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二既已平安降生，老大的安置问题就变得突出了。长期放在杭州，既牵扯大哥的精力，又在费用上让我吃不消。一个保姆已经花掉了文燕的全部工资，大哥请来的各路神医更是掏空了家里的储蓄。我这个昔日的单身贵族头一次为了钱而感到发慌。

更加令人沮丧的是，小刚的病情并无好转迹象，大哥后来写信也不像当初那样兴奋，每每要见证奇迹的发生，而只是简单给我报个账。他学的是经济，干的是会计，但对“家政经济学”没一点头脑，自家的开销是本糊涂账，更别说替我考虑收支平衡了。多少年我都资助他过日子，大概也让他觉得我是个财神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钞票。

当然，从根本上说，还是与他的人生哲学有关。他年轻时钱来得容易，不惯于锱铢必较，觉得钱就是拿来花的，算那么清楚干吗？到后来生计窘迫，仍不愿费脑筋琢磨柴米油盐，有钱就花，没钱就挺着。在小刚问题上，他是真心爱这个孩子，只要能让他好起来，花多少钱他都不在乎——自然是花我的钱。不过假若是他的孩子，我相信他也会花到镚子儿不剩。一句话，对他来说，命比钱重要。

如今花得我快要破产，不得不到杭州把小刚接回来。文燕也想这个孩子，既然治不好他的病，还不如带在身边。其时她已坐完月子，可以独自照顾老二了。北大荒就要进入冬季，我必须马上动身。当即请了假，启程南行。先到北京，见过大姐三姐后，便去看望张政委。他仍住在老地方，不过原先的路名“东交民巷”，已在破四旧时改为“反帝路”了。

对于我的意外造访，张政委十分高兴，像家人一样接待我。当时正巧有客，他让我带着小女儿上街买菜。自己那位当记者的续弦出差在外，他就叫我晚上别回了，要跟我聊上一宿。等我买菜回来，客人已经离去，他便亲自掌勺，准备晚餐。饭毕，他把英子侍弄入睡，开始和我长谈。他的卧室像宾馆的标准间，放着两张单人沙发床，当间隔一个床头柜，我就在其妻留下的空床上侧身而卧。

我先谈66年春与他分别以后翻天覆地的遭遇，以及此次南行将要办的事。他听后不胜感慨，同情我的不幸。对于病儿，他为我出谋划策，说是待我将小刚接回后，在京稍作逗留，由他负责联系到解放军总医院进行会诊。如果孩子得的是不治之症，那就只好让他自生自灭了。做父母的已尽了心，该放手时须放手。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养育健康的老二身上，这才是现实主义的态度。他对我生活在北大荒那样艰苦的环境表示担忧，尤其是下放到基层劳动以后。但他鼓励我要坚持，别泄气，目前这种混乱局面不会长久下去的，未来总是向好的方向发展。

我的事谈完后，就询问他这几年的情况。他面带苦笑地说：“我活得也不轻松啊！”原来他在国防工办的文革中站错了队，参加了反聂（荣臻）的那派。作为一名师级干部，这种政治失误是不能等闲视之的。他被下放到贵州某国防工厂去工作了一段时间，所幸后来还是调回北京，到解放军总医院支左。假如他现在仍在外面，这个新组建的家庭恐怕也要破裂了。

我俩谈了一个通宵，直到东方天空呈现鱼肚白。我怕大姐担心，未吃早饭就向政委告辞了。当我骑车经过天安门时，广场上人影绰绰。三三两两拣废纸的，男女老少均有，像夜行动物似的鬼鬼祟祟，脚踹着用废机器上拆下来的滑轮自制的小车，穿梭在广场各处，快速撕下五颜六色的大块派性标语，不论其新旧，只要能卖钱就行。当我与他们相遇时，可以看出他们脸上略带紧张的神色——主要是他们把浆糊未干的标语也一并撕走了。这种奇特的景观富有时代特征，表明生存欲望比任何主义都要强烈得多，至今忆起仍然历历在目。

不久我离京抵达杭州，在大哥家见到小刚。他看着白白净净，穿戴整齐，只是对我的到来毫无反应。这个被庸医残害的孩子实在可怜。他已过两岁了，却还不会坐，当然更不会站立。他五官端正，但脑袋总是歪着，嘴总是半张着。他的运动功能和思维功能均已丧失。大哥出于同情和爱怜，是不同意我接回的，因为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然而遥遥无期地放在他身边，也不是办法，病状无医可救乃既成事实。大哥的心情很沉重，他嘴上不说，但心里明白，这次和小刚是生离死别。临行前我特地到照相馆拍了几张照片，一张是父子合影，一张是小刚与几位姐姐的合影。大哥抱着他照了最后一张。

这一年冬全国掀起“上山下乡”运动，所以在杭时我还与哥嫂共同商定二侄女小华的去向。她即将初中毕业，父亲有历史问题，升高中无望，只能走上山下乡之路。与其到本省的农村插队，倒不如去北大荒，能得到我的照顾。这个愿望是大哥提出的，我则慨然应诺，一则因为两家关系亲密，二则我喜欢小华这个侄女。在四姐妹当中，她显得本分老实，性格内向，喜爱文学。可是随着生活变迁，这个共同决定不仅左右了她的人生走向，而且引出不少麻烦，乃至影响到两家关系，却是我始料未及的。】

2023-11-19