹妹哄睡着，四周安静下来。屋外呜呜的风声，听着像狼嚎（后来听说山里真的有狼）；窗户上有随风向不定形状变幻无常的树影；屋顶上一盏孤黄的吊灯，微微摆动；厨房的水龙头隔一会儿就有水滴“哒”的一声滴下来。小姐姐看着墙上自己的影子，动都不敢动，越来越害怕，她也才七岁， 她也想妈妈，终于忍不住“哇”地哭起来。小的被吵醒，两人刚好作伴一起哭。等爸妈回来，在楼下就听到四楼上哇哇哇。

        1970年，刚安顿下来，可以凑合吃饱了，又有新的名堂搞出来，叫“教育革命小分队”。

       教育革命小分队都是归军宣队管的。军宣队是“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是典型的时代产物，学校里特殊的团体。当时文革刚经历混乱的“大串联”和疯狂的武斗，中央为了控制局面，派出军队进驻各大机关、工厂、学校等，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也许因为北大清华是重灾区吧，来的部队是8341，也就是中共中央警卫团。顾名思义，8341是中共中央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身边的一支警卫部队。

 "教育革命小分队”是为了要走“跟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而产生的，说是组织教师去厂矿基层，开展实践活动， 其实就是下车间跟工人们一起劳动。当时爸要被派到上海，同一段时间内，妈要被派到西安。我妈一得到消息，当时就急了。

那天我妈找到系里军宣队的头头，也就是所谓的连长说了自己家的实际问题， 请求照顾一下孩子小的特殊情况，只派家里一个人走。当时被派去小分队的人很多，但一家有小孩两个大人被同时派走的，没有。 连长绷着脸， 打官腔：

 “孩子可以送托儿所啊。”

“送托儿所也要接送， 也要做饭，还有晚上怎么办。”

“呃， 可以请同事帮下忙。”当时生活条件那么艰苦，各家都自顾不暇，谁还有能力再照顾两个幼儿。

我妈被他这种不通情理高高在上的态度给激怒了，当众跟他争辨起来。这下事情闹大了。我妈平时是从不惹事非不八卦的人，总是安安静静做自己的事。后来她跟我说， 当时就想着豁出去了，了不得扣工资，反正一个月也没几十块钱。

军宣队的人在学校优越感很强，认为自己是是按中央指示空降下来全面接管学校，来“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的。校长都要靠边站，何况臭老九们本就没有地位，谁不对军宣队言听计从，逆来顺受，敢怒不敢言？几个月前，有一个班的学生因为跟军宣队的关系不好，受到惩罚，被发配到离学校80多里的留坝县马道公社劳动。80多里的山路，要背着行李，以急行军的速度在冬天的夜里，连续走了九、十个小时。

 我妈这次不仅出言“顶撞”，而且就在食堂门口， 大家中午吃饭进进出出的时候，搞得连长没面子，他就越发态度强硬，疾言厉色起来。”“我说摩羯她妈啊， 你平时不是挺老实听话的嘛，怎么今天这么难搞？”“我跟你说，你不要这样不知好歹。”

      我爸刚从勉县工厂劳动回来不久， 听到消息后赶来， 一句话就戳到连长的软肋，基本上把他的气焰浇灭了：“如果你把你的老婆孩子都接（到汉中）来，我们就两个人都去。”当时大家都知道分校条件艰苦，很多人都尽量想办法不去，或是早调回，或是不全家去，或者在户口上动点手脚之类。军宣队的人仗着有点小特权，更是不例外。

后来学校军宣队的头头，也就是系里这人的上司， 大老李， 来了。大老李虽然个头大，但平时为人比较亲切，讲理，还相对得人心。他批评了连长的简单粗暴考虑不全，最后安排我爸按计划走，我妈等我爸回来才去西安的。

 这恐怕是我妈我爸这辈子唯一的一次与人起正面冲突，为了我们姐妹俩，也为了争一个公平合理的待遇。也就因为这一次事件，学校里很多其他系的师生认识了妈， 甚至多年后，还有人在路上见到我妈， 竖起大拇指， 对当年的事表示赞赏，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